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着悠久历史的璀璨文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语言、文字、技艺、歌曲小调等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和古迹,供我们参观、赏析和研究。
然而,随着历史中朝代的更迭和近现代战争的破坏,很多文物或是损坏、或是遗失,这不免让人唏嘘。上个世纪,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的重视,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即日实施。
同时,我国组织了更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对古文物进行专业的保护和发掘,使得更多的珍贵文物重现天日,本文的水瓢就得益于此。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比较艰苦的年代,比起现在重视精神文明生活,那时的人们更注重生活物质基础。而且,当时对文物古迹、古文化的保护意识没有那么强。
因此,如果哪一天有人在自己的田间地头或是新开荒的土地里挖出什么稀罕物,第一个想到的绝不是上交国家,而是这物件带回家能不能有实用性。
那时,很多意外发现的文物都逃脱不了这样被忽视的命运,或是被当成饲料盆,或是被当成水瓢,全看发现它们的人家缺什么实用物件。
自1982年起,《文物保护法》的成立和各个文物保护机构组织的成立,让“文物保护”这一词汇潜移默化的走入老百姓的生活。
一开始,我们的文物研究工作者们不仅通过正规的发掘古遗迹、古墓来获得文物进行研究,更经常来到田间地头,用走街串巷的方式收集遗失散落在民间的珍贵文物。
而且,老百姓的文物保护意识提高了,还会主动拿出自己家的宝贝给专家鉴定。
有一次,专家组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子里调研,就发现了“水瓢”的踪迹。当地的一户农民家中有一个“传家宝”,在村子里很有点小名气,口口相传的名气就被来调研的文物专家们听到了风声。
“水瓢”的名头吸引了专家组的目光,他们决定到这户农家查看一下实物。
看到文物专家们来串门,老农也十分高兴,张罗着要拿出自己的“传家宝”水瓢给专家们看看,因为这水瓢当真是个稀罕物!
原来,这个“水瓢”是老农偶然所得,因为适合舀水,就被老农当做水瓢用了10年了。稀罕就稀罕在,这个“水瓢”是全铜铸造,瓢上还刻了字,只是大家都不认得。“水瓢”看起来是个有些年代的物件,全铜当然没的说。
但要说特别之处,还真就只有那几个字看起来很特别。专家一眼就确定,这些字不是现代通用汉字,但又一时看不出个所以然。于是,专家们决定花8元钱跟老农回收了“水瓢”,再进行仔细的研究。
专家们把“水瓢”带回馆里仔细研究,可是“水瓢”造型简单,除了瓢身的刻字,没有其他明显的身份提示。
所以,专家组把研究重点放在了这些刻字上。因为年代久远,而且日常应用磨损严重,有些刻字不是太清晰,但这依然不妨碍专家们的研究。
专家们把瓢身刻字仔细的拓下来,经过仔细的研究及字体对比,能确定字体在篆书和隶书之间。
这些笔画方正平直,结构平稳庄重,没有隶书应有的起伏,有典型的汉代金文风范。
原来,这个“水瓢”还真是个货真价实的文物,还很有可能是汉代的文物。随着专家组对瓢身刻字拓本的识别,“水瓢”的真实身份终于大白于天下。
铜升的铜壁外壁雕刻的铭文共有四行,分别写着“上林共府/初元三年受/琅琊容一升重/斤二两工师骏造”。原来这个看似普通的“水瓢”是“上林共府铜升”!
这可是非常名贵且具有考古价值的西汉文物,这与西汉铜器最大铸造产地——上林苑有关。
上林共府铜升是当时的标准量器之一。据《陶斋》记载,“升高建初尺一寸九分,口径三寸五分,柄长三寸六分,容清量四合。”
经过精细测量,此上林共府铜升的实际尺寸全长16厘米,高4.5厘米,口径9.2厘米。经过尺寸换算,这与史料中记载大小基本吻合,实际装水测量该铜升的容积是209毫升。
此铜升为圆口平底,整体是下收形柱体,手柄也是圆柱形的,全铜铸造而成,铜壁外侧刻有关于此升相关信息的铭文。
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一个汉代的标准量器怎么还有铭文雕刻呢!
这就跟西汉严格的物勒工名制度有关了。西汉中期以后,铜器铸造的规模扩大。而且这些铜器出厂后,面对的是全国内大范围的转运和流通,器物的每次转运都要在上面做好相应的记录,所以就有了严格的物勒工名制度。
这么大范围的转运和流通,显然原始的铸名并不适用,这才改成了在铜升上的刻铭方式。在铜器铸造完成后,交由专人进行相应的刻铭工作。
上林苑铜器上的刻铭格式大致相同,内容大致包括器名、容积、重量、制作、年代、工匠名和编号。这样做是为了考察工匠和相应官员的绩效,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国家手工产业和产品的质量问题。
物勒工名制度主要针对的器物都是出品自官营机构。这也从侧面体现了自汉武帝时期以来,汉代历届帝王都很重视中央集权制度。
自汉武帝以来,国力得到休养生息和高速的发展,以物勒工名为代表的“中央标准化”也渐渐逐步形成。
这个上林共府铜升铜壁外侧的雕刻铭文正是按照这个标准雕刻上去的。这样,专家通过一一对应的方式解读了这个铜升的真实身份。
“上林”是指铸造于秦汉时期长安近郊的上林苑,“共府”是供应谷物的府仓,“初元三年”是说铸造于汉元帝即位后的第三年,“琅琊”是指这个铜升是由琅琊(今山东)贡献的。
这是说,这件铜器并非铸造于上林苑,是由地方铸造后调到上林苑使用的。“工师骏造”是说工师为建制者,名字是骏。
既然,上林共府铜升是西汉的标准量器,专家组自然顺藤摸瓜的进一步研究了汉代度量衡制度,再与其他同时期铜器进行横向比较,以求得出更准确的汉代度量衡制度。
在《汉书·律历志》中有所记载,汉代量的标准是“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关于衡值则是这样规定的“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根据现有的“上林共府铜升”测算,这个当时容积为一升的量器,今天能承装209毫升的水。在横向对比国家馆藏中的其他汉代上林铜器标准量器制品,基本都是汉代的一升相当于现在容积的200毫升左右。
可见汉代当时一升的容积折合现代制约为200毫升,这与秦代一升的容积基本相同。由此可见,汉代的度量衡是承袭和秦代的相关制度,量制采用的也是十进位制。
上林铜器上除了标有相应的容积,当然也标有相应的重量,这个上林共府铜升也不外如是。铜壁外侧的铭文记载,铜升重二斤二两。专家对上林共府铜升进行了实际称重,重为321.3克,进行换算得出,汉代的每斤折合现代的286克重。
再跟已有的其他标准量器测算出的重量折合数值进行对比,汉代的一斤折合现代的重量约在247.5至251. 克之间,平均值为249.65克。这样,就可以约合出汉代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50克。
那么,这样就可以得出最后的汉代跟现在在重量和容积方面的折合数值吗?
显然,这样的单一测算类比并不严谨。专家组为了更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得出更精确的折合计算方法,对国家馆藏的其他汉代铜器(除了标准量器外)也做了相应类似的测算对比。
比如,天汉四年南宫鍾,铭刻“容十斗,五十一斤”。实测容积为21000毫升,重10350克,每升折合现在210毫升,每斤折合今现在202.94克。
当然,专家们还对很多铜器的容积和重量数值方面进行对比,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对这些非标准量器外的汉代铜器测算结果和现代的数值进行折合,然后再取平均值得,得出汉代每升折合现在253.33毫升,汉代每斤折合现在246.8克。
然而,这又跟上林共府铜升的测算结果显示了很大的差异。为什么同为汉代铜器,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专家们把手头的资料进行列表汇总,再翻阅史料记载,最后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原来,可以造成这样误差的原因有很多。标准量器的磨损会造成这样的误差存在;既然是纯手工铸造,那么自然存在一定的精密度误差;
而且,后期的雕刻铭文也是纯手工程序,这也纯在一些人为的误差。总之,从生产到出厂有很多环节都能造成这样的误差存在。
但是,同一时期铸造的铜器的相关重量和容积还是在平均值范围内的,尤其是上林苑出品的铜器更为标准。这样就得出,即汉代每升约折合现在200毫升,每斤约折合现在250克。
现在,上林共府铜升作为一级国家文物。除了供给专家研究西汉的度量衡制度和文物收藏作用外,上林共府铜升作为西汉重要文物也对外开放展出,供游客、文物爱好者鉴赏。这个距今2000多年前的标准量器,安静的陈列在天津博物馆的展柜之中。
当然还有很多同它一样的汉代铜器,都像我们昭示了西汉时期铜器铸造规模的庞大,中央标准化制度的完善。
前文说道,上林铜器在雕刻铭文、重量容积方面都有严格的标准化规范。同样的,它在转运流通过程中也很符合标准化制度,统称为“上林铜器”。但是,这些汉代铜器却并非都出产于上林苑。
从出土地点不同可以得见,上林铜器虽然很大一部分出自自己的辖区上林苑内。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外地铸造后调入上林苑使用的,就像本文重点所记上林共府铜器,不就是在琅琊(现在山东境内)铸造后,才调入上林苑供使用吗!
当然,有调入就有调出。很多由上林苑铸造的铜器在成品并雕刻好铭文后,也流通出外地进行使用。
而这些上林铜器的转运及流通,也非“一件包邮”的形式,而是根据不通器物铸造时间,分批次有规律的按照统一时间和方式进行调配和流通,并统一做好相应记录。
可见,西汉时期的上林苑已经脱离了作为一个单纯的皇家园林的作用,演变为集政治、经济、游猎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皇家园林。
上林共府铜升在“物勒工名”制度,度量衡制度,汉代铜器铸造、转运、流通方式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和研究意义。
这使得专家们在对汉代上林铜器各个方面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个被老农当做水瓢用了十年的器具,当之不愧是一件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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