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浙江杭州西湖竣疏工程中,无意之中发现一批东吴钱币,除了钱范之外,一共有13枚钱币,铜钱上的“大泉五百”四个大字,揭开东吴一段隐史,以至有学者感慨:难怪孙权得不了天下!那么,“大泉五百”到底是什么钱币,与天下大势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东吴铸币,史料记载非常少,只有一句话,却令人不寒而栗。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又云:“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通过历史解读和考古发现可知,孙权称帝之后,于263年春铸造了“大泉五百”,重十二铢,与当时的五百个五铢钱等值。换言之,五铢钱重量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的500倍面值使用,这与抢钱没什么区别。(所谓“大泉”,即为大钱;所谓“铢”,即为汉代重量单位)
此后,“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即孙权又铸造了“大泉当千”,一度成为继王莽后最大的虚值钱。更夸张的还在后面,孙权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又铸造了“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
可以想象,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大泉出现,必然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百姓被越榨越穷,尤其遇到官府拿着大泉强行购买时,损失之大可想而知;二是物价进一步上涨,弄得人心惶惶,所以当时东吴民间物价一天翻几番,才敢收取铜钱,要么索性恢复了物物交换,要么使用以前正常的五铢钱。
《晋书·食货志》记载: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吕蒙偷袭荆州得手,杀死了蜀汉名将关羽,孙权大手一挥,赏钱一亿。按说,得到一亿赏钱,吕蒙应该兴奋吧,但问题在于赏赐的是大钱,老百姓根本不接受,买不了什么东西,所谓“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只能堆在家中。另外,吕蒙杀关羽是在公元220年,说明早在这时孙权就已经铸造“大泉五百”了。
当然,到了246年,由于民间反对声太大,这些大泉被孙权废除,但只是名义上废除,实际还有很大一部分在流通,尤其面值相对不高的“大泉五百”。
无独有偶,远在四川的刘备,也玩虚拟货币这一套,与孙权半斤八两。
《三国志·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记载: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刘巴,这是很多人认为被严重低估的谋士,却出了一个馊主意,建议刘备铸造“直百五铢”,就是一枚五铢钱,却要当五铢钱的100倍面值使用,还是明目张胆的抢钱,造成的后果与东吴一样。过了几年,蜀国甚至还推出“直五百铢”,并一直用到蜀国灭亡。
孙权、刘备在玩货币掠夺时,曹魏却比较实在,做了两件事:一是曹操颁发盗墓证书,设立摸金校尉,盗墓弄钱;二是由于连年战争,经济崩溃,先是废除五铢钱货币交易,钱币在这一时期仅仅保留了赏赐作用,后来魏明帝元年(227年)又重建货币,“行五铢钱”,沿用的是汉朝五铢钱币制,没搞什么大钱。
《晋书》: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于事为便。
显然,对于老百姓而言,曹魏政权更值得信赖,货币政策更为诚实,甚至东吴官员都在使用魏国五铢。考古发现,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西省南昌高荣墓中,相继出土大量的两汉三国钱币,其中就有大量曹魏五铢。最终,“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说明曹魏五铢钱是健康的。
通过魏蜀吴钱币政策对比,可以看到东吴、蜀国的百姓,甚至可能非常欢迎魏国得天下。反过来看,孙权、刘备也就很难夺得天下,群众基础太差。
尤其是历史上的东吴,尽管军事、经济并不差:三国三大战役,即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孙权胜了两场,曹操胜了一场,刘备胜了半场,可见东吴军事不弱;魏蜀吴三国统计人口,魏国400多万,孙权超过250万,刘备百余万,东吴人口基数并不少。但掠夺性的货币政策,足以摧毁东吴民众的支持。如此一来,孙权又如何能够夺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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