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就点名要苏静和他搭档，出任军区政委。得到消息之后，苏静非常高兴，也想回到部队，但是周恩来总理坚决不放人，韩先楚两次打电话跟周总理要人，周总理却说：“谁都可以调，就是苏静不能调。”
1910年，苏静出生在福建海澄县海澄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虽然清苦，但是家人却明白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必须读书，于是咬牙供苏静上了学，后来又借钱让他上了省立第八中学。在学校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开展革命工作，后赴缅甸谋生，1932年参加红军。
我党我军早期，虽然非常重视对革命斗争史料的记录和保存，但是由于环境艰苦，党内还没有专业的摄影记者，因此这方面的资料并不是很多，直到苏静参加了红军才开始转变。
1932年苏静参加革命之后，由于他爱好摄影，也将摄影看做对敌斗争的一种锐利武器，摄影工作逐渐在革命队伍中正式开展起来。苏静也成为了红军中最早从事摄影工作的战士，并成为了我军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而他的摄影爱好，要从他1930年随父亲到缅甸工作时候开始。那个时候他经常随父亲到一家照相馆学习照相与冲洗技术，久而久之也喜欢上了摄影。
1931年从缅甸回国之后在故乡筹建照相馆，后来因为帮助红军凑粮、搞宣传，参加革命宣传活动，被国民党通缉，将他所有的摄影器材没收。
他参加红军之后被任命为闽南革命军事委员会宣传队长，1933年转入红一军团当侦察参谋。1933年，红军缴获了一架相机，聂荣臻知道他会照相就交给了他使用。
他用这架相机拍摄许多精彩的历史瞬间。
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消灭了敌人接近两个师，缴获了大量的武器，红军举办了机枪训练班，朱老总亲自为战士们传授使用机枪的要领……
见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苏静抓住了这一生动的瞬间，及时用相机拍下了这珍贵的一刻。
红军这第一张照片，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并没有立即冲洗出来，直到1935年到了遵义之后，才在一家照相馆冲洗出来，成为了历史见证。
之后的《红军攻克孝义城》，《红一师指战员帮助群众收割庄稼》，《红一军团“五一”运动会单杠》，《开赴平型关前线》等照片都是他拍摄的。
之后，苏静又开办了解放区第一个摄影训练班——115师摄影训练班。
虽然苏静是红军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但是这也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并不是他的主业，他主要的工作是情报、参谋，虽然没有领兵打过一次仗，但是却得到了个一人可抵十万兵的美誉。
1934年，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苏静从通信科调到了作战科当参谋，不久之后又调到了侦察科当参谋。
此后他随刘忠，一直作为红军先锋中的先锋，走在了红军的最前面，他们查看过敌情、试吃过野草、攻占过碉堡，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5年秋天，红军抵达陕北之后，曾经打算向北发展，林彪和左权就带着苏静到瓦窑堡以北侦察地形，不料陷入了沙漠中，迷失了方向，眼看晚上快要到了，大家心急如焚，左权问苏静应该怎么走？苏静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马的缰绳松开，跟在了后面走出了沙漠。
从此之后，苏静更是得到了林彪的赏识。
红一军团改编为115师之后，许多将领都是被降了一两级使用，但是苏静被升为侦察科长。
1938年，日军进攻金信安，115师分了一部分兵力去阻截敌人，保卫黄河河防。
3月2日，林彪率部向敌后运动，行进到了千家庄附近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林彪因此中弹落马。
苏静当时就跟在后面，急忙将林彪掩护起来，然后派人回去找医生。
八路军师长在阎锡山地盘被人打伤，这事非同小可，第二天，罗荣桓就派苏静去国民党防区调查此事。
十年内战打了下来，稍有不慎，就会点燃一场战火。
苏静去了之后，对整个枪击事件作了细致调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最后得出了结论，这是一次误伤事件。当时林彪披了一件日本呢子大衣，阎锡山部队的一个哨兵以为是日军军官，因而开了枪。
没过多久，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密码就被日军截获，然而对此国民党却一无所知。
这天，卫立煌带着司令部刚刚抵达大宁，日军就偷偷围了上来，这一情况被一一五师侦察到了，罗荣桓立即命令苏静带一个营去掩护。
苏静骑马追了5公里才追上，卫立煌得知情报还没有来得及转移，日军就已经发起了进攻。当时卫立煌身边并没有多少部队，全靠苏静的一个营全力抵抗。在苏静等人冲出包围之后，苏静留下了一个连断后。
这个连队在白儿岭死守了一天，抵抗住了800多日军的轮番进攻。
卫立煌脱离包围圈之后，远远看着远处山梁上的硝烟弥漫，惋惜道：这个连队完了！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这个连队虽然付出了一些伤亡，却完成了阻击任务回来了……
这是对于国民党部队的团结，但是八路军也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警惕。
1938年，115师进入了晋西孝义地区后，国民党方面以国共合作的名义派了一个联络参谋带着电台到了师部，115师这里非常难办，既要合作，又得防备他搞破坏算计自己。
果然，那个参谋来了几天，就极其活跃，拉拢了师部一个译电员。
聂荣臻得知消息后就派苏静去对付他。
苏静先是不动声色地处理了那名译电员，然后就和那个参谋来了个将计就计，白天同他虚与委蛇，晚上就时不时的“泄露”一些115师的情报。
晚上，苏静假装睡觉，对方那个参谋就迫不及待的发报，苏静就趁机记住了这一切，将故意泄露的内容和发电的电码反复对照，轻而易举的获得了国民党的密码。
1945年，中央制定了抢占东北的战略规划，一时之间，山东、河北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纷纷北上。
苏静作为情报处处长跟着“前总”抵达了锦州前线。
此时的“前总”指挥部除了林彪只有李作鹏、苏静等有限的几个人。
由于各个部队来自不同的部队，导致相互之间没有电台进行联络，就连林彪都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在哪里？仗打得非常被动。
当时还闹出了一个笑话，11月29日下午，黄克诚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关与部队的编制、干部等问题均可以与林彪商量，再向中央提出意见。
黄克诚接到命令之后，立即与林彪联系，可是电报发出去了一直没有收到回复。过了几天，林彪和黄克诚偶然相遇，双方才知道原来双方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密码，两方相距也仅仅只有15公里。
八路军和新四军刚刚抵达东北的时候，老百姓根本不了解共产党，使得东北人民军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导致他们几乎变成了瞎子。
由于部队相互之间的通信不畅，情报不及时，导致初到东北的各个部队形成不了统一的指挥，局势相当的不利，部队甚至退到了松花江以北。
如此危局之下，林彪决心想要打一个大胜仗，提高士气，但是苦于情报不准确，无法进行统一的指挥，只能将希望放在了苏静身上。
眼看战局不利，情报不畅，身为情报处长的苏静格外的着急，立即加大了侦察力度，很快编制起来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情报网。
2月11日，苏静从纷乱的情报中，找到了机会：敌89师近两个团脱离其主力到达秀水河子，离主力有3天的路程。
情况汇报给了林彪之后，他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调集了7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消灭了这部分敌人。紧接着，林彪根据苏静的情报在大洼一举消灭了敌人4400多人。
大洼战斗结束之后，林彪高兴地对部下说：“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
后来彭真见到苏静的时候，也是高兴地夸他：“苏静同志，你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啊！”
正是由于苏静的情报做后盾，林彪此后直接通过电台指挥师、团一级的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对于自己曾经立下的功劳，苏静一向非常低调，很少谈及，他曾经这样自谦地说：“如果说我对革命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辽沈战役攻打锦州的时候向林彪建议采取坑道近迫作业攻城的战术，被林彪采纳。”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拉开序幕。
辽沈战役中最重要的应该算是锦州之战，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命令林彪拿下锦州的时候，林彪根本不愿意，最后在攻取长春不顺利的情况下，只得进攻锦州。
但是锦州之战一开始并不顺利，攻城部队一天天在增加，林彪着急万分，又有了掉头的想法，但是这是不现实的，根本不能撤退，只能在锦州城下耗着，这对于东野甚至全国的局势是十分不利的……
这个时候苏静为林彪找到了突破口，那就是2纵5师在攻打义县时候的经验—坑道近迫作业的方法，部队的伤亡很小，意识到这个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立即向林彪建议。
第一遍的时候林彪不置可否，并没有听见去，苏静虽然知道林彪不喜欢听第二遍，但是他还是决定说第二遍。
果然这次林彪非常重视，立即将这个方法推广到了攻城部队中去。
范汉杰原本还计划着解放军伤亡过大的机会向城外反攻，可是当他看见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的时候，不禁哀叹道：“守城无望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苏静担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将他派到了铁道部担任军管会主任，之后调任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领导工作。
林彪倒台之后，中央抓了92人的，但是专案组纪登奎告诉他中央原本是要抓93人的，他就是那个被漏掉的人。
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因为私事找过林彪。在他朴实的想法里面就是认为领导工作忙，不该打扰，这就是朴实的思想里面藏着的大智慧。
1978年，苏静才得以回到军队，也在这一年他正式以大军区正职的待遇离休了。
解放后罗荣桓就委托苏静编写四野战史，可是随着林彪的大起大落，四野战史就不好编写了。
上个世纪90年代，陈云建议苏静担任四野战史的领导小组副组长，1997年，由于对四野战史持有不同意见，加上自己病重，主动辞去了副组长的职务，一个月后苏静将军静悄悄地病逝于解放军309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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