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至今仍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个国人。在这个制度下，统治集团内部常有两类人，朱常浩、严如煜就是这两类人的样本。哪类人占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的治、乱。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个王朝内，朱常浩类的总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得势;严如煜类的总是越来越少，越来越边缘化。于是，类似明末的结局总是一再上演。
汉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鲜有其匹。我们之所以自称汉族、我们的语言之所以称为汉语，都源自大汉王朝----第一个长期存在郡县制统一国家。而汉朝之名则来自汉水。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后，刘邦被势力最强大的项羽挤到南郑(即今天的汉中)做“汉王”。以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为核心的刘邦集团在汉水盆地修养生息、集聚力量，最后打败项羽，统一国家，建立了汉朝。所以辛弃疾说“汉中开汉业”。
后来一心“匡扶汉室”的刘备，也是靠定军山一战，夺得汉中，才能据有西蜀，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诸葛亮长期亲驻汉中，其继任者蒋琬和费祎都曾长期在此驻扎。从魏延镇守汉中开始，险要之处都设立营寨，充实兵力，凭险据守，使进攻的魏军难入一步。继诸葛亮主持蜀汉军事战略的姜维，令汉中守军主力退驻汉寿(今常德市辖县)，自撤汉中险要之备。结果钟会长驱直入，唾手而得汉中。汉中一失，蜀汉再无生路。正是“成也汉中，败也汉中”。
所以，今天汉中的旅游业，总以西汉、三国遗迹为主要卖点。然而，汉中伴随我们这个社会在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中一直走到今天，我们先辈走过的艰辛历程和留下的带血教训，同样刻在汉中的历史上，惜乎时人多视而不见。朱常浩和严如煜就是两个典型。
朱常浩，明神宗(朱翊钧)之第五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被封为“瑞王”，建藩汉中。在郡县制统一国家里，皇族位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在明神宗诸子中，朱常浩并不得势，所以被封到远离政治中心的汉中。这样一个不得势的皇子，在社会大众的眼中是何形象?
《明史·地理志》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瑞王府于南郑(汉中附郭首县)”。瑞王府在汉中城内北教场，规模宏大，房屋毗连。其范围：东包莲花池，南至西大街，西包今北教场粮库，北靠城墙，几乎占了汉中城的四分之一强，犹嫌“狭窄”，还把北城墙向外推移，扩展府邸地基。据民国郭凤洲主编《续修南郑县志》“城池”类载：“明天启元年(1621年)，建瑞藩，展北二丈十步。”这一切都是在朱常浩到汉中之前进行的。王府建成六年后，朱常浩才到汉中住下，“天启七年(1627年2)，之藩汉中”(《明史·瑞王朱常浩传》)。
到汉中后不到一年，农民起义的烈火就包围了汉中。朱常浩只好向崇祯帝朱由检哭诉：
“臣在万山绝谷中，贼四面至，覆亡无日。臣肺腑至亲，籓封最僻，而于寇盗至迫，惟陛下哀怜。”(同上)
一遍哭诉还不忘一边表功：“臣捐犒军赈饥银七千余两”。这七千余两银是什么概念?史载“常浩年已二十有五，尚末选婚。……，而日索部帑为婚费，赢十八万，藏宫中，且言冠服不能备”(同上)。两相比较，“犒军赈饥”与“冠服”在这位端王心目中的地位立现。而“常浩在宫中，衣服礼秩降等”。可以想见，那些“衣服礼秩”不降等的皇族成员，仅“冠服”一项要靡费多少民脂民膏。
自元代以后，汉中在行政上就归陕西管理。然而“及寇逼秦中，将吏不能救，乞师于蜀。总兵官侯良柱援之，遂奔重庆。陇西士大夫多挈家以从。十七年，张献忠陷重庆，被执，遇害”(同上)。这位端王南逃到四川的大城市重庆，还是难逃一死。
其实，他向之乞怜的崇祯帝，在农民起义的烈焰中，也难逃一死。在宫廷斗争中比朱常浩得势的楚王朱华奎，封在远比汉中繁华的武昌。朱华奎在位六十三年，府内钱财堆积如山。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进攻武昌，湖广地方大员齐聚楚王府，跪求朱华奎捐资助饷，朱华奎指着洪武朝所赐之裹金交椅，说道：“此可佐军，他无有!”。武昌被攻陷后，义军“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笑曰：“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随后把朱华奎放进竹笼，沉入江中，尽杀楚王宗室(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
明末这一幕，展现了郡县制大一统王朝末期，皇族的悲惨下场。而导致这下场的因素之一，就是皇族之贪鄙短视，之聚敛无度，之要钱不要命。后世文人多着墨于张献忠的残暴，在满清文字狱阴影下的文人，其文字未必可信，抹黑农民起义的首领，以取悦当时的统治者，倒是合乎情理的。即便张献忠真的残暴，残暴之徒何时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何明末张献忠能颠仆不灭，终成气候，以至横扫大半个中国，建立起大西政权?为何有那么多的人成了他的徒众?
端王朱常浩聚敛的最大成果，恐怕就是汉中那宏大富丽的端王府了。朱常浩逃走后，瑞王府便被当地人拆除尽净。到清代时，已成废墟，仅存后花园遗址。
1982年7月，成立“汉中市汉湖公园筹建处”，在原明朝瑞王府后花园遗址基础上改建公园，1989年由原“汉湖公园筹建处”更名为“汉中市莲花池公园管理处”。2014年元月，莲花池公园正式对外免票开放。现在湖中的两座太古石，就是瑞王府仅存遗物。
明末皇族的聚敛，落得如此结局，岂不发人深省。
大明一朝亡于农民起义的怒潮。这怒潮因何而起，则是后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汉中位于川、陕、楚交界处，四周都是山区。明、清两朝一直是社会动荡之源。清代的汉中知府严如煜，是统治集团中直面这个问题的人物之一。他因此成为清代汉中最值得回顾之人。但除了清史研究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
严如煜(1759—1826)湖南溆浦人。字炳文，一字苏亭，号乐园(一说字乐园)。曾就读岳麓书院。留心经世之学，精研天文，地理，兵法。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举优贡。
明末李自成起义根据地在商洛地区，起义失败后，清军清剿当地起义农民，使当地人口严重损失。以至于在清政府成立后一段时间，在陕西南部形成了地方上“有官可置、无民可治”的现象，地方政府税收寥寥无几。为改变这种现象，清政府借鉴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经验，向陕西南部山区实施强制性移民。使移民成为这里人口的主体。原有稳定社会的宗族结构被削弱。随着人口增多，又出现了向深山老林寻求生存空间的“棚民”潮，社会更不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川、陕、楚白莲教起义。
严如煜以洵阳县(清属兴安府，今属安康)知县起家，后升至汉中知府、陕西按察使，从嘉庆初年起参与镇压三省交界地区的反抗活动先后达20余年。流民问题素来是危及统治集团的重大因素，三省地区流民反抗的规模之广，声势之大，影响之巨，历来为其他地区所不及，而自明代以来，尤为严重威胁，劳师糜饷，卒无所成。清代嘉庆初期的川、陕、楚白莲教军即以此地区为反抗中心。
严峻的态势使严如煜认识到，仅靠武力解决不了问题，需要了解导致社会动乱的根源，方能有的放矢、釜底抽薪。于是他对三省山区的社会，尤其是其底层人口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实地考察，写出了《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一书。当时知识界流行的是考据学，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很难进入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法眼。严如煜此举简直就是惊世骇俗、凤毛麟角。
书中描述了棚民的流向和棚民名称的缘起：
“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复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做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
书中较详细记述了山内棚民的生计：
农业口粮：“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到丈许，一株常二三包。山民言大米不耐饥，而包米能果腹。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与大麦之用相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
零星杂用：“山民粥之外，盐、布、零星杂用不能不借资商贾。负粮贸易，道路辽远，故喂畜猪只，多者至数十头，或生驱出山，或腌作脯，转卖以资日用。”
交易方式：“山民贸易，定期赴场。场有在市旁者，亦有开于无人烟之处，曰‘荒场’。”
经营工厂：“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当时有人认为山内办厂，容易聚众，聚众则容易闹事，所以主张解散各厂以消弭乱源。严如煜反对这种主张，力主建厂以维流民生计，他说“若不准开厂，则工作之人，无资以生，添数十万无业流民，难保其不附从作乱。”严氏所论，显示了他从保障民生出发的政治眼光。
严如煜在《棚民叹》一诗中，用写实的手法记录了棚民们艰辛、悲惨而无望的处境。
终南古陆海，千里望苍茫。板屋几土著，结棚满山梁。
扶老携释弱，鹈结无完裳。画烦支礁石，夜宿依空桑。
远从楚黔蜀， 来垦老林荒。
……
冲寒砍棘树，夜烧连从篁。雨水才过节，伛偻挥锄忙。
春深挑野菜，续命糁米汤。指望收成好，满蟑歌穰穗。
谁知山地薄，涂泥壤非黄。年深叶成土，一年肥于肪。
三载五载后，硗确锸刀锥。况复近岁来，低山尽村庄，
沟岔无余土， 但剩老青冈。
这些来自四方的流民之间没有宗族和礼教等纽带关系。严如煜认为这正是流民的“致乱”之由：
“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连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奸骗之事，无日不有。人理既灭，事变所以频仍也。”
他注意到，棚民中有一部分不事生产的人，被称为“闲打浪”，是破坏社会秩序的消极力量：
“山内各色痞徒，闲游城市者，统谓之‘闲打浪’。此辈值有军兴，则充乡勇营夫，所得银钱，随手花销。遇蝈匪则相丛劫掠;值兵役亦相帮搜捕。不事生产，总非善良。闲打浪既久，便成蝈匪。蝈匪之众，即为教匪流贼。能令地无游民，则盗贼自弭矣。”
他看到了稳定社会的关键：“能令地无游民，则盗贼自弭矣”。
恢复生产、澄清政治是“令地无游民”的必要前提。汉中战乱已久，民生凋敝。在汉中知府任上，严如煜遍视村寨，察访民间疾苦，劝民耕织，他亲自编写通俗易懂的《耕田歌》、《教织歌》等歌谣，教百姓传唱，教导百姓安心耕织，勤俭成家。
陕西郑渠、白渠、龙首渠等水利设施年久废毁，稍有旱情便成灾，严如煜组织修治，全部恢复。还修复山河、五门、杨坝诸堰，灌田数万顷。
某年大饥，他因督筑宁陕新旧城，年底才回府，请赈的期限已过，巡抚感到为难。他正月初一进谒巡抚，解下印绶，禀道：“某治郡无状，致天灾，宜劾。且十数万人待死沟渎，请赈勿得，亦无面目还郡也。”伏地流涕不起，感动了巡抚，最终请赈以归。
严如煜深知“民为邦本”，忠实践行民本思想。他为治廉勤，讼无宿留，民间有“严不再炊”之谣，意思是说严如煜为民办事，不等第二天。他为官注重深入实际，经常走村串乡，熟悉风土人情、山川形势，熟知民众的心理，民众所盼望的，因势利导促成之，民众所厌恶的，顺乎民心消除之。平日又不修边幅，待人随和，路上行人遇到他，还以为是田夫野老，不知是堂堂太守大人。
而今到汉中，不妨去看看汉中中学。那是汉南书院的旧址。汉南书院毁于战火，经严如煜修复、扩建，奠定了其基本格局。那里至今留有汉南书院的遗迹。
以今天的视角看，严如煜显然是统治集团的成员之一。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更不是共产党员。然而在哪个朱常浩们大肆聚敛，搞得民生凋敝的时代，他认识到安定民生是社会稳定之本，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结果，百姓对他视同亲生父母，“其卒也，秦民巷哭，如失慈父母”(《严如煜墓志铭》陶澍(布政使衔陕西按察使))。与之相比，时下那些致力于聚敛的“共产党员”、那些为聚敛势力摇唇鼓舌的“优秀共产党员”，那些为新生资产阶级辩护的“党校教授”们，情何以堪?别忘了严如煜不过是旧时代官僚体系中的一员而已。
郡县制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至今仍在深深地影响着每个国人。在这个制度下，统治集团内部常有两类人，朱常浩、严如煜就是这两类人的样本。哪类人占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的治、乱。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个王朝内，朱常浩类的总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得势;严如煜类的总是越来越少，越来越边缘化。于是，类似明末的结局总是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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