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论书●于明诠之《说“二王”》

关注请点击左上角蓝色“书法家网”

名家论书●于明诠之《说“二王”》

说 “二王”

作者：于明诠

有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是比技术高低，有了第一，第二就被第一干掉了。要么你干掉第一，你就是老大，让他变成第二，立马消失。文呢？则不然。文是比风格，比境界，比谁和谁不一样的好。光有一，一则成不了一，随着时间推移，还要有二三四五六以至无穷。后边越是繁荣，前边越是光大。否则，文脉就断了，前边的第一也就消失了，所以，文，可以有前后次序的第一，却没有技术高低的第一。用这个观点去观照诗文、戏曲、绘画等，大抵是成立的。可是用这观点来看书法却不通了。眼下，懂与不懂书法的人们都一口咬定，二王是绝对的第一！王羲之是书圣，书圣就是第一，铁定的，不用怀疑，谁怀疑就跟谁急。

某次和朋友一起聊天，说到这个话题。朋友认定王羲之第一的，我举了李白杜甫的例子让他作比较，他说杜甫是诗圣，是当然的第一，李白只是诗仙。其实，究竟“圣”厉害还是“仙”厉害呢？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再者，杜诗格律严谨，诗的技术含量高，为后世楷模。诗仙李白，虚无飘渺，无法学。许多人都会认同这个观点，不是连杜甫也哭着喊着要和李白“重与细论文”吗？论什么，就是想帮助李白兄好好归置归置作诗“本体”上的那些讲究。据李长之在其《李白》中考证，李杜虽然惺惺相惜，尤其杜对李那是全副身心地好，但李对小他若干岁的这位后生“诗圣”却不是那么百分百。幸好各自都行色匆匆，也没有聚到一起“论”，要不然一定会有点尴尬的。至于好学难学能学不能学，那要看谁来学，怎样学，若让郭沫若去跟杜甫学，恐怕写不出《凤凰涅槃》的。同样道理，若让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徐生翁天天临《兰亭序》《圣教序》，恐怕也就没有了康有为吴昌硕于右任徐生翁。

说王羲之“第一”，无非这么几条理由：第一，李皇帝钦定；第二，行书新体自他始；第三；《兰亭序》天下第一的说法流传既久约定俗成；第四，二王书法技术精湛，近一千七百年来无人逾越；第五，没有“第五”了。先说“第一”，李皇帝算是王羲之的高级发烧友，“钦定”一事是表达他的个人观点，当然也表示作为最高领导人关心书法界。“第二”呢，王羲之之前的行书仿佛蝌蚪还没变成青蛙，都带着篆隶简帛书体的尾巴，王羲之算是新行书体里边第一个漂亮的青蛙王子，受到普天下的关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见，能否在历史时空里边占据那个“第一”的时序位置太重要了。再说“第三”，与《祭侄稿》《寒食帖》比，在历史时序里排“第一”是当然的，何况“约定俗成”“流传既久”本身就是一种随日月推移不断放大的力量，强大着呢。至于“第四”就更有说头，快一千七百年了，随着二王地位的不断巩固，历朝历代都不乏瞎起哄的，二王笔法，早就已经被忽悠成了包打天下密不示人的“武林秘笈”了。不顾及毛笔纸张的无数次更新换代，也不顾及桌椅板凳的使用与普及，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企图通过模仿二王的点横撇捺梦想把自己打扮成二王的正宗传人，也还有不少人煞有介事地写几篇分析“二王笔法”的钻牛角尖文字，就自认为破了书法艺术的玄机。唉，脑子弱智到这份上，不说也罢。曾经有朋友自诩为是“正宗”的“二王笔法”，我就逗他，用啥笔写的？他说有时狼毫有时羊毫；是坐在书案旁写还是蹲跪在地板上写的？他说当然是坐在书案旁写。我说，完了，你的二王不“正宗”，他好久没缓过神来，眨了半天眼睛问：为什么呢。

问题真就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咱再回过头来说，接着前边的话题，还说“第一”。李皇帝的字还算写得不错，比如《温泉铭》，但细细比较便可看出，老李学的是小王而非大王，用笔典型的“外拓”，小王才是他内心里真正的偶像，缘何不封小王封老王？他喜欢小王的书法本事却接受不了小王动辄不服气老子甚至顶撞老子的那副嘴脸。虽然二王并称，但在封谁为书圣问题上，李皇帝是不会感情用事破了社会管理学的基本原则的。他要封的这位“书圣”，除了当然的水平要高之外，还要资格老，知名度高，更要符合封建的纲常伦理，让那些往往不听话、不好管理的书呆子们世世代代在统治者们面前永远俯首贴耳中规中矩，一句话，好好写你们的字，少出“幺蛾子”，别给统治者找麻烦。实践证明，自从封了王书圣，立了这根恰当的标杆，一代一代醉心写毛笔字的人，一路争先恐后磕头作揖下来，造反闹事的很少，于是，天下太平。且说“第二”。王献之“劝父改体”，要他爹“吃螃蟹”，其实是乳臭未干少见无知，岂不知乃父王羲之正是第一个行书新体的成功创立者。王羲之即使不被“书圣”的黄袍加身，其地位声望也确立无疑了。然而，书分五体，行书而外尚有真草隶篆四体，首创甲骨金文秦篆楷隶者何在？古远杳渺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能让后人看清他们的面目，尤其缺少了文化行为的重要底座——如二王父子邀集社会名流搞搞雅集颜真卿亲人被叛匪砍下脑壳（此问题容后详谈），实在无法将他们的头像在历史时空中定格、放大。因此，仅仅占到一个有利的时序位置还远远不够。

“第三”似乎已无需多说。再说“第四”。到底技法在艺术创造中应占个什么位置多大分量，历来是人们争吵不休的话题之一。工具材料甚至桌椅板凳不断更新换代，人的思想情感审美追求更是喜新厌旧变化多端，那么作为艺术创造与表达手段的技巧技法，当然也会不断丰富更新。既然传统是条河，任何刻舟求剑的想法和做法就都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古代的书法与琴棋诗画一样，是文人的修养，而非专门的艺术。今天，书法作为艺术被“专”了“门”了，与其紧密相连的文化基座被抽空了，技巧技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这门艺术之中的重中之重了。且不说眼下各种培训班考前班已经无异于杂技训练营，就是大学书法专业四年本科大部分时间也是天天研究毛笔头上那点事，提啊按啊绞啊转啊，一天到晚梦想有朝一日能乱了古人的“真”。这样继续下去，大学培养出来的不会是艺术家研究家，而是批量生产出大批的古代赝品造假高手。不知为什么，写字的人咋就这么喜欢要与古人“乱真”呢，我总觉得这种想法是和古人捣乱，我不知道写小说的是否都想和曹雪芹“乱真”？写诗的是否都要想和李白杜甫去“乱真”？画美术的是否都想去和吴道子范宽“乱真”？还有搞哲学的，是否都想去和《周易》老庄“乱真”？或者去和柏拉图黑格尔“乱真”？不扯远了，就在这样的当口，二王的技法被无限神化是再自然不过了。其实呢，二王的遗墨绝大多数是后人双钩填墨描出来的，这样几笔才能描出来的一个笔画，想一笔下去就乱真，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更何况笔墨纸都不具备那时的质量性能呢。人世间的事往往如此，越是办不到的事，越是玄妙神秘，大家就越是跟着瞎起劲。再者，后来者人人都标榜自己学二王，谁学得好谁学得差谁的学习方法有理谁是胡闹，见仁见智，此处不想展开讨论。若举一个大家公认的例子，咱们就不妨举出赵孟頫为例。在后来追随二王的书家中，赵孟頫大概算是最舍得下力气的，仔细一对比还是差得远，何也？问题不是出在技术本身，根本不在手腕子，而是在心性上。王羲之是给他官做他不做，给他介绍有钱有势的漂亮女友，他光着膀子不理睬人家，表面上看是发飙，其实说明他是个不大不小个性鲜明的“刺头”。赵孟頫呢，在这一点上与王书圣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所以王字与赵字虽然都同样妖娆妩媚，但王字内含骨鲠，赵字除了妖娆妩媚还是妖娆妩媚。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就因为有了那点“骨鲠”，同样的妖娆妩媚就有了不俗的境界。因此，书法说到底不是技术，不是光靠练手腕子就能办的事，从根本上说，还是个“修为”问题，修什么呢？修自家的“心性”罢了。

前边说没有“第五”了，且慢！随着年龄识见的增长，我在书圣问题上，终于体会出了“第五”。下边就说这“第五”。书法，毛笔写汉字这码事，玩到高妙处叫艺术也罢叫修养也罢，从实质上说就是从“心”上来再回到“心”里去。所以，字要“如其人”，表面看起来写的是字，而实际上写的是“人”，写的是作者自己。又所以，真诚很重要，虚假了就一定完蛋。所以好的作品，能够称得上艺术创造的作品，一定是真诚地反映了作者其人的，因此笔墨的修养实际最终折射的是作者他这个“人”的修养。问题在于这个十分重要的人的修养问题又十分十分的复杂，古今中外没有一本人生教科书能做出量化的规定，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一个道德伦理范畴。大家都推崇“魏晋风度”“二王精神”，其实这“魏晋风度”“二王精神”不是装神弄鬼追奇逐怪，也不是传说中的“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更不是平平正正俯首贴耳，而是一种人生修养境界。为什么历代文人雅士都争着抢着以“魏晋风度”“二王精神”为皈依，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呢？原因也就在这里。高雅不俗，清高自标，自由不羁，潇洒出尘，仿佛一只自由飞翔的闲云野鹤，盘旋俯视，一尘不染，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羲之爱鹅，东床袒腹，就是这种境界与风度十分恰当的注脚。我们崇拜二王可以，但要知道二王哪里最值得我们崇拜，我们给二王磕头也行，但应该搞清楚对着哪里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要把描摹二王的一点皮相当做自己毕生的追求，而应该把这种“魏晋风度”“二王精神”作为自己艺术追求的精神向度和灵魂标杆，爱惜自己心灵的羽毛。退一万步说，起码要做到知廉耻有操守，若为了那点名利，为了争个主席理事的虚位，吵闹不休争斗不止，即是把个二王描摹的再像，也难脱满纸俗气。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描摹得满纸俗气也不要紧，但千万别标榜自己学二王，特别不要装扮成二王的正宗传人云云，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血统高贵，那岂不是对二王的侮辱和亵渎么，那就免不了被人笑话。

载自：《诗书画》杂志2011年第二期（中西书局出版）

关注请点击左上角蓝色“书法家网”

转载请注明：转自 书法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