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24号，武汉市公安局侦查处，来了一家三口人，母亲，女儿和儿子，来此处的原因是希望党和政府“管一管”自己的儿子。
侦查处的工作人员看着眼前的中年男子，正准备进行口头教育的时候，那名男子却主动开口说话。
“我曾和国民党5军的地下党员王永生，建立起工作关系，后来随王永生一起撤到台湾，此番重返大陆，身上确实有任务，但具体内容我要亲自向李克农将军汇报。”
这番话不仅让一同前来的母亲和妹妹愣住了，也让侦查处的工作人员感到震惊，工作人员连忙向上级汇报，请示下一步。
没过多久，李克农将军下令，让这名中年男子亲自来北京接受调查，那么这名中年男子所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真的是我党的地下成员吗？他此次来大陆，身上到底有着怎样的任务呢？下面就让我们来探寻此次间谍案背后的真相，了解一个让人捧腹的“双面间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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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中国成立后，败逃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一直叫嚣着“要反攻大陆”，恢复所谓的“中华民国”。
因此蒋介石便在台湾训练了大量特务，随后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特务派遣到大陆来，目的就是窃取新中国的情报。
为此新中国政府在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间谍行动，同时还在民间大力宣传，以此提高老百姓的反间谍意识。
这也促进了我国反间谍行动的发展，有力地配合了政府的行动，为新中国的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
1958年2月，春节刚刚结束，整个武汉市虽然还处在严寒之中，但是新年的喜庆依旧布满武汉市的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武汉市公安部门也接到了一份来自于上级传达的秘密文件，
“国民党情报局大陆研究所特务一名，男，年龄35岁左右，湖北人。
身材瘦削，两颗虎牙均镶金牙，眼角有一颗小黑痣。该人已在香港接受了特工训练，现已经潜入武汉活动。”
武汉市侦查处的工作人员，看着眼前这份由上级传递的秘密文件，内心一片火热，他们决定在新年伊始之际，搞一个“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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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处上下也立刻行动起来，说来也巧，在侦查处接到这份秘密文件后，便立刻有一条疑似的线索出现在侦查处工作人员的眼前。
他叫刘人惠，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宪兵，后来跟随国民党一起逃亡台湾，一直音信全无。
他的家人还以为他已经死在战争中，可是没想到的是，就在过年时，刘人惠突然回来了。
这立刻引起了侦查处工作人员的密切关注，因为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刘人惠的履历一片空白。
再加上现在又接到上级的秘密文件，所以这不得不让侦查处的人怀疑，刘人惠就是国民党派来的间谍。
可无凭无据的，也不能空口污蔑刘人惠，所以侦查处的人便决定，对刘人惠进行秘密监视。
还没等到监视工作部署下去，一个出乎侦查处所有人意料以外的事情发生了，刘人惠主动找上门来了！
1958年2月24号，刘人惠在母亲以及妹妹刘玲的陪同下，主动来到了武汉市公安侦查局。刘人惠为什么会主动来侦查局呢？
原来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刘人惠就进入了武汉市当地国民党的宪兵队任职，到处抓捕我党人员，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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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正面战场上，我军连战连胜，接连击溃蒋介石集团多支主力部队，解放了大片领土。
三大战役后，蒋介石集团再也没有能力阻挡我军解放全中国，在随后发起的渡江战役中，解放军成功越过长江天险，攻克南京。
自此蒋介石集团彻底战败，失败后的蒋介石急匆匆的逃亡台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时时刻刻觊觎着中国大陆。
而刘人惠也在武汉解放后，跟随国民党军去了福建，之后又登船去了台湾，从此音信全无。
刘母原以为，儿子已经死在战争之中，所以心里一直都十分伤心。
可是就在几年前，刘母突然接到一封从台湾，转寄香港，最后送到武汉的信件。
刘母打开信件一看，泪如雨下，这封信是儿子刘人惠寄来的，信上说自己特别想念母亲，想念家乡，更想回来。
母亲在接到信后，心里很是高兴，想要回信但又没办法寄出，所以便一直在家中思念着儿子。
可是让刘母想不到的是，在这封信之后不久，刘人惠再次寄来一封信，在信上刘人惠说起自己在台湾这边过得并不好，所以想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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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信件后，刘母心中更是高兴异常，日日夜夜都盼望着儿子可以回来。
1958年2月初，刘人惠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失去联系十多年的儿子，刘母喜极而泣，抱着儿子就在一边哭。
刘人惠跪在母亲面前，连声说道：自己回来了，是儿子不孝，让母亲挂念了。
随后刘母便带着刘人惠回到家中，还叫来了妹妹刘玲，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过了年。
可是开心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刘母街道办的积极分子，而妹妹刘玲更是一名共产员，母女二人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所以两人很快就和刘人惠发生了分歧，刘玲和刘母不断给刘人惠说着家乡的变化，劝说刘人惠和自己一起加入到生产建设中。
让母女二人没想到的是，刘人惠对此反应极为冷淡，还不时地嗤之以鼻说道，“你们要少信共产党说的那一套。”
刘人惠的态度以及言语，立即就引起妹妹刘玲的注意，此刻的刘玲十分怀疑，自己这个“失踪”多年的哥哥，到底有着怎样的经历？他此次返回中国，身上是不是有着什么任务？
于是便开始出言试探，可刘人惠总是对此支支吾吾的，常常转移话题左顾而言他，这也引起了刘母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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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刘母劝说刘人惠，等到年一过完，就给他找个班上，不过在这之前，要先把刘人惠的户口给办下来。
当听到母亲要给自己办理户口之后，刘人惠的反应极其激烈，当场就拒绝了母亲的提议。
看着眼前激动万分的儿子，刘母心中的疑虑更深了，于是便和女儿一起不断地劝说着儿子。
“惠儿，你莫不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吧？你有什么问题，应尽快向政府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唯一的选择！”
听见母亲这样的言语后，刘人惠也当即回应道，“妈妈，妹妹，请放心，我不是坏人！请你们相信我的话，你们要我去政府自首，那我就向政府说明白，让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
1958年2月24号，刘母和女儿刘玲，陪着刘人惠一起来到了武汉市公安侦查局，想要向政府说明此事。
而侦查局的工作人员，其实一早就准备对刘人惠展开监视了，在听到刘人惠一家来到之后，心里很惊讶。
于是便接待了刘母一家，刘母主动向政府人员说着，自己的这个儿子，刚从香港回来，希望政府可以好好地教育一下。
工作人员在听完刘母的话后，连连点头，表示一定会的，还请老人家放心，同时对于刘母深明大义的行为，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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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还没等工作人员开口教育刘人惠，刘人惠反而主动开口说道，
“我1946年在武汉照相馆当学徒，12月考入国民党汉阳宪兵12团当宪兵，1948年调国民党第五军200师当少尉参谋，此时与五军的中共地工人员王永生建立了工作关系。
后该军被人民解放军击溃，我和王永生随军退到福建沿海，为了便于工作，由王永生给我编造假历史，改名刘竟。
后来考入国民党'国防部绥靖总队’，任少尉组长，后退至澎湖、台湾时与王永生失掉联系。
不久，我考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政训班’，后调入国防部二厅八组工作，该组将我派赴香港。
并由驻港特务机关派遣来大陆，多年来没有和中共组织联系，现准备去北京向李克农将军汇报工作。”
刘人惠的一番话让现场所有人大吃一惊！尤其是刘母，她根本就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是一名地下党成员！
而武汉市侦查局的工作人员，也很快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连忙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此事，请求下一步的指示。
湖北省委省政府在接到汇报后，心里也是震惊万分，因为他们也根本不知情，无法弄清楚刘人惠所说的是真还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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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委省政府便立刻将此事汇报给了中央，李克农将军也接到了相关的汇报。
出于隐蔽战线的考虑，李克农一时也无法判断出，刘人惠说的是真还是假。
因为在长达二十八年的革命中，有无数同志因为各种原因，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李克农也没办法确定，这个刘人惠是不是其中一员。
在李克农的指示下，要求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同志，护送刘人惠前来北京，还要求务必保障刘人惠同志的安全。
在接到李克农的指示后，湖北省委省政府立刻就给刘人惠安排好北上的行程，一路上刘人惠的待遇都非常好。
很快刘人惠便来到了北京，李克农便命令总参谋部的荣正少校，负责与刘人惠接洽。
并且还要求荣正少校仔细甄别刘人惠的真伪，严肃对待这件事，做好一应的调查工作。
荣正少校在接到李克农的命令后，便于2月28号，正式接触刘人惠，与其展开交谈。
荣正对刘人惠当国民党宪兵开始，和一直到王永生建立联系等细节问题，问得十分的详细。
但是刘人惠却表现得十分的淡定，丝毫没有慌张，对答如流，回答的内容和在武汉市公安侦查局所说得毫无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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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对敌经验丰富的荣正，也没能从谈话中找出任何纰漏和破绽，这也让荣正很是头疼。
于是便向李克农汇报了此事，随后李克农指示道，可以从外围调查刘人惠的人际关系，调查当年的事宜，总有蛛丝马迹可寻。
于是荣正便暂时放下了对刘人惠的甄别，开始按照刘人惠所说的那样，调查当年的事宜，还走访了原来做地下工作的知情人。
在经过一番仔细且繁琐的调查后，得出的结果是，这个刘人惠是假的!这才让荣正呼出了一口气。
随后荣正便向李克农汇报了调查结果，在调查中显示，当年的地下党成员中并没有王永生，刘人惠两人。
在确定了这点后，李克农便下令，将刘人惠移交北京市公安局调查，果然在面对正式的调查后，刘人惠很快就露出了马脚，不得不承认了自己在造假。
那么这个刘人惠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刘人惠，时年32岁，湖北汉阳县魏家岭人，后来因为战乱，所以便举家迁往武汉市汉阳区普提巷4号居住。
当时家中还算富裕，所以刘人惠一直念到初中毕业，在毕业后，刘人惠便进入一家照相馆当学徒。
在当学徒的期间他认为这项工作没前途，便准备下海经商，可刘人惠并不是做生意的料，所以很快就因为经营不善不干了。
审讯
1946年12月，刘人惠考入国民党驻汉阳宪兵12团，成为了一个宪兵，1949年3月，升任国民党陆军第5军200师排长。
7月，又考入国民党绥靖总队第四大队第一指挥室，担任情报组长，中尉军衔，后来第5军被解放军击溃。
刘人惠便跟随部队逃到台湾，被编入国民党军官储训班，后任国民党81军上尉指导员、干事等职。
1950年考入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学校，毕业后被编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战俘审讯组，并任上尉审讯官。
刘人惠在此期间，全身心地效忠国民党反动派，积极组织台北、澎湖等民众进行反革命训练。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被台湾派来担任审讯官，还曾经抓捕大陆方向的渔民，企图从这些渔民的口中获取我军情报。
1954年，刘人惠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城市战略目标兵要小组”参谋，曾通过我志愿军被俘人员，搜集青岛、天津、长春等城市的重要机场、工厂等战略目标的情报，并绘制成图提供给美国情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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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刘人惠所在的“国防部二厅战略目标兵要小组”因战略目标资料来源缺乏，小组长杨凌九准备派人去香港、澳门等地搜集情报。
刘人惠自荐担任此项任务，杨凌九把这个计划报告“国防部二厅”，厅部批示“赴港澳地区的工作人员须受特工训练”。
杨凌九积极为刘人惠联系受训事宜，二厅六组组长许某得知刘人惠的情况，有意派遣他回大陆，便找刘人惠谈话。
问他大陆家里有什么人，是否通过信，并叫他给武汉的母亲写信，信交由许某拟写，内容是：“吾在港失业，生活困难，意欲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并到二厅厅部写了自传、履历表，填写了保证书。
两个月后刘人惠联系徐某，徐某告诉他：“你是二厅参谋，须经厅长批准，还要进行特工训练，时间要长一点，回去等着吧!”
1957年1月，刘人惠参加了国民党“国防部外勤人员训练班”，在极其严格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受训。
进入训练班后，先在门口更衣室戴上面罩、眼镜和伪装帽，穿上黄色咔叽布的伪装衣，然后被领入寝室。
还命令刘人惠受训化名为蔡德铭，学号为603号，并规定不许说出真实姓名及籍贯、历史等；不准与其他学员谈话，出寝室要穿伪装衣、戴伪装帽，一切就绪后即进行普通学科、智慧等测验。
逮捕
刘人惠受训内容主要有搜集情报、跟踪、脱梢及伪装密函、密码、密写等特务工作方法，受训时间为四个月。
训练方式均以个别训练为主，即由教官在学员寝室个别上课，受训期间每天要写日记和受训心得，还要经过反复测验，一直到及格为止。
1957年6月，徐某把刘人惠领到台北萤桥附近一楼房内举行了宣誓仪式，监视人为二厅副厅长兼外勤班主任杨秉杰。
结束后徐某要求刘人惠再给武汉的母亲寄去一封信，附上近照一张，并告诉他二厅决定让他以偷渡方式潜入香港，然后由香港再潜回大陆。
同时发给他活动经费、服装费、旅费1300元台币以及出境证、防疫证明书等各种证件，并规定好联络和接头的暗号与地址等。
1957年12月，刘人惠偷渡来到香港后，积极做潜入大陆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学习广东话，了解香港情况，在这期间遵照二厅特务头子的要求，又给武汉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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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国防部二厅六组”特务徐某来到香港向刘人惠传达国防部二厅“指示”，命他编写假历史，着手办理离港手续。
迅速潜入大陆，并当面把书面指示交给了他，最后严肃地要求刘人惠，必须按文件中的各项指示、规定进行活动。
又过了几天，徐某送来藏有密写剂的特制皮鞋一双，并确定了入境日期。1958年2月12日下午2时，由国防部二厅特务徐某亲自送刘人惠到罗湖车站，监视他登车入境。
刘人惠来到母亲和妹妹身边，在母亲和妹妹的浓浓亲情的劝说下，他的思想确实开始动摇，准备向政府自首。但他为了能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竟然冒充我党地工人员。
1960年5月3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刘人惠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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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戏剧性的是，本文开头公安部通报中的那个国民党派遣特务并不是刘人惠，通报中介绍的情况和外部特征与刘人惠有很大差别。
刘人惠既没有在港居住十余年，眼角也没有黑痣。欣喜的是，武汉市公安局同时将公安部通报中的国民党特务刘某逮捕归案，侦破刘人惠特务案应是个意外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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