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年前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教《语言学概论》的叶斐声教授说过的一句话:
我曾经刻过一方印章,文字为“魏武之后”,刻成便觉有些浅妄可笑,迄未钤用。但我深信,在我的灵魂深处或云遗传密码中正有一条悠远的文脉,它时时感召着我,使我面对文字和艺术时不能自已,他预示着我的发展前景。
人生的乐趣,莫过于求知欲的得到满足。我的兴趣广泛,几乎涉及到文史地动植等一切领域,但考大学的择业误会与之发生抵牾,使我只有通过自学才能继续深造。幸好“文革”阻断学业,才使日后的回归出现转机。因我属半吊子工科毕业,分配到工厂跟班劳动。工余别人娱乐消遣,而我却沉浸在当时能找到的书籍中。随后所谓“封、资、修”的孑遣也不能保有,只能啃辞典。这些由事实证明决非枉抛心力。我愈益信奉自学不失为一种进退裕如的学习方式,它锻炼了我的耐劳力,更扶持了我的自信心,甘苦备尝,冷暖自知。后来“他好俱忘’,固守的阵地只剩下考据和书法,并将终身以之。
考据是我研究生毕业后调整学术方向才开始着手的事业。考证碑帖,当然与我早就喜爱的书法互为表里。起步晚而先谈,无非便于说明问题。不可否认,三年师从王力先生的生涯砥砺了我科学的求实精神和慎独的学术品格,但思接千载而又游刃有余,则全倚仗由广泛涉猎积累的各类有用知识。我读书从来细致,几不疏漏,博闻强记和审思缜析,是考据的必备素质。我自许有佞古之癖,时时扮演细作,以勘破千年迷案,还历史真相而乐此不疲。这是一块蕴藏丰富的冻土带,我有时会庆幸似乎是老天特地留待我去垦殖并获得丰收的。尽管学问做得很累,使我永远难以企及著作等身,但我坚信,锲而不舍的精魂终将受到后人的祭祀。
从自觉算起,我临池已有40年。同样体现了一以贯之的学风。学书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笔法,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元素,因为字法和章法等一切皆从此生发。笔法传授,古来视为秘笈,既有垄断的自私在,也有阻吓他人探索之意。但只要有轨迹可循,终存解读之契机。我所取法的米芾,笔法的丰富性可谓无以复加。故此若无用志不分的专谨是难以摘取龙颔之珠的。我深知后须与之离,必先与之合,所以不能不在亦步亦趋的临摹上下足苦功。从初学的第一刻起,我就用如对至尊的恭敬去临习,在缓慢的速度中仔细剖析点画的形态并刻意摹拟它。正是凭着这死工夫和笨方法,才最终将他用笔的奥妙了然于心;这做法也许自以为聪明者不屑为,但龟兔赛跑的胜利终究不照顾见异思迁或急功近利者吧。踏实之不吾欺,这浅显的道理,在今日浮躁的时风下,仍不无强调的意义。
最近有朋友撰文论述当代创作格局时抬举我为“经典技法派”和“承续型”书家。现借此表明一下我自己的态度。
我把自己定位为学者。学者就得写学者字,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学者往往理性多于感性,这也就决定我不属于那种以张扬个性为己任的表现型书家。
刘熙载说: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如其才学,也就是功性的问题。才是先天的,学是后天的,有性无功或者有功无性,笔端总会表露无遗。这较易理解。“如其志”的志,倘若同于“诗言志”的志(感情),似乎也不必赘述;如果是“盍各言尔志”的志(志向),则应作些诠释。因为志向体现为一个人的追求,是十分隐蔽化的。但内心为自己设计的东西既要依托外在形式豁露出来,当然就不必掩也是不可掩的了。
每个人的生命节律受之于天,而运笔的速度最能印证生命的律动。我本不甚辩给,而长久默默钻研,更养成了沉静的恬淡的性格。我之作书每优游而不迫,看客误以为从容镇定,其实乃性情使然。我虽未至“一日不书便觉思涩”,但还算勤耕砚田。铺纸执管,也不存几多创作的动机,只是挑些有味的诗词续续写去以显示真我,这也许即是禅家所谓的“平常心”吧。有时为了检验临纸应变的能力,偏择一些生疏的词句。我并不刻意新变,一任自然。由于技法稳定,大部分作品不好也不坏;偶然五合交臻,心手双畅,或许也有几件值得保留。
我深知创变的重要,但欲变而不知变或故作而违规律,还不如委顺随化,与时推移。因为变迁是宇宙定理,想不变也不行。缓慢的变犹如坐地而不觉,揽镜而不知,而十年的比照便凸现差异的巨大。有时对比旧作,深慰尚有寸进,那么自可不必只争朝夕,好像非变得面目特异不足以独立书坛而惶惶不可终日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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