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电视剧更狗血”。重庆,为促成男友离婚,女老板给付其老婆300万元,婚没结成,再起诉要求返还。还与不还,两级法院判决迥异。
(案例来源: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何建(本案人物均为化名)87年出生,颇有姐弟缘,22岁的时候,与比他大一岁的陈蓉结了婚。2018年6月,何建跳槽到了朱莉的公司工作。
朱莉比何建大4岁,虽然生意做得风声水起,但婚姻生活却不如意,很快,女老板朱莉就被何建吸引住了,不到半年,两人的关系急剧升温,都生了各自离婚的念头。
何建的妻子陈蓉知道了此事,提出只要何建给她300万,把她们母子的生活安排好,就可以和何建离婚,成全他和朱莉。
何建一个打工仔,哪里拿得出300万?于是,朱莉亲自出马,和陈蓉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只要朱莉向陈蓉转款300万,马上就可以和何建离婚。
2018年10月12日,朱莉依约向陈蓉转了第一笔款200万元,10月15日,陈蓉就与何建办了离婚登记,两个月后,朱莉没有食言,向陈蓉转了剩下的100万元。
何建和朱莉同居一年多以后,双方才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合不来的地方,2020年3月,双方分手。分手时,何建写了一张欠条,自愿在10年内偿还朱莉100万元。
2021年10月21日,朱莉向法院起诉何建和陈蓉,认为她向陈蓉赠与300万,以达到二人离婚的目的违背社会良好价值观和公序良俗,赠与行为应属无效,何建和陈蓉应共同偿还赠与款项300万并支付利息。
对于这300万元的性质,有一种观点认为,确实如朱莉所说是赠与关系,事件的三方形成了赠与合同,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三人多次协商,可以视为达成了口头协议。
既然是合同,就有合同的合意,本案合意就是朱莉就何建、陈蓉二人离婚,并与何建重新组建家庭达成共识,赠与一方是朱莉,接受赠与的是何建和陈蓉。
显然,合同违背了公序良俗,甚至有买卖婚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因素,朱莉和何建的婚外关系也不应当提倡,因此,赠与合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无效,陈蓉与何建取得的赠与款项应当返还给朱莉,遂作出判决,要求这一对前夫妻共同返还300万元。
一审判决后,陈蓉上诉。她不认可法院对于300万元性质的界定,认为这笔钱不是离婚的条件,而是朱莉替何建支付的孩子抚养费用,她是这段狗血剧情的最大受害者,不该为朱莉和何建的过错买单。
300万元分明是何建和朱莉之间的借款,与她之间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朱莉和何建分手后,何建亲笔写了一张100万元的欠条,已经证明何建和朱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与她无关。
何建也提起上诉,要求改判。他也认为与朱莉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他当庭保证,写的100万借条真实有效,10年之内,做牛做马也会偿还这笔钱。
何建解释,他在朱莉公司工作时,朱莉承诺每月工资15000元,加上年底分红,年收入不少于30万元。欠条上的100万元是扣除了朱莉应该给他但没有给他的劳动报酬。如果要算赠与,也是他找朱莉借了100万,赠与给陈蓉的。
何建还当庭检讨,在这段感情中,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朱莉插足他的家庭,以金钱诱惑、语言威胁他与前妻离婚,也同样具有重大过错。一审判决返还300万,是助长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诱导社会不良风气。
我们来看二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
转账200万的当天,朱莉在与陈蓉的聊天记录里说道:“不请求你原谅我们,只请求你让他能见孩子。200万的代价也是我诚心的赎罪”。“我没资格,可他没有资本。所以我主动为自己的错误向你和孩子赎罪”。
第二天,朱莉在和何建的聊天记录中说:“再付51万,请求她原谅一点,给你探视权”“我周一看不到离婚证!我的命会有人来找你的!欺人太甚了!!!”
由此可以判断出,朱莉明确有代替何建与陈蓉商谈离婚、子女探视的补偿,并且督促何建尽快下决心离婚的意图,没有证据证明陈蓉有以离婚为条件,要求朱莉赠与款项的动机。
另外,在何建所写的100万欠条中,他写道:朱莉为我本人离婚向我前妻支付了孩子抚养费及前妻精神损失费。
由此,二审法院认为,300万元不是赠与,而是朱莉代为支付的离婚补偿和子女抚养费用,陈蓉作为事件的受害方,要求何建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和子女抚养费用,其行为不是“借婚姻索取财物”。
在庭审中,朱莉也认可,她对陈蓉没有任何金钱上的义务,转款的动机在于促成何建与陈蓉尽早离婚,实质是“进行了一次金钱和感情的交换”,违背了社会良好价值观。
法院认为,朱莉在给付金钱的目的达到后,又主张无效要求返还,更加违背社会良好价值观,有悖于诚信,根据“因不法原因所为之给付不得请求返还”的法理,判决300万元不予返还。
至于朱莉和何建之间的往来金钱关系,法院建议朱莉通过法律程序另寻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