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的麻醉
文/雪雁鸣
我喜欢“竹林七贤”，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王戎、山涛、向秀、嵇康、阮籍、阮咸、刘伶这个小群体当中，有两位阮氏，阮家还有“竹林遗风”的门楼，让我更是情有独钟。
在那个时代，逃离现实，不问世事，用酒精麻醉自己，躲进竹林，鼓盆高歌，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为什么要逃离现实、麻醉自己呢？
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堪，有着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封建割据，文人学士面对这一状况是无可奈何的，但他们肩起了文化构建的责任，最突出的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发达，文学开始觉醒了，文人的个性开始了，文人由儒而玄，崇尚之风渐渐变易，《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这门幽远深奥的学问在这个文人队伍中的特殊群体——归隐之仕当中渐渐铺陈。
有人说，出世不用麻醉自己，出世之后是很潇洒的，姜太公、陶渊明、王羲之、郑板桥、李白、杜甫等都是超脱人世的，但他们的出世，在形态上是自由的，而内心也是痛苦的。姜太公的出世是痛恨纣王的暴行，但他还是心系黎民的，他在渭水河边甘愿成为一钓翁，他的心不在鱼，而在天下，而在等待明主的到来，他的理想实现了，文王的到来，使他终于意气风发，保国有了时机。
隐逸之宗的陶渊明，虽说是不想为“五斗米折腰”，但他还有更深的苦衷，是迫不得而为之，但这并消减他的归隐形象。他在朝中由于正直不阿，导致那些恶人三番五次想迫害他。还是走吧，现实太残酷，官场太险恶，既然不容我，那我就远离抱负，把折腰的机会让给他们吧，让我的“猛志逸四海”、“大济于苍生”的气概化着泥土长出香逸的菊花，伴我看南山的悠闲。
李白的既有入世的情怀，也有出世的洒脱，他的入世是艰难的，朝廷也不是好呆的，处处有芒刺，还是仗剑江湖吧，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明了他的志向：“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而他壮志难酬，远离宫阙，诗酒终生。古代文人，诸多都有一身傲骨，既追求利禄，也鄙视利碌，说追求，是想在利禄之中为国出力；说鄙视，是食朝廷利禄的过程中，见到了太多的黑暗贪腐。终于在时局当中参透了人生，归隐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不是想成为隐逸的高士，但在漫长的过程中修炼成了高士，是山水的灵性滋润了他，按现在的说法，他们是最接地气的文人学士，是直接与林泉为邻的世外高人。他们想厚德载物，他们想风骨飘逸，他们想旷达于世，他们想宁静致远，他们想达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气度。
流传甚广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但更能显现归隐神态的更是归隐山林的隐士，那种隐于朝的高官，只是为自己找了一个下台阶的路，只是把自己当着高人一等的隐士，标榜自己是高人，他们在朝廷食丰厚的俸禄，而居官无为，不谋其政，却自我标榜“大隐隐于朝”，而实际上多有蛀虫。他们是欺世盗名的诈隐，是素餐尸位的“朝隐”，实际就是在食俸禄中继续玩弄权术，他们永远成不了避世高遁的名士。
像屈原、杜甫，他们狂放不羁的豪气，在残酷的现实中难以冲开，他们追求精神的永恒，他们抱着“君子固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因为他们守着理想不肯向现实屈服，可他们的理想没有“入世”，他们的肉体又不能“出世”，这才是他们这类古代读书人最大的悲哀。
由“入世做事、出世做人”的规则，再次想到了“竹林七贤”，在他们这七人当中，也不都是贤者，山涛热衷权位，王戎逐渐爱钱，这就不是纯粹的隐士了。刘伶、阮咸终日醉酒而不省人事，就不是清醒的隐士，而是用酒麻醉自己，是一个现实的逃避者。
有家国情怀的名士如王导、谢安等人，用儒家的积极济世者稀疏零落，大都是趋势拜金、放纵游逸之辈，他们要么是用酒精麻醉自己，要么是用权势利欲麻醉自己。
增广贤文所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正是那些持着悲观思想的隐士出世的理由，在琴筑声中，在碰杯之时，似乎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写到这里，我忽而想到，现代的人不满现实的太多，但有几人辞官不做、抛弃尊位厚禄而归隐乡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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