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电视剧更狗血”。重庆，为促成男友离婚，女老板给付其老婆300万元，婚没结成，再起诉要求返还。还与不还，两级法院判决迥异。

（案例来源：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

何建（本案人物均为化名）87年出生，颇有姐弟缘，22岁的时候，与比他大一岁的陈蓉结了婚。2018年6月，何建跳槽到了朱莉的公司工作。

朱莉比何建大4岁，虽然生意做得风声水起，但婚姻生活却不如意，很快，女老板朱莉就被何建吸引住了，不到半年，两人的关系急剧升温，都生了各自离婚的念头。

何建的妻子陈蓉知道了此事，提出只要何建给她300万，把她们母子的生活安排好，就可以和何建离婚，成全他和朱莉。

何建一个打工仔，哪里拿得出300万？于是，朱莉亲自出马，和陈蓉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只要朱莉向陈蓉转款300万，马上就可以和何建离婚。

2018年10月12日，朱莉依约向陈蓉转了第一笔款200万元，10月15日，陈蓉就与何建办了离婚登记，两个月后，朱莉没有食言，向陈蓉转了剩下的100万元。

何建和朱莉同居一年多以后，双方才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合不来的地方，2020年3月，双方分手。分手时，何建写了一张欠条，自愿在10年内偿还朱莉100万元。

2021年10月21日，朱莉向法院起诉何建和陈蓉，认为她向陈蓉赠与300万，以达到二人离婚的目的违背社会良好价值观和公序良俗，赠与行为应属无效，何建和陈蓉应共同偿还赠与款项300万并支付利息。

对于这300万元的性质，有一种观点认为，确实如朱莉所说是赠与关系，事件的三方形成了赠与合同，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三人多次协商，可以视为达成了口头协议。

既然是合同，就有合同的合意，本案合意就是朱莉就何建、陈蓉二人离婚，并与何建重新组建家庭达成共识，赠与一方是朱莉，接受赠与的是何建和陈蓉。

显然，合同违背了公序良俗，甚至有买卖婚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因素，朱莉和何建的婚外关系也不应当提倡，因此，赠与合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属无效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赠与合同无效，陈蓉与何建取得的赠与款项应当返还给朱莉，遂作出判决，要求这一对前夫妻共同返还300万元。

一审判决后，陈蓉上诉。她不认可法院对于300万元性质的界定，认为这笔钱不是离婚的条件，而是朱莉替何建支付的孩子抚养费用，她是这段狗血剧情的最大受害者，不该为朱莉和何建的过错买单。

300万元分明是何建和朱莉之间的借款，与她之间不存在赠与合同关系，朱莉和何建分手后，何建亲笔写了一张100万元的欠条，已经证明何建和朱莉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与她无关。

何建也提起上诉，要求改判。他也认为与朱莉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他当庭保证，写的100万借条真实有效，10年之内，做牛做马也会偿还这笔钱。

何建解释，他在朱莉公司工作时，朱莉承诺每月工资15000元，加上年底分红，年收入不少于30万元。欠条上的100万元是扣除了朱莉应该给他但没有给他的劳动报酬。如果要算赠与，也是他找朱莉借了100万，赠与给陈蓉的。

何建还当庭检讨，在这段感情中，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朱莉插足他的家庭，以金钱诱惑、语言威胁他与前妻离婚，也同样具有重大过错。一审判决返还300万，是助长第三者插足婚姻家庭，诱导社会不良风气。

我们来看二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

转账200万的当天，朱莉在与陈蓉的聊天记录里说道：“不请求你原谅我们，只请求你让他能见孩子。200万的代价也是我诚心的赎罪”。“我没资格，可他没有资本。所以我主动为自己的错误向你和孩子赎罪”。

第二天，朱莉在和何建的聊天记录中说：“再付51万，请求她原谅一点，给你探视权”“我周一看不到离婚证！我的命会有人来找你的！欺人太甚了！！！”

由此可以判断出，朱莉明确有代替何建与陈蓉商谈离婚、子女探视的补偿，并且督促何建尽快下决心离婚的意图，没有证据证明陈蓉有以离婚为条件，要求朱莉赠与款项的动机。

另外，在何建所写的100万欠条中，他写道：朱莉为我本人离婚向我前妻支付了孩子抚养费及前妻精神损失费。

由此，二审法院认为，300万元不是赠与，而是朱莉代为支付的离婚补偿和子女抚养费用，陈蓉作为事件的受害方，要求何建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和子女抚养费用，其行为不是“借婚姻索取财物”。

在庭审中，朱莉也认可，她对陈蓉没有任何金钱上的义务，转款的动机在于促成何建与陈蓉尽早离婚，实质是“进行了一次金钱和感情的交换”，违背了社会良好价值观。

法院认为，朱莉在给付金钱的目的达到后，又主张无效要求返还，更加违背社会良好价值观，有悖于诚信，根据“因不法原因所为之给付不得请求返还”的法理，判决300万元不予返还。

至于朱莉和何建之间的往来金钱关系，法院建议朱莉通过法律程序另寻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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