商朝灭亡之后，尚书记载周公会见商朝遗民时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即商朝有书籍，记载典章制度等的重要册籍。
既然称之为册，就是要将文字载体装订成书籍或竹书一般。问题在于，如今考古没有发现这样的商朝典册，至于记载甲骨文的甲骨，鲜见成册钻孔的情况，唯一发现装订成册的是在殷墟花园庄东地H3，部分龟甲被钻了一孔（仅有一孔），以绳索将之串联起来成册，学术界称之为“龟册”，但甲骨文册字串系两条绳子（见下图三），龟册与之并不相符，因此“龟册”与尚书中的商朝“册典”不相符，既然如此，周公为何会说“殷先人有册有典”？
商朝已用简牍文书
我们都知道，商朝文字载体较多，主要包括金文、甲骨文、陶文、玉器文字，都是易于保存下来的载体，但商朝有没有不易于保存下来的文字载体呢？鲜为人知的是，以甲骨文来看，商朝已经使用简牍文书，理由如下：
首先，甲骨文除了刀刻之外，还有一些朱书文字，用软笔和颜料书写的，如今一共发现74片。学者研究还认为，商代青铜铭文或先用软笔书写，然后据此再制范铸造。其实，甲骨文中的书、聿（笔的初字）等文字字形，就是手执的象形，说明商代已用毛笔。
其次，甲骨文刻辞、金文书写的方式比较奇怪，多数都为“直行纵向”，就像一条条竖简。其中，十年前在安阳大司空村出土的刻辞牛骨，上面特意划有多条竖线，见上图。如同简牍文书的“直行纵向”刻写方式，显然是受到了日常简牍文书的书写习惯影响。
第三，甲骨文中的典字（见下图），上部为册字，下部为双手，表示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捧着书册，意为重要书籍，具有典范作用。其中，册字与周代竹木简文书造型一致，无疑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说明商代已有简牍文书。
正因如此，尚书记载周公才会说商人“有册有典”。更为重要的是，商人“有册有典”的说法，如今甲骨文予以证实，又一次印证了中国史书的可信度。
甲骨文与简牍区别
通过上文可知，商朝已有简牍文书，应该是简牍文书易于腐烂，导致今日没能发现。但问题是，既然已有便捷的简牍文书，为何商人还要使用甲骨文？原因很简单，两种载体的使用场景大不相同。
殷墟中的甲骨文，有一个基本特性，就是绝大多数都出土于专门的坑中。殷墟发掘者刘一曼曾经表示：殷墟大多数甲骨，都是占卜之后集中保留一段时间才掩埋，“至今未发现专用于存储甲骨的档案库。”
甲骨文是一种祭祀文书，上面有询问鬼神处理办法的问词、对占卜结果的解读、给予鬼神的祭祀回报、验证解读的验词（如果问题解决的话，或还会增加祭祀）等等，因此卜问之后的甲骨，需要保留一段时间再集中掩埋，而不是将之保存在“档案馆”。
说到底，甲骨文不是日常文书，而是一种与鬼神的特殊契约，事完之后还要被集中掩埋在宗庙附近，这也就是为何殷都之外鲜见甲骨文、甲骨文主要出现在坑中的原因。
可见，甲骨文记录的很多事迹，别说周初周人了，就是商人都未必见过。因此，先秦史料中的商朝事迹，比如商汤伐夏时的誓师、盘庚迁殷时的讲话等等，就不可能来自甲骨文，而只会来自商朝简牍文书。当然，甲骨文上没有汤誓、与盘庚讲话内容，但尚书中的商朝文献行文与甲骨文上的高度相似，说明这些商朝史料是可信的，周朝继承了商朝相关简牍文书。
综上，甲骨文是与鬼神契约之书，有其特殊性与神性，但商朝日常使用的主要是简牍文书。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三点思考：
首先，甲骨文是与鬼神一种契约的特殊性，决定了上面未必涉及“夏朝”。因此，不能因为甲骨文上没有找到夏朝记录，就此质疑或否定夏朝的存在。
其次，简牍易于腐烂，导致考古没能发现商代简牍，但以常理度之，当时殷墟应有简牍。因此，考古不是万能的，不能说没有考古发现就是没有，不能说没有夏朝字证就否定夏朝。
第三，李学勤考证认为4000年前尧舜时已经使用简牍文书，因此真实情况或许是：商朝继承尧舜夏朝文献，周朝继承商代文献，故而尧舜夏朝商朝事迹传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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