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在哪里?
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部队在哪里?党在哪里?我们应该向何处去?
三个人坐在椰林里,谁也不说话,都在默默地考虑着往后的去向。
我们从琼岛母瑞山突围出来的那天,已是断粮后的第六天。那时候,我们琼崖独立师的全体同志都是一个想法:冲出去,坚决地冲出去!只要能有一个人突出重围,革命的火种就不会灭!
我们抱着这种信念,我们一团一连的同志吃了点树叶和草根,在许连长的率领下,借着风雨的掩护,支撑着虚弱的身体,悄悄地从敌人的隙缝中钻了出来。
不幸的是,我们到了琼东县的边村山,又遇上了敌人。激战中,许多亲爱的战友又倒下了。许连长在牺牲前给我们留下了最后几句话:“同志们要记住,只要跟着党,只要有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可是现在,到处都有敌人,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我们到哪里去找党,哪里有我们可以依靠的群众呢?
沉思了好久,陈美深腾地站了起来,从腰中抽出短刀,发誓一样说:“我要报仇!”
陈美深才二十岁,从小就给地主当奴隶,屈辱的生活在他的心里埋下了和统治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原是全连有名的大力士,可是现在,身体和我们一样虚弱。由于饥饿和激动,话还没有说完,他的身子一晃,差一点栽倒在地上。
我急忙扶他坐下,安慰他说:“美深,忍耐一下。这仇终有一天要报的。”
陈永泰同志也安慰他说:“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还是想个办法吧!”
陈永泰同志是我们连的一位副排长,三十五六岁,长工出身,做事老练,对革命无限忠诚。他提议:不管情况怎样恶劣,应该马上去找党。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到黄洋村去。
饥饿、困乏,无情地折磨着我们。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走着,走着,陈永泰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我和陈美深喊了半天,也没有应声。陈美深把他背起来刚想迈步走,身子一歪也倒下了。
我急得大声叫喊,企图把他们喊醒,谁知喊着喊着,声音越来越低,只觉得树在摇,地在转,一会儿,我也失去了知觉……
醒来一看,我们三人已躺在黄洋村黄阿嫂的家里。原来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梁安贤同志和黄阿嫂,听说红军在附近打了一个恶仗,估计一定有自己的同志,便出来秘密寻找,后来阿嫂在椰林里发现了我们,便叫人把我们偷偷地抬回家来。
就在黄阿嫂家里,我们三个共产党员成立了临时党小组。在第一次小组会上,大家一致决定:不论环境怎样困难,一定要坚持斗争,并积极想法与上级取得联系。
目前,第一步的工作是,要让群众知道红军没有被消灭,红军还在战斗。
二,“鬼山”上
三个人在村里目标太大。我们和梁支书研究的结果,决定搬到“鬼山”上去。
“鬼山”即边村山。传说这里埋着几个被渔霸逼死的姑娘,冤魂未散,白天常有旋风迷人;晚上鬼火乱窜,因此而得名。
自从有了这个传说,很少有人再来这里,连敌人也很少来此搜查。山上树木遮天,蒿草茂密,正适合我们隐蔽打游击。
来到“鬼山”的第二天晚上,就遇到了台风。敌人都躲到炮楼去了,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展开活动。
借着闪电的光亮,冒着倾盆大雨,我们摸进敌人的据点,用复仇的尖刀在椰子树上刻着标语。
一夜的功夫,“恢复红军师!”“巩固苏维埃!”等标语,便出现在许多据点里。而且每条标语后面都刻上了“红一团”三个字。
第二天,黄阿嫂给我们送饭时说,附近的群众都在传说着红一团回来了;敌人吓得把炮楼的门关得紧紧的。我们听了,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鬼山”上虽没有鬼,但有些东西却成了我们的冤家。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毒蛇和山蟥。第三天夜里,陈美深一翻身,觉得身下压着一个冰冷的东西,伸手一摸,原来是一条毒蛇。要不是他眼明手快,真有被咬伤的危险。
我和陈永泰借着月光一看,全身一道道血块子,全是山蝗咬的。幸亏黄阿嫂想了个办法,把草棚周围挖上深沟,沟里撒上草木灰,才战胜了它们。
我们在“鬼山”上住了一个多月。白天,上午睡觉,下午学文化,讲故事,晚上就到村里去活动,帮助群众干活,配合村里的党支部做些群众工作。
我们生活得很愉快,特别是陈美深用山竹做了一支笛子以后,文娱生活就更加活跃了。我和陈永泰都会哼几句琼腔,唱一些革命歌曲。
每当风雨天不能工作时,陈美深吹着笛子,我们俩便放开喉咙,尽情地歌唱起来:唱我们对胜利的向往;唱我们对敌人的仇恨;唱我们不屈的战斗意志;唱我们对上级党的怀念……
三,黎村分离
正当我们准备帮助群众夏收的时候,梁安贤同志突然给我们带来了令人激动的消息:他已和上级党组织取上了联系,党命令我们立刻离开这里,去接受新的任务。
我们怀着就要回到母亲怀抱的激动心情,立刻跟随交通员何大贵出发了。
黎村是我们的中途站,也是何大贵的家。我们赶到这里时,启明星还没有出来。何大贵把我们安插在村头一位叫梁嫂的家里,约定明天上午来研究晚上的路线,然后便回家去了。
一觉醒来,阳光已照满了半个屋子。约定的时刻已经过了,仍不见何大贵来。
斗争经验丰富的陈永泰立刻警惕起来。他提醒我说:“我们虽然不应该随便怀疑同志,但也不应该放松警惕。为了预防万一,还是应该躲一躲。”
于是,我们向梁嫂交代了几句,让她看风使舵,便从后门溜到了后山。
我们刚到后山,便看到何大贵带着四个敌人直奔梁嫂家里来。他们进了屋,就听到梁嫂又哭又喊地骂道:“你这个没良心的,欺负我寡妇人家。半夜你把他们领来,天不亮又把他们领走,现在又在团总面前卖好!”
以后,除了梁嫂的喊叫声再也听不到什么了。不一会儿,这个叛徒便带着四个敌人离开了梁嫂的家。
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当夜怀着感激、敬佩的心情离开了梁嫂。不几天,又一个令人悲愤的消息传来:梁支书和黄阿嫂也被何大贵出卖了。
然而,何大贵也没得好死。自从梁嫂那天反咬了他一口之后,敌人就怀疑他是两面派,把他枪毙了。
和党组织上下的联系全失掉了。怎么办呢?
一天晚上,月亮高高挂在天空,我们在一个山顶上召开了党的小组会。会上决定各回自己的家乡去找党的组织,并约定谁先找到党,谁就主动去同别人联系。
怀着新的希望,我们分离了。
四,重回党的怀抱
黎村离我的故乡——珍寨村只有十五多里,当天夜里便回到了家。
一步踏进院子,便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房子的顶盖被掀掉了,窗子被捣得稀烂,院子里全是锅、碗、瓢、盆的碎片,门上还贴着一张捉拿我的布告……
我强力镇静着推开屋门,屋子里只有母亲和我六岁的儿子秋盛蜷曲在床上。
母亲听到我的声音立刻哭泣着向我扑来,同时把父亲被杀、妻子被捉、她和秋盛遭到毒打的事全告诉了我。
听着母亲的泣诉,我感到眼睛里都在冒火。我向她说明了这次回来的目的,她答应帮我找党组织,并且在后山上把我隐蔽起来。
我克制着满腔的怒火,等待着母亲给我带来好消息。可是第一天过去,没有找到组织;第二天又过去了,还是杳无音信。
我坐在山上,目睹着村里的残垣断壁,心里的怒火一阵阵在燃烧,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便决定先从莫保长身上开刀。
晚上,我突然出现在伪保长的面前。他一见是我,吓得“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连叫饶命。我真想一枪把他打死,可是打死一个保长有什么用呢?
我严肃地对他说:“姓莫的,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改邪归正,饶你不死;一条是继续横行霸道,你的命就不保!”
他一听,连声说道:“只要留我一命,一定报答你的恩情。”
我又向他提出了不许给敌人报告真实情况等许多条件,他也一一答应了。
最后, 我从他的床上把一支驳壳枪和一袋子弹取下说: “这枪我要借用一下。”
他一口气连说了几个“可以”。
经过这次“拜访”,这家伙老实多了。为了预防万一,我仍住在山里。白天种地,晚上秘密回到村里,找贫苦群众谈谈,研究些对付敌人的办法。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四乡走动,希望能碰上自己的同志与党取上联系。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走遍了四乡,寻遍了附近的大山小谷,还是没有与党联系上。
一九三四年的春节快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琼东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林天贵同志。当时,我真无法控制住心中的激动。
不久,我便奉命去找陈永泰和陈美深同志。
找陈永泰比较顺利,找陈美深却费了很大力气。他的家在敌区,回去以后根本没住在家里。
后来我打听到他嫂嫂的一块红薯地,便在那里等她,想让她通知陈美深。好不容易把她等到了,可是,没等我说明来意,她转身就跑回去。
第二次是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偷偷摸到她的家。门紧紧地关着,我便在窗外向她说明了来意。任你磨破了嘴皮,她却一口咬定没有见过陈美深。
一天,我正在他村外的一座石拱桥附近闲遛,只见一个敌军官和一个传令兵匆匆走来。我急忙躲进草丛里。
两个敌军刚走到桥中央,忽然从桥下窜出一个青年,飞起一脚就把传令兵踢下河去。敌军官刚转回身,又被那青年一刀刺死。这动作又猛又俐索,一看就知道是陈美深。
就在这时,那传令兵从水里爬出来,向陈美深打了一枪,正打中他的腿上。我急忙奔过去,背起他就跑。
在县委的驻地山莆岭,我们三个人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五,菇蘑送信
在琼东县委的领导下,我们首先在后坡村积极地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
后坡村东面的村上有两个恶霸,一个名叫符大头,是联防队长;一个名叫陈智和,是团总。这两条地头蛇虽然反共是一致的,但相互间也有碰牙磨爪的地方。
符大头因为陈智和是外来户,对他存着戒心;陈智和是兵痞出身,弄枪弄刀比符大头高明一些,对符大头不大放在眼里。
县委决定利用敌人这个矛盾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一天,我们在东河渡口打了符大头个埋伏,搞掉他二十几个人。符大头气得兽性大发,天天“搜剿”我们。我们想再给他加一点油,把他气死。这个任务便交给了菇蘑去执行。
菇蘑是后坡村里的一位童养媳。先前,她穿的破衣烂衫,长的是骨瘦如柴,简直就不像个十八岁的姑娘。红军来到以后,实行了男女平等,菇蘑再不挨打受骂,新的生活使她更加年轻漂亮了。
这天,符大头又带领人马从县城出来“搜剿”我们。菇蘑挑着两半筐菠萝迎了上去。匪兵们一见菠萝,蜂拥而来,动手就抢。菇蘑把筐子一扔,顺着庄稼地悄悄溜走了。
匪兵们抢光了菠萝,在筐子底下发现了我们写给陈智和的一封信,立刻交给了符大头。
符大头拆开一看,上面写着:
“陈团总:前天我们在东河渡口打的那个漂亮仗,没有你的协助是不行的,信送得太及时了,深表谢意。望我们以后能配合得更好,共同消灭符大头……”
最后签署的是琼东县县委书记和红军代表的名字。
这封信简直比几千磅的炸药都厉害,一下子便把符、陈之间的裂缝炸成了不可逾越的深谷。
第二天,便传来了陈智和被符大头活埋了的消息。
不久以后,菇蘑成为第一个正式党员。接着,她的丈夫苏英芬和另一个同志也参加了党。
中国共产党琼东县后坡村党支部在战斗中诞生了。
六,血要血还
一九三五年春天,我们决定把工作推进到敌区。第一个立足点选在陈美深同志的村子。
可是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当我们第一次派菇蘑和苏英芬同志去和陈美深同志的嫂子联系时,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陈家母子全被杀害了。
杀害菇蘑夫妇和陈家母子的凶手是下田茵村的何家二兄弟。
老大是乡长,老二是团董。这两只豺狼比泥鳅还滑,自从杀害了菇蘑夫妇以后,深知我们会找他俩报仇,因此黑天白日蹲在炮楼子里不出来。我们只得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等待着时机。
一九三五年的除夕,我们估计他俩一定会回家过春节,琼东县委书记肖焕辉同志便带领我和陈美深、陈永泰等五个人,爬上下田茵村东头的椰子树,准备拦路截击。
一直等到半夜,不见一点动静。难道我们的计划被他俩识破了?正想着,忽然侦察员符明发来报告说,这两只豺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绕道回家了,现在正在家睡觉。
我们决定到他家里去。
长庚星已经偏西了,“迎神”的鞭炮声相继传来。我们迅速摸到何家的大门口。
一会儿,大门拉开了,我们一拥而入。我和陈美深还有另外一个同志,按照分工直奔何老大的屋子。
他正身披呢子外套,脚着拖拉板在门后洗脸。陈美深一个箭步窜进去,掐住他的脖子把他的脑袋按在脸盆里,说了声“血要血还”,一枪便结束了他的狗命。
肖焕辉和陈永泰那个组,也干掉了何老二。
鞭炮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好像在祝贺一九三六年我们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七,三支队的诞生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党的组织恢复了。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海南特别委员会指示我们要积极活动,组织红军。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枪,于是我们又在符大头身上打起主意来。
特委得知我们要向符大头开刀,特地把苏觉醒同志派了来。
我和苏觉醒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就认识,那时候我是区政府经委会的委员,她才十六岁,在区政府当交通员。一九三○年以后再没有见到她。原来四年前她嫁给了符大头的一位邻居,一直隐蔽在符大头的眼皮底下,没有被发觉。
苏觉醒同志把敌人的情况摸得非常熟。符大头自从活埋了陈智和以后,便从城里搬回乡下,现在共有六十八个人。原来归陈智和管辖的三十名团丁,二十五条枪,驻在村西头的炮楼上;符大头的联防队一半给他看家,一半驻在村东头的炮楼上。
根据这个情况,县委决定要苏觉醒同志回去瓦解团丁携枪逃跑。
苏觉醒同志真是能干,不几天功夫,便争取了符大头的奴隶苦娃,并通过她作好了一个团丁的工作。县委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决定进一步组织内应。
过了不几天,苏觉醒同志又来报告说,那个团丁又联络了两个表弟。正在这个时候,符大头可能听到了一点风声,忽然扣押了几个团丁,其中有一名就是我们的内应。
事不宜迟,县委决定立刻行动,目标是夺取西炮楼的二十五支枪,消灭符大头。
当天夜里一点钟左右,西炮楼正轮到我们的两个内应站岗,他俩一声不响地把我们三十几个人引进了据点。
陈美深带着十几个人悄悄摸上炮楼,把二十几支枪全控制在手里。团丁们还没有睡醒,我和陈永泰带着十几个人,由苏觉醒领路,直奔符大头的后门。苦娃打开后门带领我们向符大头的卧室扑去。
来到门口一看,门半掩着,进屋一摸,床空空的。难道这老狐狸发觉啦?正诧异,忽然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仔细一看,原来是他的三太太正搀着他从厕所向后走。
他俩一见我们,“哇”地叫了一声,转身就跑。没跑出两步,“呱唧”一声两个人被门槛绊了个狗抢粪。陈永泰抢步上前,接连打了几杠子,苦娃紧跟上去又补了两刀,两条狗命就这样结束了。
胜利消息很快传开了。第二天,特委便派人带着贺信来慰问我们,并当场宣布琼崖工农红军第三支队正式成立。
我被任命为支队长,陈美深同志任副支队长,琼东县县委书记肖焕辉同志兼任政治委员(陈永泰同志奉命调向另一地区工作)。
全支队共三十二人,长短枪二十九支。这时已是一九三六年八月。
海南革命斗争的低潮阶段已经过去了,扑不灭的革命烈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
王永信同志简介:时任琼崖红1团1营3连副排长,后任琼崖工农红军第三支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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