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无论是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时期，叶帅德高望重，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是众望所归。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叶帅晚年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尽管中央专门安排了医疗保健组负责叶帅的治疗，但仍然难以有大的改观。
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叶帅反而十分乐观豁达，反过来还安慰保健组的医护人员：
“要不了命的病嘛，人老了都是要得病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考虑到自己身体健康情况，叶帅准备退出一线领导岗位。
1982年9月，叶剑英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了必须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级领导岗位。
1983年2月25日，叶剑英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的时候，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不要再提名选自己当六大代表，也不要提名选自己当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人大常委会还特别给叶帅写了一封回信，高度赞扬他在过去岁月中为党和国家建立的丰功伟业。
叶帅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谁来接替他的职务呢？
1983年6月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选举了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
德高望重的彭真接替叶剑英，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而彭真仅仅只比叶剑英小5岁。
彭真是山西党组织的创建者之一。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冬在高君宇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02年10月12日，彭真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但他的祖籍则是在山东省桓台县候庄乡玉皇阁村。
为什么后来到了山西了呢？
图|彭真同志出生和生活过的窑洞（侯马）
原来就在1888年（光绪十四年），山东桓台县遭遇了水、旱、虫、风等等自然灾害，当时彭真的祖父傅象义一家人是靠种地为生，遭遇自然灾害后，根本生存不下去，无奈只能逃荒到了山西，走到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找了一间没有人的破窑洞，这才安顿下来。
自此以后，傅象义就在山西安家落户，随着后来傅家逐渐添丁，傅象义又带着儿子们在窑洞旁，又打了一孔窑洞，这两个窑洞，成为了傅家人三代的基业。
其实大家也发现，彭真原来是姓傅的，他的原名叫傅懋恭，彭真是后来参加革命以后改的名字。
1937年春，彭真前往延安参加全国代表会议，为了保密组织上让他另外取一个化名，于是他就取了“彭真”这个名字。虽然他后来又用过许多化名，但彭真这个名字沿用了一生，真名反倒是无人知晓。
尽管家里祖辈几代人都是农民，彭真幼年时也下地种田，还要到侯马镇集市上卖钱，但家里还是想办法，让彭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图|彭真年轻时
1922年，彭真考入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并参加了进步组织青年学会，就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尽管那时大革命在全国掀起了很大的浪潮，但在山西，青年人虽然倾向于革命，但是懂得革命的理论的人却并不多。
1924年，晋南临汾地区的党组织创办了“新生报”和“新生社”。太原党组织专门派彭真到临汾去。
彭真并没有对当地青年说教，而是选择了以理服人，他到临汾之前，带了一大箱子书，其中不仅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书籍，其中还有一部分时无政府主义以及宣传其他革命理论的书籍，彭真召集了所有的青年人，并告诉他们：
“我们现在选择道路，不光是为咱们几个人，是要给山西广大青年选一条出路，选错了是要负责任的。“
彭真让青年人自主的选择今后想要走的道路，这些青年人听了以后，立即安静下来，从这些书籍中寻找救国之路，他们看了书以后，大部分如梦初醒，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论理解也深刻了不少。
不仅仅是这些青年人意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就连彭真也颇受感染，后来每到一个地方，彭真总是随身带着各种书籍，一有空就学习，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建国以后。彭真随身携带的书籍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仅仅包含各种理论，还有文件以及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方面的书籍。于是彭真就找了个皮箱，专门用来装书。
图|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时期，贺龙、任弼时、彭真一起去看望生病的关向应
据彭真的老警卫员李志玉回忆：
“那时看到老首长带书，还是用的老办法很不方便，于是就专门找了个木工师傅，定做了一个木箱子，平时看着就是一个简单的木箱，但放下以后打开，就是一层一层的书架，虽然搬动时很重，但使用起来却很方便。”
彭真后来一直带着这个书箱走南闯北，至今依然保存完好。
大革命失败以后，彭真继续在北方领导地下党组织，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当时领导北平、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河南等省市党的工作）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是党在北方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9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彭真在天津与20几名地下党组织成员被捕，被关在河北省第三监狱。
河北省第三监狱，在关押彭真他们之前，是用来关押未处决的犯人的，到后来才改为关押政治犯为主，那时的牢狱环境十分恶劣，动不动就对关押的犯人实施残酷的凌虐迫害。
彭真等人被关进去以后，监狱就把他与20几名党员分开与一些重刑犯关押，至于彭真、郭宗鉴等十名重刑犯，则是被关押在三监一个只能容纳五六人的小牢房里面。
图|彭真曾居住过的中共顺直省委机关旧址（位于天津市山西路耀华里2号）
每个小牢房在那时有狱方专门指定的刑事犯当“铺头”，专门欺压政治犯，并向监狱当局报告他们的情况。
监狱的环境很恶劣，整个牢房充满恶臭，因为囚犯每天只有上午下午放风的时间去大小便，其他时候就只能在牢房内自行解决，另外每人每天吃的也很少，只有陈旧小米和骨糠做成的小米饭，被称为“三合饭”，每顿饭给一小片咸菜或者是飘着几片菜叶的菜汤。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彭真也不忘坚持斗争。
经中共顺直省委批准，彭真等党员在牢里建起了三监秘密党支部，彭真任书记，为了争取在狱中的权益，彭真摒弃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与口号，进行有理有据的斗争，还找来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其余犯人写申辩书。
1930年春，经判决后，21人中有11人因“轻微罪行”，只判了11个月有期徒刑，彭真恰当的斗争方式，保护了在狱中的党员，还保护了尚未暴露的顺直省委以及天津市党组织领导人。
图|聂荣臻
因为在狱中进行过绝食斗争，彭真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不仅仅是虚弱的问题，还患上了痢疾，并开始出现吐血的症状，狱中的同志一度担心他顶不住，彭真自己也开始写遗书，一直到顺直省委得知情况后，时任组织部部长的聂荣臻通过在天津市政府任职的胡仁奎为彭真送去了鱼肝油，并通过互济会与狱方交涉，帮助彭真治病。
彭真一开始在狱中被判刑9年，因1931年蒋介石下台，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下令狱中重刑犯刑期减去三分之一，彭真的刑期因此而改为6年。
一直到1935年，彭真才被释放出狱。
彭真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兢兢业业，致力于国家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尽管参加革命后离开家乡多年，但彭真始终记挂着家乡的建设。
1961年12月4日，时值天寒地冻，彭真回到老家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到地方，彭真顾不上先回家看看，便立即召集了当地干部谈话，并在当地工作人员带领下，前往浍河水库视察。
就在建国前，浍河水患严重威胁着两岸居民生活，新中国建立以后，曲沃地方决心根治浍河水患。
图|1962年彭真携妻儿去山西侯马看望母亲
1958年，时任浍河县委书记的张耀庭动员全县15万人，修建了浍河水库，原本预计用5年的工程，仅仅用了1年零6个月就完工了，浍河水库的建成，使得当地25万亩的旱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
彭真回到家乡后，听闻了浍河水库的奇迹后，立即亲自赶往视察，在确信当地有大的改善后，彭真高兴地直竖大拇指。
1964年春，彭真回到山西深入农村视察，尽管那时他距离家已经很近，但他并没有选择回去，只是将老母亲从家乡接出来，在招待所住了两晚上。
1986年5月，彭真视察山西、河南、陕西农村，再一次路过家乡，顺路路过垤上村，这次他终于又有时间回老家看一看，但在临去之间，特别与当地干部“约法三章”：
一是不要预先告诉大家说我回去，免得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产；
二是不要组织人看望我，我是回去探亲的，应当我去看望大家；
三是顺路探亲，不在侯马住宿，当天就走，我想在火车上请亲友们吃顿饭，饭钱我出，端正风气，我们要带头。
图|彭真1986年第三次回乡和干部群众座谈
彭真始终牵挂着家乡的经济建设，这次离开时，他专门为侯马市题词：
“团结奋斗，把侯马建设得更好！”
彭真担任过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担任时间最长的，还是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长。
从主持北京市的城市建设之初，彭真就考虑到了北京市将来发展的情况。
1956年10月，彭真在北京市常委会议上谈到了北京市的规划，在谈到人口规模时，彭真认为：
“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500万人左右，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今天的计划要考虑到今后发展的需要。”
那时许多人对于城市的建设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一部分人对人口规模过大，居住地定额用地偏高，规划的道路偏宽，绿地河湖水系面积也偏大。有人看到北京市马路修的太宽，路上没有多少汽车在跑，就将马路修的宽一些批评为是“大马路主义”。
图|彭真与妻子张洁清
对于一些不同的意见，彭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不要只看到眼前。城市规划如果不考虑远景，终究是要挨骂的。
彭真特别强调了停车场修建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北京如果有了几十万、上百万辆汽车，怎么放？”
至于马路修得太宽的问题，彭真则这样解释道：
“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不仅如此，彭真还对城市绿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城市内应先划定各区公园分布网，划定后即公布，以免今后陷于被动。居民楼前面靠马路的地方可以留出一些空地搞绿化。工厂区内亦须留出充分空地建立园林，以调剂环境。”
图|毛主席与彭真
彭真坚持主张给后人留下一个宽裕的发展空间，他的城市建设方案上报中央后，获得了批准，尽管那时有不少人都很不理解，但随着城市逐渐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也都理解了彭真的远见卓识。
彭真过去在党内拥有崇高的地位与声望。在于他渊博的学识与坚持追求真理的态度。
在延安时期，贺老总就时常来找彭真，请他讲授哲学，彭真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毫不疲倦，贺老总在台下听得津津有味
1945年8月，彭真出席了党的七大，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中共中央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13人，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并同时选举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与陈云又同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然而彭真并不因此引以为傲，始终兢兢业业的工作，因此受到了许多人的尊重与爱戴
图|1954年10月1日，彭真陪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
1978年12月18日下午，彭真夫妇从陕西返回北京，消息传出后，许多人奔走相告，几百人都不辞劳苦地赶往机场迎接。
彭真走下飞机，与迎接的人群挥手致意，一个机场服务员大声喊了一句：
“彭市长，我们盼了多少年，您终于回来了。”
在场所有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一旁的程子华说：“彭真同志，我们这些人都是自发来的，不代表谁，跟谁都没有关系。”
彭真也很激动，他与在场的人一一握手，眼窝不自觉地红了。
那时中组部派去接的车是苏制的吉姆车，因为吉姆车的车门很低，彭真个子很高，加上年龄大了，上车十分费劲儿，旁边的吕正操看的十分难受，就想请彭真做自己的车，没想到彭真却摆了摆手拒绝了：
“组织给我派什么车，我就坐什么车。”
回到了北京的彭真住在前门饭店，很多人都赶来看望，然而彭真最挂心的，还是自己工作的问题，虽然彭真年龄已经不小，但他自感精神尚可，仍渴望继续为祖国建设出一把力。
图|1966年5月，彭真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合影
党中央对彭真的工作有着很深的考量，鉴于过去的教训，中央决定彭真出山后，主要负责法制建设工作。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彭真就负责过立法工作，对于国家法制建设，彭真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彭真也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战略任务。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必须刻不容缓、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1979年2月17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乌兰夫向会议作了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建设委员会的说明，会议通过了这项决议，并成立了一支由80多人组成的法制建设委员会。
彭真为主任，胡乔木、谭政、王首道、史良、安子文、杨秀峰、高克林、武新宇、陶希晋、沙千里为副主任，委员六十九人；任命武新宇为法制委员会秘书长，刘复之为第一副秘书长，王汉斌为副秘书长。
图|1979年1月，在首都春节联欢会上，先后担任北京市长的叶剑英（右）、聂荣臻（左）、彭真（中）欣喜重逢
尽管彭真对法制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十分满意，但仍觉得有不妥之处，参加法制建设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不少人年龄偏大，这样的班子该如何工作，彭真思来想去，决定上报中央，在法制建设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一个工作班子。
彭真的提议得到了邓小平，叶剑英的赞同。
“立法工作就由你来抓，你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要找哪个部门就找哪个部门。”
有了中央的赞同，彭真亲自组织与各部门协调，调来骨干，组成工作组，彭真谓之“苦力班子”，对于法制建设的工作，彭真着重强调：
“任务就是职责。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法制委员会时，只讲了它协助人大常委会加强立法工作。怎么协助？可以实，也可以虚；可以多搞，也可以少搞。最初，有的同志主张法委是虚的，也有些同志主张法委是实的。这个问题，我请示过小平同志，他说，当然是实的。立法工作要快一些，法律有比没有好，成熟几条就先制定几条。开头可以先粗一些，然后再细。”
图|彭真
在紧张忙碌的立法工作中，彭真完全把自己当成了“苦力”，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不仅仅完善国家的法制建设，还培养了一大批的立法人才。
一直到1987年10月，经中共十三大批准，彭真才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
1992年，彭真几度病重，即便面对这一切，彭真依然十分乐观，积极配合治疗。
1997年，彭真再度病重，生命垂危，面对死神威胁，彭真依然十分坦然，他对身边的亲属和工作人员说：
“我这一生没有遗憾，我们要愉快地告别。希望你们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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