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幽王，第二年，继任者周平王为“避尤戎难，东徙锥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因秦襄公护卫东迁雏邑之功，周平王始封秦为诸侯。自立国至公元前206年王朝灭亡，秦国柞绵延560多年。以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为标志，其可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和一统天下的秦王朝两段。
秦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诸侯国，直到战国初期，秦国仍是个偏隅一方的弱国。但战国后期，他便能争雄七国，结束春秋战国纷争的局面，一统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王朝。自古以来后人对于秦实现统一的政治制度、经济形式以及思想文化传统等诸种缘由进行了颇多探索，也不乏深刻见解。但不可忽视秦有着不断发展的交通事业这一历史事实，也是秦国由弱变强，一统六国的重要原因，
据史书记载，秦祖先多是交通史上著称的人物。殷封王重臣蜚镰，也以“善走”著称于世。后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的非子，因为周王室“主马于沂渭之间”，“马大蕃息”功绩卓著，被周孝王予以重用。秦人立国，也直接与护卫周平王东迁雏邑这一重要的交通活动有关。由此观之，夏商周三代，早期秦人就有着发展交通的优良传统。
经过夏、商、西周三代在交通上的继续建树，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交通已逐渐趋于发达。从频繁的会盟，不时的战争，发达的商业，普遍使用的车辆、马匹等方面都可看出此时我国道路已初具规模，交通活动也甚为活跃。列国政府也都十分重视路政，对各地道路馆舍等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已成为检测政府行政效能的标尺之一。交通道路的建设与维护愈来愈为列国所重视，秦亦不例外。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道路交通也不断的开拓发展。自西周灭亡之后，秦国在西部地区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对我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做出了贡献。较之西周在政权建立后，逐步以“成周”为天下之中不同，秦自始至终都是以关中为立国之本的。在秦国迁都咸阳后，不遗余力的以都城为中心开辟道路，以咸阳为中心初步建立起通达四方的便利、快捷的交通网。
秦击灭东方列国后，北击匈奴，南下百越，疆域迅速扩展。秦朝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连接，“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根据“车同轨”的要求修筑了全国交通干线。为了控制广阔的国土，秦始皇修建了“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由首都咸阳通到全国各地的驰道，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务，又“堑山埋谷千八百里”修筑直道。在西南地区，还修筑了五尺道。
在水路方面，秦积极开拓黄渭水道，鲸吞巴蜀之后，又加强了对江汉水道的开发利用。为南进百越，秦凿通灵渠，连接起了长江、珠江水系。从最先构建起黄渭、江汉水道，进而凿通灵渠连接起珠江、长江水系，实现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的沟通。并且在战争运输过程中，秦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沿水道建立粮仓、转运粮草的方法和制度，初步奠定了后世的漕运制度。
秦道路交通发展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的交通，已经相当发达。彼此间的军事活动、朝聘会盟、宦学交游，商旅贸易往来频繁。各国对内对外日渐增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需求，不断地推动道路交通发展。但在这些影响交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秦交通发展有着自身独有的特点，即存在浓厚的军事色彩。
“东进”虽是秦国一贯的国策方针，但秦国并未拘泥于此不加变通，相反在国之四方均有作为，自秦穆公以来，西北击灭戎翟，西南攻取巴蜀，北方阻击匈奴，并不断蚕食东南西南领土，远交而近攻。将武力作为交通开拓的重要手段，为日后席卷天下不断谋求战略主动。同时，“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于函谷关十五年以攻诸侯者，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秦国立足本位，协调内外交通发展，以攻代守，以守谋攻，有攻有守，相得益彰。一方面不断壮大国力，对中原各国保持军事优势，另一方面保有对交通要道的占据，形成“进攻性防御”的有利态势。
在发展模式上，秦以军事化主导交通发展。在春秋时期，列国交往频繁，秦国由于地处西北一隅却被排挤在外，直至战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国作为偏隅一方的小国，诸侯国仍夷狄视之，不与会盟，往来稀疏。更加之函谷关、武关、黄河水道等交通要道为周边列国所控制，秦国交通条件显然劣于“诸侯四通，调达辐犊”的中原各国。面对东方诸侯国的蔑视，秦国并未固步自封，而是积极接受中原文化，谋求交往中取得主动。
因此采取了不同于东方列国的交通发展模式，一方面，其以战争开拓来改变交通落后局面。秦国道路交通的发展实质上成为了争人争地的交通战。另一面，如齐国“景公筑路寝之台，三年未息;又为长康之役，二年未息;又为邹之长途。晏子谏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秦国不断对外用兵，秦王朝建立后也征调大量民力建驰道、直道、长城等大规模的交通工程却少见劝谏。由之可见在交通发展上秦国君臣战略明晰，政策认识高度一致。同时这些宏大工程的兴建易于树立个人权威，体现了中央集权的高效，也推进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与巩固。
在交通体系上，秦初步建立起了畅通的国家交通网。出于急迫的军事需求，秦国不遗余力的以都城为中心开辟道路，进而以便利的交通为前提，征战四方。在秦王朝建立之后，秦按不同因素主导地域交通，政治军事中心附近的区域，其交通开辟发展的军事因素就强，如旨在拱卫关中的直道、长城的修筑，反之则军事因素色彩则淡化一些。但不断远离都城的区域，并非全然不受秦军事因素制约，其交通发展之军事因素更多体现在粮草后勤物资的供应上。修驰道、凿水渠，实行“车同轨”的制度。
秦帝国虽然只统治了短短15年(公元前221年一公元前206年)便被推翻，但却给继起的西汉王朝留下了一份雄厚的遗产。通过汉王朝的进一步推进，秦汉交通为我国之后两千多年的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陆路发展的军事因素研究
陆路承载了古代绝大多数的交通活动，是各国尤其是内陆国家最重要的交通形式。秦统一六国后，为打击六国贵族的复辟活动，抵御匈奴的骚扰，还修建了驰道及直道。秦都城与长城的战略规划也直接影响到了交通发展，使秦交通在宏观层面展现出了新的格局。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僻处西北，在东周迁都锥邑后，秦国在西部交通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自秦穆公以来，面对与邻近诸国的频繁战争，秦国四面出击，在东方扼住晴函通道并巩固东北、东南方向道路，同时，还相继打通了西北、西南的交通。
东方大道:
秦国与东方诸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联系紧密。但是因为地形、水文等自然地理条件限制，秦国与各国之间虽然纵贯南北，绵延千里，横贯东西的陆路干线却只有三条:蜻函通道;晋南、豫北通道;商洛、南阳通道。由于战国时秦国不断向外开拓，这三条通行已久的道路被赋予了新的战略意义。在被秦国据有后，秦国为守关中，凭藉蜻函、黄河、少习山的险要地势，在这三条通道修建了函谷关、临晋关和武关，三关相守唇齿相依，“一方不戒，三险俱失”作为一个整体有机战略防御体系，来阻挡敌军的入侵。
蜻函通道
蜻函通道又名豫西通道，其西出长安，起于撞关，过秦函谷关，经陕州，过狭石关、雁岭关到今新安县东，出汉函谷关到洛阳，全长约400华里。为长安和洛阳之间的一条天然的交通通道，是秦国东出关中最重要、最便捷的道路。由于自然地理原因，长安、洛阳两地之间，只有这里狭窄修长，地势平缓，适合往来。作为长安与洛阳之间的一切流通必经之地，对一直全力东进的秦国而言自然也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军事意义。
蜻函通道山路狭窄，高崖陡峭，“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天日。”险要的地势使其便于设置险关要塞且易守难攻。尤其矗立在此的锁钥之地一函谷关 (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弘农河畔)，成为了一直以来阻遏秦国势力东进的军事要冲。
春秋时期，函谷关为晋国要塞，时称“桃林塞”。晋国通过桃林塞控制着穿行蜻山北麓的东西向军事通道。并在晋文公时驻兵坚守，“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以期阻断秦国东出的军事行动，不使秦人'结外援，东西图己”。秦国虽不断抗争，几百年间桃林塞还是遏制了秦国东进的既定战略。直到秦献公时，秦国相继与晋、魏战于石门、少梁并获得胜利，方才占据此地。据有桃林塞，不仅将秦国势力嵌进中原地区，而且面对东方诸国，秦国达到了其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意图。
秦在占领桃林塞之后，便置函谷关，并以军事化构筑和管理来防御关东诸侯。秦将关城置于山涧之西，“西攻者以车战之师前来叩关，下行至河谷后，无论是一路逐队，或者借枯水冰封季节横阵前进，则庞大高显得战车，正好成为其克星强弩射杀的目标。”并且秦法规定，进关的人要办理入关通行证一布帛，进出城门必须严格办理手续，“终军入关得布列帛”，为的是能以“半帛合符为信也”。同时加强关城守备，“日入则闭，鸡鸣则开，秦法也。”孟尝君鸡鸣过关，一事也足以说明函谷关守备之森严。
秦国对函谷关的军事性防御设置也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从战国时期开始，函谷关战争逐渐增多，关东诸国先后多次大规模并力攻秦。最终也多以失败告终，究其缘由，失败固然有这几国不能团结所招致，但也说明秦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军事价值。在战国时期，秦人在阻击各诸侯国进攻的同时也经常东出此关，穿越晴函通道进军中原。秦国不管是用兵还是恫吓，常常享受诸侯的割地;但当敌人偶尔攻入函谷关的时候，如:公元前298年，齐、韩、魏联兵攻秦，历经三年战争，攻破函谷关。面对函谷关的失守，秦却也不能不忍痛屈服，割地讲和。
晋南、豫北通道
此道主要位于秦国的东北方向。按史念海先生描述，此道“由咸阳循渭水东行，经过栋阳和大荔王城……秦已取得蒲坂，而魏国又献安邑……这条道路已经伸入魏境。其后，被顶太原，设太原郡，这条道路更溯汾水北上，抵达太原郡。”这条道路被晋陕边界的黄河天险一分为二，对秦国军事战略意义最大的是黄河以西段。所以秦对晋南、豫北通道的争夺开拓，最主要体现在与魏国的河西地区之争。公元前419年，魏文侯任用吴起为大将军，于公元前408年侵占了秦国的河西地区，建立河西郡。秦丧失与魏相隔的黄河天险，嵌入河西地区的魏国军队成为秦国东进的心腹大患。为收复河西地区，秦国耗时近四十年(公元前366年一公元前329年)，历经秦献公、秦孝公、秦惠文王三位君主，秦方全有河西之地。
至此秦完全掌握了黄河天险，控制了此条要道，并在此筑起了临晋关和长城，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奠定了进军中原的基础。但是此条道路因为跨越黄河，在当时而言，大军要渡过黄河作战是相当困难的，纵使架桥、造船也需大量的人力、物力。再加之秦国在此置有临晋关和长城，使山东诸国不愿走此道伐秦。“事实上，自公元前330年秦收复河西失地之后，三晋或诸侯联军没有一次敢于从蒲津、夏阳或龙门强渡黄河来向秦讨战的。所以这条也不是秦的主要防御方向。”
商洛、南阳通道
此道又名武关道，位于秦国东南方向。“由咸阳东南行，经过商于和丹阳，可以达到宛、攘。”此道连接长安，途经蓝田、商州，至河南内乡、邓州之间，深入荆襄地区，是连接关中地区与江汉地区的重要道路。最初是商末时楚族人由中原而入江汉平原，辗转迁徙过程中开辟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楚、秦两国先后崛起，商洛、南阳通道在两国时而亲善时而攻伐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开拓并初具规模。由于秦、楚战争频发，武关道上狼烟四起，兵戈常见，于是武关道作为一条战略要道，其战略地位及其军事作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为此秦、楚两国在此道上先后设置关塞防御对方入侵，秦孝公时在丹江上游地区建了“商城塞”，而在商鞍变法之后秦国势力迅速崛起，对楚国地域虎视眺耽，楚国为御秦军南下不得已也建置了少习关，即武关。
武关(位于今陕西省丹凤县东南武关乡)，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三秦要塞”之称。楚国初建时称少习关，位于少习山下。然秦取商砖地区后，改位于该地的少习关为武关，秦国得以独占武关之险，同时武关成为攻楚的重要进出门户。
秦国向外发展的主要方向在东面和南面，所以函谷关之外，武关也一直受秦国重视。战国中后期，秦国先后三次过武关对楚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借助武关这一重要战略基地，秦国屡败楚军，夺得了楚国大片领土。
西北方向
春秋时期，义渠戎国发展为大国，“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成为秦国称霸西北地区的主要障碍和对手，其与秦国的战争长期不休，先后抗衡了近二百年。
《史记·秦本记》记载，秦穆公时，义渠戎王曾派由余出使秦国，穆公惜由余治国之才，使反间计留为己用。战国后期渭河上游完全归属秦国版图。但自秦厉公再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后，到秦躁公十三年，义渠经过休养生息，反扑秦国，不仅收复了失地，“侵秦至渭阳”侵入了秦的腹地渭水流域。秦惠公时又趁义渠骄纵自满，国力衰退之际大败义渠，占其部分土地。两年之后，义渠趁秦国受中原五国讨伐之危急时刻，起兵袭秦，“败秦师于李伯”此后，秦交替使用武力与怀柔手段。
史念海先生解释为:这样的情况多有存在，有很多地方交通道路不见经传，但不能因此说没有史籍证明，就不存在。结合秦始皇的第一次出巡，便是西北行，“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我们可以得知，秦国在三郡与都城咸阳间不仅确实存在道路，而且实施着有效政治统治。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