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林维先的三儿子林军回家休探亲假，当时他所在的部队驻防在河南确山，
第二天早上，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刚刚进了家门，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的林维先就惊讶地问道：“你怎么回来了？”
林军感觉很疑惑，就说自己是回来休探亲假的。
林维先询问了儿子在部队的情况和一路行来在途中的情况，就说道：“你刚走四个多小时，你们驻地附近的水库就因为特大暴雨溃堤了现在那里是一片汪洋。”
林维先接着下令：“你在家吃完早饭，赶紧回部队参与救灾吧！”
此时的京广线已经被大水冲断了，林军就疑惑地问道：“京广线都被大水冲断了，我怎么走啊？”
林维先顿时就火了，大声说道：“虽然你在休假，部队也没有要求你归队。但是，灾情就是命令，你要牢记自己军人的职责！现在你的战友们都奋战在抗洪的第一线，你是我的儿子，就更应该做出表率。”
吃完了饭，林军就出发了，这次探亲假他只在家待了两个小时就急冲冲回到了部队。而这正是林维先将军的家风。
1912年，林维先出生在安徽金寨县一个贫寒农民家庭，1929年父亲因参加夏季暴动，被民团抓去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即使这样，父亲依旧抓住他的手，叮嘱：“你去参加红军吧，为咱穷人报仇！”
不久之后，父亲含恨而死，为了给父亲报仇，林维先听从父亲的嘱托，毅然决然地走向了革命道路，参加了红军。1932年入党，由于屡建奇功，1934年林维先升任红82师师长。
1934年，敌人纠集了16个团的兵力对皖西苏区进行“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25军，为了配合红25军的战斗，林维先率领第82师南下霍山，采取避实就虚、长途奔袭的战术，多次歼灭敌人，连克多处据点。
82师的接连胜利，使得部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有力地巩固了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不过就在82师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他却被说成“第三党”被押往了英山县陶家河公审。
在公审大会上，几名战士和排长仗义执言：“师长整天和我们在一起打仗，很坚决，很勇敢，不是反革命。”
其它战士也纷纷开口，支持林维先。虽然如此，但是林维先还是被下放到了红25军做苦工，负责抬担架。
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但是林维先并没有因此而有抵触的情绪，而是对战士们说：“为革命抬担架、当挑夫也是光荣的，照样打敌人！”
对于英雄而言，即使是个挑夫，也会对革命做出大贡献。
1934年，革命形势发展极为不利，多次败仗下来，曾经有着13000多人的红25军只剩下3000多人，不得不开始踏上了长征。
剩下的战士们为了在大别山苏区坚持战斗，在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的领导下，将地方武装和一些体质稍好的伤病员集中起来，组成了拥有800多人的218团，下辖了两个营和一个交通队、一个苦工队。
红218团都是些老弱病残，不但缺少武器，就连粮食也很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团长和政委带着大部队出外寻找粮食，交通队和苦工队则是隐蔽在山林里，警戒可能来犯的敌人。
当天下午，敌人保安第三团一个营前来查看情况。就在敌人距离苦工队还有1000米左右的时候，林维先对交通队长说道：“敌人看样子是保安团，他们历来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不用怕，跟他们干！”
苦工队根本没有武器，只有几十根扁担，林维先接着说道：“冤死不如战死，战士还算烈士，冤死在自己队伍里面算什么！”
林维先的话鼓舞了大家，大家的战斗热情高涨，纷纷表示听从他的指挥。
等敌人靠近的时候，林维先大喊一声“冲啊！”就带头冲了下去……
红军的突然出现，没有给敌人反应时间很快双方就混战到了一起，就在战斗焦灼的时候，218团的团长和政委带着增援部队冲了过来。
这一天的战斗，不但筹集了足够的粮食，还缴获了100多支枪，原先没有武器的苦工队也每人都背上了一支枪。
这一仗，林维先临危不惧，指挥出色，回到驻地，高敬亭就将苦工队编为了3营，林维先担任营长。
1935年2月，鄂东北独立团将近前任来到了皖西地区，与218团合编为红28军。
在担任营长的一年多时间里，林维先出奇制胜，先后歼敌8个多团，在战斗中总结出了一些成功经验：如“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就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不打”的“三打三不打”原则和“伪装歼敌”“杀回马枪”“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等。
1936年蒋介石调集卫立煌围剿皖西革命根据地。为了击败敌人，林维先在作战会议上提出了分散活动，最好抽调一支队伍，远离大别山，洗出平汉路，造成红军主力详细追随红25军的气势，引诱一部分敌人离开大别山，继而歼灭。
高敬亭对他的这个计策非常赞同，立即命令林维先率领一营执行该计划。
林维先率领一营一路冲杀，敌人果然以为红军主力要跳出大别山，急忙令东北军的102师和103师追击。
林维先则是虚晃一枪，令人绕道后面边打边退，造成红军要返回大别山的假象。敌人果然中计，立即向卫立煌报告：“在平头山，歼灭红军200多人，匪首林维先被击毙，余部窜回了大别山。”
此时的林维先则是埋伏围歼了追击而来的保安团。
第二天，林维先又获得情报，青山镇驻扎了一个连的敌人，押送了许多的军用物资。
林维先顿时大喜，利用敌人的疏忽大意，在运动中歼灭了这部分敌人，俘虏了敌人25军后勤部长，不但得到了大量的物资和药品，还得到了一叠崭新的通行证。
之后，他又利用这些通行证大摇大摆地行进到了一个叫陡门港的小镇上休息。利用俘虏的后勤部长向卫立煌传递了红军主力将于红25军汇合的假消息，还通过这些通行证安全回到了大别山。
林维先的这次西出，带走了10个多团的敌人，恢复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将红军发展到了3000多人。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林维先出任新组建的新四军第4支队参谋长，之后历任副司令，新四军第7师副参谋长，战斗在合安公路沿线，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期间，林维先又出任华野7纵副司令，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林维先先后8次负伤，加上了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以至于积劳成疾，不得不休养。
1948年6月，林维先病好了之后，负责组建华东军区后备兵团训练司令部，执行接、送训练新兵和接、训、处理战俘任务。上海解放之后，出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
在1951年的上海大搜捕中，林维先协助郭化若指挥部队经过一夜的奋战，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8826人，受到陈毅的好评。
1953年5月，林维先调任浙江军区代司令，之后出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协助张爱萍解放了一江山岛。
1961年10月，林维先出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任参谋长，主要负责司令部和军区民兵工作。
毛泽东视察浙江，在听了林维先的报告之后，称赞他：“你不但是游击专家，还是民兵专家呢。”
林维先不但是个游击专家，还是个党史专家。
1980年，中央军委部署了搜集与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战史》的任务，具体由武汉军区具体组织。当时健在的原28军的老同志都推选林维先为领导。
编写红28军的战史是极其困难的，红28军时期是在最为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部队都是高度分散的，经常流动，战斗频繁，基本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资料，对于许多问题也留有争议。
林维先将军本着负责任的精神，亲自率领工作组，不顾自己年老体衰，跑遍了大别山区的每一个地方，深入调查，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从大到小毫不放松，经过两年的奋斗终于大功告成，书完成了，他却不让书中印上自己的名字。
1981年，林维先听说在六安县新安集有一个老裁缝，名叫陈志和，曾经在红25军当过营长，1934年11月初，红军转移的时候，他负伤留了下来，被安排回新安集寻找党组织，结果第二天就被逮捕了，坐了一年多的牢也没有审出任何问题就被释放回家了。
后来有人根据陈志和没有享受红军待遇，就怀疑他是叛徒。
对此陈志和非常生气，但是因为没有人可以证明，只能遭受不白之冤。
林维先在详细了解情况之后，认为很可能是224团3营营长。于是让人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正在武汉的北京军区副政委陈祥将军，说当时陈祥在这个营当通讯员，记性还好，应该会记得这个人。
不久之后，林维先和陈祥专程到新安集看望陈志和。
在得知两人是高级干部的时候，十分激动地称他们为老首长。林维先则是笑着说道：“不要称我们是首长，要称首长，当年你是营长，我是战士（苦工队）。”
陈祥则接着问：“三营营部有两个通讯员你记得不记得？”
陈志和想了想说道：“时间长了，记不得名字了，只记得有个外号叫'小胖子’。”
陈祥则是笑着说道：“我就是那个小胖子，所以你才是首长。”
顿时屋内响起了一阵轻笑声。
当时，县、区、公社都有负责同志在场，在两位将军的一致证明下，陈志和当红军营长的经历得到了证实，但是对于被捕到解放的这一段却不能证明，在场的区委书记接着说道：“陈志和的这段历史经历过去查过，没有叛变、自首问题，组织上也是清楚的。”
在两位将军的见证下，陈志和被确认为“退伍红军”，洗清了强加给他的“叛徒”等称号，得到了应有的待遇。
镇上的人们也纷纷赞叹：那两位首长跟陈裁缝无亲无故，老远里来帮他办件好事，人家首长真负责任。
林维先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除了亲身而为外，还对家乡做党史工作的人说道：“六安地委对党史工作抓得早，抓得对，搞党史是件大事，好事。但是，搞党史贵在真实，贵在实事求是，不能带着个人的感情去干。”
对于当时，林维先将军一直就是这么的认真，对于想要做党史的人也是非常支持。
1983年鲍劲夫为了撰写《许继慎将军传》到武汉军区采访，就得到了林维先将军的大力支持。
在他采访期间，为他安排了一辆车，每次采访之前，都会让秘书给各个军分区、武装部打去电话，要求搞好接待，提供工作便利。后来鲍劲夫要去广州军区、黄埔旧址采访，林维先专门给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打去电话，请他对采访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完成任务后，林维先对鲍劲夫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搞好地方党史工作，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有一份责任。”
可惜的是，这位老将军却因病在1985年7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他离世之后，聂荣臻元帅在其墓碑前的一块石匾上，亲笔题写了“游击大师”四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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