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97年，甲申，周桓王二十三年，鲁桓公十五年，齐襄公元年，晋武公十九年，秦武公元年，楚武王四十四年，郑厉公四年
01
上一篇说到周王室财政紧张，派“家父”到鲁国求车，鲁国没给。看来鲁国作为礼仪之邦，遇到利益问题的时候，也是利益优先于礼仪。周王室为什么要去鲁国求车呢？周王室连车都做不出来吗？不是的。因为这个车不是一般的车，而是周天子桓王姬林的葬礼上要用的车。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记载：
“（桓王）二十三年三月乙未（十一），王陟。”
“陟”，升天。《春秋》和《史记》都记为“崩”。古代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距离天最近的就是山，故而天子之死就像山崩，所以我们在史书上经常看到有人用“一旦山陵崩，将如何如何”来代替一旦天子驾崩，将如何如何。
周王室财政从周平王东迁之后已经捉襟见肘，鲁隐公三年（720年）周平王驾崩，周王室就派武子到鲁国求赙，就是求鲁国资助周平王的葬礼。
“隐公三年，秋，武氏子来求赙（fù）”。 《左传》
周王室同时也向列国派了多位使者，但使者转了一圈，答应资助者寥寥，鲁国更是一毛不拔。现在周平王的继位者周桓王也崩了，周王室经历了周郑交恶，财政更是窘迫，故而再次向鲁国求助。
或许有人想，大家勒一勒裤腰带，过两天苦日子，凑点钱把周桓王的葬礼办了不就得了？如果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周王室不会不考虑。之所以依然腆着脸去列国求助，大概率是葬礼的花费要远远高于周王室的实际负担能力。
那么简化一下葬礼的环节，省一省费用可好？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我们看当时的周王室，除了天下共主的名号，实际权力已经出不了王畿之地，像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元首一样，在列国眼里就是个吉祥物。周王室顶着天下大义的名头，占着道德的制高点，那么也就占着礼仪的制高点，如果礼仪上再出纰漏，那仅剩的虚头巴脑的名头也没有了，就会彻底沦为与诸侯国一样的地位，这肯定是周王室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周王室必然要在财政拮据的时候依然在各种仪式上尽量保持高标准的礼仪水平，尽管礼器做得重量轻一些，祭品的肉肥一些，甚至变质，祭服旧了些，但该有的流程一样不会少，不但不会少，还要力求做得比祖先更好，更标准，也就是更繁琐。那这样带来的就是更多的花费。所谓“倒驴不倒架”，哪怕是糊一个纸老虎出来，粉饰一个太平，也比捅破这层窗户纸强。这些情形在历代王朝末期，不绝于史书。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因此，周王室宁可去向诸侯国求助，维持周天子葬礼的一个表面上的庄重繁华，也不会真正放下脸面，以自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搞一个简单朴素的葬礼。当然，假如周王室真能实事求是，不再去维持虚假的繁荣，励精图治，那么周王室后面就不会出现吹鼓手掉井里——响着响着不响了的局面，历史就将改写了，这是个互为因果的事情。而周王室这种要面子不要里子的行为，跟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修园子又有什么区别呢？虽然相隔2000多年，但人性没变。
所以这次周王室的使者们又是公费旅游一圈，什么也没得到。而周桓王还没下葬呢，周王室又出了变故。
02
周桓王姬林有两个儿子太子姬佗（tuó）和小儿子姬克，也称王子克。当然周桓王可能也有别的儿子，只是史书未载。周桓王犯了春秋时期大部分诸侯都犯的毛病——宠爱小儿子，宠爱到什么程度呢？他先是规定了由太子姬佗即位，然后又将小儿子王子克托孤给周公黑肩，并且规定太子姬佗死后，由王子克即位，周公黑肩做见证人。
周桓王姬林跟周公黑肩托孤时说：
“立子以嫡，礼也，然而次子克，予一人所钟爱，异日兄终弟及，赖卿大力成全。”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每每有周桓王弥留之际是不是已经精神错乱的感觉。为什么呢？因其嘴上说“不愿意打破立嫡长子的制度”，但后面又让周公黑肩实施“兄终弟及”的制度，这不是精神有问题是什么呢？
周桓王这个举动还不止于此，首先他打破了“立嫡立长”的继承制度，其次他又犯了“隔代指定继承人”的大忌，这两点结合起来，又双管齐下，破坏掉了周王室唯一可以凌驾于诸侯的“礼制”，相当于从法理上把周王室的至高地位给剥夺了，与频频“非礼”的诸侯毫无二致。“礼制”从此就彻头彻尾成了一个摆设，周王室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也被拿掉了。
“父死嫡继”变“兄终弟及”的危害我们前文多次讲过。为什么“隔代指定继承人”也是大忌呢？
因为在没有监督的封建王朝，一旦提前指定太孙，则太孙身边必然聚集一批想坐第一班船的人，未来的天子与现在的天子同样有吸引力。当太子变成天子，太孙变成太子，聚集在太孙身边的批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慢慢的倾向于让新天子早点“崩”，以便尽快掌权。
同时现在的太子在当年太孙时期已经开始积聚势力，到成为太子之后，局势进一步明朗，必然会形成朝堂上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的意志一旦与天子的意志不同时，必然会闹出矛盾。
而这种隔代的继承人一旦登基，往往要封赏等了很久的近臣，这进一步增加了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使隔代继承人的后代登基以后，面临的就是一个尾大不掉的权臣集团。
所以，隔代指定继承人这种措施一旦实行，在古代封建王朝往往就是朝廷政局动荡的开始。
像明宣宗朱瞻基就是从太孙到太子再到天子，他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在“土木堡之变”被俘虏的皇帝。从明英宗以后，明朝政局动荡，由盛转衰了。
清代的乾隆也相当于隔代指定，康熙对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弘历非常喜爱，这种喜爱对雍正即位也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当乾隆即位以后，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高峰就到了，然后就是嘉庆-道光两朝的政治动荡，清朝国力由盛转衰。
因此，周桓王搞的这个隔代指定继承人只会加剧周王室内部动荡，对周王室的复兴百害而无一利。
03
待周桓王崩后，太子姬佗即位，是为周庄王。周庄王三年（前694年），顾命大臣周公黑肩果然等不及了，他打算杀死周庄王，改立王子克为君。大夫辛拨劝谏周公黑肩说：
“妾媵并同于王后，庶子相等于嫡子，权臣和卿士互相争权，大城和国都的规制一样，这都是祸乱的根本。”
周公黑肩没有听从，于是辛伯告发了周公黑肩。周庄王在辛伯的帮助下杀死了周公黑肩，王子克见事情败露，便逃亡到南燕，史称王子克之乱。之后，历史上就再也没有王子克的记载了。
而周桓王呢？这时候还没下葬呢。为什么？我想一方面是周王室财政确实窘迫，诸侯又不解囊帮助，周王室实在无力把全套天子葬礼做足，毕竟葬礼上仅步骤就有21步，还要陪葬很多青铜礼器，玉器，贝币等等，周王室根本负担不起。
另一方面就是周庄王对父亲周桓王的安排内心是愤恨的，周桓王手一指就把下一任天子给定为王子克了，合着周庄王姬佗的孩子就只能当王子了。王子克当了一任天子后，肯定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不可能传位给他侄子的，等于周庄王这一支从此以后就跟天子之位无缘了。所以，周庄王借口财政窘迫而不葬周桓王，从人性上来推测，也是可能的。甚至派遣“家父”去求车也是给诸侯国演一出将计就计的戏。因为周王室从此以后，除了在鲁宣公十年（前599）派人到鲁国又“聘”了一次之外，历次天子驾崩，再没求助过诸侯。
从时间线上来看：
公元前697年，周桓王驾崩，周庄王继位；
公元前694年，王子克之乱被周庄王平定；
公元前693年，周庄王赏赐鲁桓公；
公元前691年，葬父亲周桓王。
周桓王下葬的时间在王子克之乱被平定之后，而且下葬之前两年还赏赐了一次鲁桓公。有钱赏赐诸侯没钱搞葬礼？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周庄王是借题发挥，直到王子克这个心腹大患被除掉以后，才真正放下心来。那么，如果王子克没有被除掉呢？而是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呢？周桓王什么时候下葬？我不敢想。那么周桓王被停灵7年才葬，尸体不会腐烂吗？估计是早就做成木乃伊了。想一想，后背发凉。
04
因为这次周桓王的下葬时间太长了，后世儒生连掩饰都无法掩饰，所以必须以胡搅蛮缠的形式歪楼才能成功引开注意力。《公羊传》说：
“改葬也。盖缓本借为爰……能避风而他适，是亦易居之义。然则爰者，即爰土易居之训，正谓改葬也。”
（“缓葬”是不对的，确实是“改葬”，但“改葬”是换个地方葬，有迁坟之意。）《谷梁传》这次没啥异议，说对对对。
但《礼记·王制》写的很明白“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如果周庄王是七年之后又迁坟，那第一次下葬的记载呢？一个诸侯下葬都有记载，周天子下葬不可能没有记载。所以公元前691年记载的“葬桓王”只能是停灵七年始葬。
这一条说不通，就有人从一些字眼上挑理，比如从《左传》中“夏五月，葬桓王，缓也。”的“缓”字去硬说不是改葬，是缓葬，由此引发一大堆文字官司，这一下子又把水搅浑了。章太炎说：
“缓至七年始葬，情理所无。”
缓几个月情有可原，谁见过一下子缓七年的？
那么《左传》为什么不能直接写“安葬桓王”呢？恐怕这也是没办法，一方面为尊者讳，一方面又要把历史尽量忠实的表达出来，所以只写了个“葬”，后面又跟个“缓也”，以这种不合理的写法来引起后世读者的注意。
史学家，不好当。
而被郑庄公打掉天子权威、因遗嘱有问题而导致内乱的周桓王，死后7年终于可以入土为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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