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28日上午，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来到老营盘前沿阵地视察，正值敌周浑元部一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
陈毅视察完毕，离开师的前沿指挥所时，右腿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顿时倾倒，血流如注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保养，陈毅烧退了，大腿总是红肿疼痛、不能伸直，不能下床。
陈毅的大腿应该动手术取弹片，但因为云石山国家医院没有电源，不能拍X光片。动手术的事被搁置下来。
云石山国家医院旧址
更令陈毅心焦的是，听说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就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了，但是还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过话他。
10月9日，医院各科室的医疗器械、药品都装箱了、看样子一两天就要行动，陈毅赶快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写了封信反映情况
周恩来接到陈毅的信，当即派人把电台的汽油发电机送来医院。
X光片显示陈毅右胯骨被打碎一角，于是立即开刀，取岀了作祟已久的一些碎骨。
手术后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探望陈毅，告诉他，红军主力即将长征，决定他和项英等领导人留下来，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周恩来接着解释说：“此次撤出本想把你抬走，但因你在江西有名望，党内军内群众中都活动得开。项英同志刚到中央苏区两年，又没打过游击，所以留你负责军事，帮助项英工作。”
留下来坚持斗争、陈毅倒并无意见，革命本来就是艰险的事自己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确实比较熟悉。
留下他负责军事，可以有所作为，也可以使大家觉得共产党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陈毅急等着与项英会面
项英在10月12日送别了最后一批撤离的队伍，第二天就到医院看望陈毅，并向他传达中央的有关部署：
中央革命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办事处中央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武装力量1.6万人（另有伤员3万多人）.。
中央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
10月22日，在转移途中的中革军委，给项英来电。指示“中央军区应从22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不少高级干部对这任命迷惑不解。他们知道在留下的领导人中，真正懂得战争的是陈毅，不给他军职，他怎么指挥部队打仗？
陈毅感触尤深。中央原说定叫他“负责军事”，现在却不给他军职
在红军主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个月之后，蒋介石才真正弄清了红军主力的动向。
他在南昌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了二十多个师几十万大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
在这之前，国民党军基本上按照第五次“围剿”的原定部署推进；
从10月初开始，红军主力的阵地已先后由红二十四师及独立团接防，军力减弱；
10月14日国民党周浑元纵队占领兴国县城，26日又占领宁都县城；
北路国民党军虽已于10月底发觉红军主力转移，但因在过去几次“围剿”中被红军打怕了，担心又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因此，他们仍然采取堡垒战术，小心翼翼地推进。
这时，本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大转变的利时机，但项英为了执行中央方针、仍然集中兵力去四面防堵。
项英命令红二十四师、各独立团和江西军区部队，分别去汀州、广昌、兴国、石城等地，正面阻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这些红军当然无力和敌人拼消耗，阻挡不住，反而遭受很大的伤亡。
11月7日，国民党李延年纵队占领汀州县城，10日占领瑞金，17日又占领于都县城：
国民党军每占领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卷土重来的土豪劣绅，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肆无忌惮地进行阶级报复。
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央苏区被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十部和群众达70多万人，占人口的1/5！
机关中的女同志和领导干部亲属，被批准随中共中央机关长征的只有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31人，绝大多数留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0月下旬，根据反革命大风暴即将到来的清醒估计，陈毅考虑瑞金是赤色首都，目标最大，敌人搜剿严，亲属留在瑞金一带是不合适的。
他就布置办事处动员安排她们疏散到瑞金以外的地区去但她们大多数不愿离开机关部队，“死也要和大家死在一起”。
于是，陈毅首先动员自己的妻子赖月明回她的老家兴国县去做地下工作。
陈毅是1932年5月与赖月明结婚的：婚后陈毅大部分时间在前线，两个人很少在一起生活、没有子女陈毅到瑞金休养，组织上才把她从江西省少共儿童局调来照顾丈夫。
陈毅忍痛动员她离开自己，并安排女干部万香跟她一起走。挥泪一别，再未重逢
陈毅送走了赖月明，就动员疏散：他亲自布置可靠关系安排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等乘三条装载粮食的船，到赣州郊区隐蔽。
当时较早疏散的人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大部分保存了下来。
项英对国民党的暴行极感痛愤，对苏维埃国土日益丧失极感焦急。
在国民党军向苏区最后一个县城会昌进攻时，他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红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谢坊伏击敌人。
11月22日，红军一战歼灭了敌李玉堂部半个旅，击溃了另半个旅。
这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唯一的大胜仗，给了群众一时的鼓舞。震惊了敌人。
但是红军伤亡也不小。并且暴露了主力二十四师的目标，敌人集中四个师的兵力，跟踪围击二十四师，并于11月23日占领会昌。
进入12月，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小小的“三角地区”。
国民党军出动12个师，从四面八方向内压缩，企图南北夹击，拉网合围。
12月底，分局、办事处和军区机关与部队转移到“三角地区”中心地带的黄龙井塘村。
1935年1月，由于一直得不到中央新的指示，中央军区还未能根本改变战略方针，于是出现了大量损失：
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部队2000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4个师围困，省苏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牺牲，仅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
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攻宁都瑞金边境敌军1个团，激战两天一夜失利，红二十四师伤亡400余人；
红二十四师与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及赣南地方武装共5000多人在牛岭伏击粤军一两个营，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甚重，退兵休整。
这时，项英下了决心。他要陈毅写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到各省委和特委。
可是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断绝；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叫不通了，“指示”无法下达。
1935年1月下旬，反革命大风暴终于阴云四合，国民党军四面围困，企图压缩红军于苏区狭小地区一举歼灭。
此时是突围疏散的最后时机，早一天就能多突围一些人，项英连电中央、中革军委，请示行动方针及突围方向。
直至2月5日，尚在长征中的中央书记处才发来“万万火急”的回电，明确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2月4日是阴历大年初一，2月7日，大年初四，苏维埃共和国演出了最后的一幕。
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农剧社“火星”“战号”“红旗”等剧团在井塘村举行了文艺会演。8日，瞿秋白还向优胜者颁发了奖品
陈毅这时已对军事有了指挥之权，他和项英等人考虑敌情紧张，于是决定率领机关、部队迅速向于都南部禾丰地区转移。
同时，安排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以及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张亮（项英妻子），由警卫排护送，向福建长汀转移。
瞿秋白一行在2月24日被敌包围，何叔衡牺牲，瞿秋白被俘，仅邓于恢等数人突出重围到达永定，与张鼎丞、谭振林会合
到禾丰后，陈毅看到了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决议详情”电报：“你们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
27年后，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中央这份电报，内心狂喜：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只可能是毛泽东的手笔，那毛泽东现在很可能已经复出。
当晚，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禾丰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指示。决定分九路突围
中央分局在2月中旬才下突围决心，在中旬末才陆续出发，为时已晚。
九路突围中，有三路是较顺利地突出去了：
陈潭秋、谭震林率二十四师四个连到闽西；龚楚、石衡中、史犹生率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去湘南；毛泽覃率一个连去闽西。
其他六路却都遭受堵击袭击，或被打散。或遭重大杀伤，许多重要领导人英勇牺牲、被俘遭害，或从此失踪。
项英、陈毅、贺昌的一路是最后离开的。当时，还有2000多名重伤员留在禾丰、上坪山区。
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去向伤员作了恳切坦诚的动员，并动员组织了山区的干部和群众，要求群众分头收容伤员，带回家去。
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就这样，在苏区军民深厚的感情基础上，迅速地安置了这批伤员。
2月28日，项英、陈毅、贺昌率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的第七十团，共编为四个大队，准备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
3月9日下午1时，贺昌与第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把队伍集合在上坪村，项英决定向中央发个电报，得到批准后再走。
可是，直到3时，电台还联系不上。这时四面是敌，到处枪声，情况危急。
贺昌决定带两个大队先走，抢在天黑前渡过梅村江（今濂江），冲出包围圈。
可是他们渡过了濂江不久就遭敌伏击，部队被打散。
10日凌晨，贺昌收拢部队，行至会昌归庄，又被预伏的敌军包围。
又一次被打散贺昌身负重伤，高呼“红军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
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项英、陈毅，终于和党中央联系上了他们把突围的部署作了报告。
下午5时，项英、陈毅收到了中央的回电。可惜，由于中央改用了他们所没有的另一套密码，电文无法翻译，回电内容无法知晓。
项英只得命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此后便和中央失去联系。
他们突围刚起步就遇上倾盆大雨，天黑路滑，项英近视，陈毅腿伤。
好容易下了山，立即和敌人遭遇，部队被打散，陈毅和项英也失散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又会合，部队还剩二百多人。
他们东奔西走，和敌人周旋；到晚上又遇敌人，突围不出，只得退回上坪。
敌人却把一个叛徒的口供印成传单用飞机满山遍地散发、分别悬赏五万银元活捉项英、陈毅。
为了减轻部队负担，项英、陈毅决定部队由大队长带领去赣粤边。他们自己带少数警卫人员另行突围。
他们穿行在深山密林，几经辗转，于3月底抵达赣粤边根据地的油山，和赣粤军区司令员李乐天见了面。
李乐天
几天后，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记陈丕显带领突围的余部也来到油山。
赣粤边区脚踏十余县，方圆几千里，巍峨的大庾（余）岭及其山系帽子峰（北山）、梅山、油山、南山遍布境内，连绵起伏。
漫山密生松、柏、懈、桦、杨和连片的竹林、缠绕的藤萝，遮天盖地。形成了一望无际的树海
一走进赣南“树海”、深山老林，不少人很不习惯。
尤其是中央大机关的人，生活热闹惯了，更觉枯燥乏味。于是，牢骚怪话渐多。
项英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听着生气，认为这是“不信任党的歪风邪气”，主张严惩。
陈毅不赞成，认为“独坐空山上讲讲怪话也是消遣”。
陈毅当然不是放任大家讲怪话，他主张用生动活泼的思想工作来引导，来提高大家的认识。
于是他每到一处，都给大家讲形势，讲矛盾，讲进山搭棚子住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讲我、蒋、日斗争的发展和光明的前途。
他从不枯燥地说教，有时组织干部结合《春秋》《左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历史来开讲，引人入胜而又发人深省。
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境，立即调动重兵，包围“清剿”。
他的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广东军阀余汉谋的第一军三个师、加上江西省保安团等地方武装，共集结三四万兵力。
春夏之交，他们设置了三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是赣粤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波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
余汉谋
第二道封锁线在大余、南雄、南康、信丰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
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袭击搜剿
三道封锁线建成后，余汉谋便下令进山“清剿”该军所到之处，成片的山村被烧毁，许多群众被屠杀，大批妇女被奸污。
粤军强迫山里群众“出坑”，全部家口一律迁到山外赤白交界区居住，若不搬或搬后跑回，即以“通匪”枪决。
搬家时一切吃的东西全部带走，若留下即以“济匪”论罪。
余汉谋是个颇有思想的军阀，深知红军的生命线在于联系群众，如今用“移民并村”将居民与红军隔绝，消灭红军游击队便易如反掌。
妄图封锁中央苏区的蒋军碉堡
他向报界夸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
面对敌人重兵围剿，陈毅不会坐以待毙。
乌径，是（南）雄信（丰）公路上在广东省境内的一个大墟镇，是敌人认为最可靠的后方。
敌人集中力量进山“清剿”后，这里只驻着一百多人的靖卫团和区公所。
陈毅听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报告后，立即找来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叶明魁，向他具体布置了夜袭乌径，出奇制胜的办法。
叶明魁带领几十人的游击队黑夜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急行军一百多里，天亮前赶到了乌径，神速地打进了镇公所。
只用半小时，红军游击队就全歼靖卫团，打死了靖卫团总，又把红军的标语，贴遍了乌径镇。
天亮时群众看到标语，纷纷传说有大队红军来到，吓得敌人赶快把进山“清剿”的一部分兵力调回乌径。
陈毅又布置油山游击队队长曾彪，巧袭了高石镇，
高石镇是个1000多户的大镇。一面靠山三面环水。一座大桥为进镇的要道。镇里只留下一个排的白军驻守。
一天下午，曾彪挑选了9名精明强干的游击队员，化装成国民党官兵，大摇大摆地从正在桥下洗澡的白军面前进到镇里。
接着，他们冲入敌人的指挥所，缴获1挺重机枪，5支步枪，3000多发子弹，等洗澡的白军发觉时，游击队已经过桥进山了
紧接着，陈毅又布置了油山游击队袭击了大余县的西游仙墟和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
曾彪带着十几名游击队员，打扮成挑鸨砂的短工，隐蔽在矿警队驻地的树林子里。
天近黄昏时，矿警队照例集合在操场上听队长训话矿警队长刚开口讲话，曾彪“叭叭”两枪，打死了矿警队长，带着游击队员从树林里高呼“缴枪不杀”冲上操场。
惊呆了的矿警慌作一团，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
消息传遍大余城，余汉谋没有想到会在他的军部附近出现红军游击队，只好把进山“清剿”的部队调一部分回来安定后方
这些胜利减轻了敌人对游击根据地的压力，可是组织指挥这些游击战斗的人却并不轻松。
在反“清剿”斗争中，陈毅拄着根树棍，拖着条伤腿。带着两个警卫员连日整月奔波于各游击区中。
有时由于事先没有联络好，时间没有算准，或者由于难以觉察到的疏忽。常常和敌人遭遇
有一夜，他们和一连保安团遭遇上了。陈毅和警卫员急忙埋伏在路旁水沟的芦苇里，把短枪紧紧握在手中，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和他们拼死一战
国民党的兵明白，他们在明处，红军游击队在暗处，搜不到还好，搜到了他们自己得先吃“黑枣”。
为了应付长官，敌兵昂着头搜上两遍，便大声报告没有发现。
排长骂道：我亲眼看到他们钻进去的，你们滚开。他打着电筒，雪亮的电光在陈毅身上几次掠过。
陈毅瞪大眼睛，枪口一寸不离地对着敌排长。突然敌排长大叫，他搜到了一只鞋！他把芦苇一翻，正好把陈毅盖得更严了。
又有人叫喊：搜到了一个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牙具和书籍。敌连长好不惊奇，说：“共产党苦成这个样子，还念书呢！”
敌人撤走半个多小时。陈毅和警卫员们谁也没有岀来。因为敌人为了引诱游击队出来，当官的常故意髙喊口令，其实只走了一半，另一半留在原地静候。
有时真的全体走了，但过二三十分钟，一个“回马枪”又包围过来。
陈毅和警卫员们一直藏到下半夜，才从芦苇里走出。
敌人的“清剿”屡遭失败，把“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计划展为半年，后来半年不行，又展为一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
敌人也很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他们竭力利用共产党的叛徒。“北山事件”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叛徒龚楚破坏红军游击队指挥中枢的阴谋的一部分。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1935年春，他带领红二十四师匕十二团突围到湘南宜章后，遭到粤军的袭击，叛变了革命。
他向粤军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于是。
陈济棠就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四十多人的卫队。要他到赣粤边来诱捕项英、陈毅
10月中旬，龚楚把卫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窜到了北山龙西石地区。
几天后和余汉谋的一支部队乒乒乓乓假打一阵子，“击溃”了“敌人”，出了名。
中共赣粤边特委驻龙西石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都先后同龚楚进行了接触。
贺敏学
龚楚大肆吹嘘他在湘南的“战绩”，声称他这次来是要接项英、陈毅去湘南加强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
何长林告诉龚楚：陈项目前正在北山游击区，但他们和北山游击队不发生直接联系。要找他们，只能写封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龙西石米会面。
龚楚一听喜出望外，送上门比找上门更好下手。
项英、陈毅看了交通员赖文泰转来何长林等人签具的信，非常高兴，这是突围后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
但陈毅又想：龚楚是湘南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怎么可以丢下游击队到这里来“汇报”呢。
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对龚楚就有所了解、此人贯骄傲自大，口中无人。
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拒不执行彭德怀命令，使湘赣军区的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被降职当团长。
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斗争残酷，人心难测，陈毅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会见龚楚
龚楚见信送走了好几天还不见项英、陈毅到来，害怕自己的卑劣行径被发觉，就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的共产党、红军游击队召集起来，一网打尽。
于是，他通过何长林，在北山龙西石召集游击队和干部开会。
会上他撕下画皮，说当共产党、游击队没出路，劝大家投降。大家这才知上当，有些人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往外冲。
但是，在敌人预伏火力的封锁下，五十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了，只有大队长贺敏学等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翻滚下山。
叛变后的龚楚
何长林被逮住就叛变了，龚楚通过何长林，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抓起来，使北山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遭受很大打击。
龚楚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他布置反动军队日夜搜查，把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严密封锁，力图在十天之内捉拿到项英、陈毅，并把北山的共产党、游击队斩草除根
去北山帽子峰的道路，陈毅和警卫员们由于经常来往。比较熟悉。
但因龚楚指引敌人在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了暗哨、密探，他们只能夜间在树丛中穿行。
敌人、北山游击队和陈毅他们，三家都在捉迷藏，兜圈子，所以陈毅要找到北山的同志，谈何容易。
陈毅率部转移到帽子峰，那里是原始森林，十分闭塞，参天的乔木下，各种藤葛荆榛纠结交错，犹如天然屏障，走几天不见太阳。
敌人不敢进去搜查项英、陈丕显等领导人也来到这里。
项英、陈毅召开了一系列大小会议，把“北山事件”的详情向大家公开，组织讨论，吸取教训，深入剖析和批判龚楚、何长林。
陈毅还对游击队干部讲，革命要靠觉悟，靠自愿，不能靠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捆绑不能成夫妻”，捆绑也不能搞革命。
一次，陈毅到一支游击队去了解情况，队长和指导员汇报了一个战士逃跑又回来的事。
这个战士叫刘燕青。是侦察班班长，过去侦察、作战很机智勇敢自“北山事件”发生之后，他逃回家了。
但没过几天，他又突然回来了，据刘燕青自己说，他离开了革命队伍，就像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无依无靠、空虚、害怕，就又冒着杀头的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有人不相信他的话，认为他回来可能有诈：陈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刘燕青的话可信：
他毕竟是一个被压迫的贫农子弟，在共产党多年教育下，阶级觉悟提高了，一旦离开革命集体，他是会产生他所说的那种感觉的。
陈毅建议。恢复他的自由，发给他武器，像过去一样信任他。
那天下午，陈毅向集中起来的游击队员讲话。他对刘燕青作了一番深刻的分析批判，刘燕青感动得流下泪来。
接着陈毅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都可能发生。身体弱的，跑不动的，不能坚持，可以自愿回家，我们发给路费。”
“不过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而且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岀去了，待不住。愿意回来的可以再回来。我们会像欢迎刘燕青那样欢迎你。”
说到这里，陈毅站了起来，摸着自己的脸道：“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长着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是党给我的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北山游击区的党组织、游击队和指挥机关后方人员，基本上整理配备完毕，北山区恢复了元气，从根本上巩固了内部。
于是，项英、陈毅他们转移到了连山。可是就在这时。油山又传来消息，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了，陈毅马上赶回油山。
向湘林是在负伤休养中被俘叛变的，由于应变工作抓得迅速及时，油山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
向湘林也因此失去了国民党军的信任、最后被枪毙了，
1936年6月初，赣粤边区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粤军余汉谋第一军的部队纷纷撤走，游击区空前地平静下来。
项英、陈毅派人下山打听，才知道发生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反蒋抗日”旗号，以争取全国响应，问鼎中原。
粤军一撤走，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也缩进壳里，土豪劣绅惊恐万状，纷纷逃向赣州、韶关。
陈毅亲自写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项英审定后，大家分头抄写，连夜奔赴各地散发张贴传抄。
一时间，赣、信、康、南、余和三南等县城及墟镇，都出现了这份“告群众书”和其他宣传品，起了震慑敌人，鼓舞群众的重大影响。
“天天讲红军消灭了，其实人家还在，要抗日！”有的国民党政府人员也才知道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陈毅、项英把分散的游击队作了比较大的集中，向保安团、铲共团、靖卫团、国民党区乡公所实行反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敌人在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上筑的“乌龟壳”，大多数被游击队的土炸弹送上了天。
曾经逃跑又归队的北山游击队侦察班班长刘燕青，带着几个游击队员一举攻下敌人新城据点，俘虏了三个国民党士兵。
陈毅亲自审问了这三个俘虏，向他们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叫游击队发给他们每人三块银元，向他们宣布：愿意回去当兵或者回家种田都可以。
三个俘虏被释放后，除一个矮个子回国民党军队当兵以外，其余两个都回家种田去了。
三个月后，那个矮个子竟然带着另一个国民党士兵，挑着两箱子弹，扛着一挺机枪，前来北山游击队投诚。
在“两广事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
蒋介石以他惯用的手段分化利诱，瓦解了“两广事变”，之后腾出手来，立刻调遣重兵，对赣粤边等游击区发起新的“清剿”。
这次进攻赣粤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四十六师。该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
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使出拿手好戏，竟让碉堡上山口、进山坑，进逼游击根据地。
陈毅则针锋相对，放手搞“两面政权”，赤、白交界区搞“黄色村庄”，以应付敌人，保护群众和游击队，跳出四十六师的“清剿”范围。
对赤、白交界区“黄色村庄”的建立，陈毅除普遍布置外，还亲自岀马，总结经验。
黄坑位于大余县板棚下（游击区）与池江镇（白区）之间，是油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坑，黄坑的黄保长一向反动：
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他主动带路。国民党兵走后，他带地主武装封锁出山道路。他还威胁群众，严令报告“匪情”，否则要满门抄斩。所以黄坑的工作特别难做。
于是陈毅亲自带精干游击队员，深夜潜入黄坑，叩门直入黄保长家，义正词严地历数其罪状：
一使其知道已够死罪，二使其知道国民党几万大军也无法阻挡红军出入，何况小小保长。
陈毅气势夺人，黄保长完全慑服。陈毅乃给他作四条规定：一不准带路搜山，二不准打锣吆喝报告，三不准盘查扣留，四要向游击队传递情报不得掺假黄保长保证做到。
自此，黄保长逐渐成为两面派，黄坑也成了“黄色村庄”
红军游击队在发展“黄色村庄”的活动中，也曾遇到一些极端反动、顽固到底的死硬分子。
红军游击队就根据群众要求坚决予以镇压整掉了一二个最反动的保、甲长，其余的保、甲长也就规矩得多了。
“两面派”和“黄色村庄”的斗争方法，是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等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这一宝贵经验，后来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在广大游击区得到更完善的运用和发展。
1935年和1936年赣粤边军民在粉碎余汉谋和戴嗣夏的两次“清剿”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相继牺牲，陈毅自己也于1936年冬天，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达20天之久。
在丛莽间，陈毅苦虑不得脱身，写下了他那气壮山河的“绝笔”——《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陈毅留下绝笔的当天，敌人没有进山搜查、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派人下山打听，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変”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了。
国民党四十六师急急忙忙从游击区周围撤走，一些地方武装也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
红军游击队员和群众满心欢喜，以为“十年积怨，一朝得偿”可是十几天之后，国民党报纸上突然登出，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护送下飞赴问南京。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大家议论纷纷，
后来，项英、陈毅从香港《工商日报》上看到了有关“西安事变”的详细报道，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在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
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以后，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对陕北红军主力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对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则采取不承认主义，密令所属各地军政当局：
“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之武装与地方组织。”
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四十多个正规师、六十多个保安团，对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
在赣粤边，蒋介石除继续以嫡系第四十六师、部分粤军进攻外。又从湖南调来新编第十师，配合“清剿”。
他们再次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捉住项英、陈毅。
1937年1月中旬、国民党第四十六师，粤军和新编第十师。在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以数以万计的兵力，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西安事变”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蒋军是采取梳篦式的搜山战术，逐山逐坑地搜索，然后放火烧山：
烧不完的乔木林，就强迫群众砍光，把美丽富饶的山林，变成光秃秃的荒山。
敌人妄图使红军游击队无法藏身，便可一举消灭。
针对敌人的这一阴谋，项英、陈毅当即制定了对策具体部署是：
红军游击队大部分向游击区外出击转移；一部分留下化整为零，白天分散隐蔽，晚上集中打击敌人。
陈毅又发动和组织被强迫上山砍树的群众怠工、延误敌人的进攻时间。
同时派人到白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仓救荒斗争，游击队积极配合，打土豪，开谷仓，打击敌人的统治。
特委领导人尽量分开，用打圈子的办法与敌人周旋。抓住敌人集中的空隙，迅速转移。准备好40天的粮食，白天不生火，夜间做好第二天的熟食
而且经过两年多的反“清剿”斗争，广大游击队员和工作人员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遇敌不慌，沉着应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牵着敌人鼻子转。所以损失不大。
敌人无力进攻的北山、南雄、南山游击队，反而趁机积极活动，打击民团和土豪劣绅，筹得了大笔款项，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
第四十六师等国民党军队见大规模军事进攻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项英、陈毅又不知去向，只得撤回驻地，放弃这次“清剿”，另做打算。
项英、陈毅见敌人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又聚拢一起，于4月中旬，在梅岭斋坑召开“兵运”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陈海（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在离开梅岭的途中被捕叛变，供出了红军游击队在大余城开设的地下交通站“广启安糖铺”以及他与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关系。
国民党如获至宝，第四十六师政训处即令陈海写了一封机密信给陈毅、项英，说陕北派人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
国民党特务在饭店里设下埋伏，人一到就逮捕
当时驻在梅岭斋坑的项英、陈毅等人，已经两年多没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了。
陈毅曾对陈丕显说：“主力红军在陕甘边打了那么多胜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我们要是能派个人到延安去就好了！”
陈丕显
为了能取得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毅曾用化名多次写信给鲁迅先生，想请他通过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党中央取得联系，但由于路途遥远、曲折太多，也没联系得上
因此，项英、陈毅一接到大余交通站（糖铺）负责人黄亚光转来陈海的信特别兴奋，就决定陈毅亲自去一趟，把中共中央来人或指示带回。
陈毅带着梅山区委书记黄占龙，第二天上午来到大余城，他决定先到陈宏家中探明虚实、再到饭店去。
他们来到陈宏家门前，正在低头洗衣服的陈宏老婆，听说有人找陈海，头也不抬地回答：“到团部去了。”
陈毅和黄占龙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直往广启安糖铺走。
当他们快到糖铺时，只见那里站了几个国民党兵。陈毅停住脚步，转到一家茶馆里喝茶。
这时，在糖铺工作的老曾走近陈毅说：“陈海叛变了，你们快走！”
陈毅和黄占龙从小路绕出大余城，各自取道回梅山。
陈毅刚到梅山脚下，就撞上了一队从山上撤下来的保安团士兵。
原来，陈海按约定时间在城南饭店等游击队负责人没等到，认为情况有变，就迫不及待地带着保安团，顺着山路悄悄地包抄。
没多久，保安团就把红军游击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梅山斋坑包围起来。
哨兵发现时已来不及回棚子报告，只好鸣枪报警。项英、陈丕显和警卫员们，各操一把驳壳枪，砰砰砰杀出了一条血路，转到一个小山包隐藏起来。
三百多个国民党兵，在方圆不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没有搜到一个人。
于是他们放火烧山，但火刚烧起来不久，天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全淋灭了，再点火也点不着了。
直到天近黄昏，敌人才吹集合号，排队下山最早下山的一队，正巧被陈毅给撞上了。
有一个敌兵一把抓住了他，恶狠狠地嚷道：“老表，给我们带路。”
陈毅听说叫他带路，心就安了下来，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支杀气腾腾的队伍，正是要去捉自己的，叛徒陈海正领着大队走在后边呢。
陈毅同志不慌不忙地推托着说：“老总，对不起，这条路我不熟，我不是本地人。”
“你不是本地人，干吗跑到这里来？”白军疑惑起来了。
陈毅同志笑着说道：“我是城里的教书先生，想到乡下买茶叶去，这才碰到了老总。”
敌军官一听说是“教书先生”，又看到陈毅那儒雅的面庞，不由得不信，刚好那一带盛产茶叶，说得也合情合理，也就相信了。
带队的敌连长为了要显示自己有点学问，便跟假称“教书先生”的陈毅攀谈起来。
一路上陈毅边走边想：要是叫叛徒陈海赶上来，那就糟了，还是早想办法摆脱的好。
走着走着，路过途中的一座村子，陈毅忽然皱起眉头，敌军官看到他脸色有点不对，就追问起来。陈毅说是肚子疼，要上茅坑大便，白军便答应了。
白军在外边等了许久，好不耐烦，就闯进厕所一瞧，哪有什么“教书先生”的影子，这才知道上了当，急忙追赶。
他们没想到，陈毅就趁着天黑，躲在厕所旁边的一个茅草堆里，等敌人走远了，他才摸回斋坑。
回到斋坑后，陈毅向附近看了一下，估计藏有自己人。就高声说道：
“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我老刘的口音，你们听不出来吗？”
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对首长的形象已经完全辨认清楚了，便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接着，项英、陈丕显等也从草丛里钻出来，没说几句话，马上转移到离斋坑三十多里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他们离开不久，敌人就开来大队人马，重新把斋坑包围起来。他们放出军犬，到处寻踪；他们打探照灯，四野照射。
第二天，敌人又调来两个团的兵力包围整个梅山，项英、陈毅都在里头，被困差不多3个月。
陈毅、项英带着机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四双，也还没跳出包围圈。
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四十六师和新编第十师陆续调离梅山，陈毅、项英才得解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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