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十多年没有上前线的李涛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了57位开国上将之一。李涛授上将衔没有人质疑，哪怕他十多年没有上前线，因为如果没有李涛的统筹计算，中央的很多命令都无法准确下达。在解放战争时期，李涛统领的解放军作战部总能快速准确地计算出敌我兵力，给中央指挥前线部队提供数据支撑，虽然没有上前线，但起到的作用却不亚于一个军。
李涛还是开国将领中唯一一位瑶族将领。李涛生于1905年，1926年入党，次年参加秋收起义，这一年李涛年仅22岁。在起义中，李涛担任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第一营党代表，起义失败后，在组织的委派下，前往广东、香港开展工作，直到两年后，1927年才重回军队，在江西红军部队担任游击大队指导员，后转任支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因为错误的指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但由于一些人的错误指挥，直到1935年初，红军不仅没有摆脱不利局面，反倒越来越被动了，而由于部分将领的牺牲，指挥员也出现了缺口， 担任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的刘伯承需要去指挥先遣队，替红军开辟前行道路，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出现了空缺，军委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等机构组成，红军领导人基本都在军委纵队，司令员责任重大，特别是在长征这个关口，稍不注意可能就会让中央机构陷入危机，对纵队司令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李涛也没有想到，中央会决定让他担任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和刘伯承这些名帅比起来，他最多只指挥过一个师的部队，他害怕自己担不起这份责任。不过和李涛不同，刘伯承反倒非常看好李涛，虽然李涛最多只带过一个师，但刘伯承很清楚李涛的能力，在当时中央纵队的干部中，李涛是最合适的，因为中央纵队的任务是保护，而不是打仗，从这一点来说，担任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科长的李涛再合适不过了。
接下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的担子后，李涛首先掌握了警卫部队和炮兵分队，保证这两支部队可以随时接到自己的命令，执行保卫任务，自始至终，李涛始终将中央安危放在第一位。每天的行军、安营、警戒，李涛都要再三考虑，和参谋人员在一起商议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以及应对措施。行军过程中，如果前方有比较险要的地形，李涛都要亲自前去查看，排除危险。在李涛的组织下，中央军委纵队有条不紊地完成了四渡赤水的战略转移，完成了敌我战略态势的转变。四渡赤水结束后，刘伯承空出了手，重新接任了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一职，李涛改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在短暂的领军过程中，李涛表现出了强大的统筹能力，中央军委纵队保护数个中央机构，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安然转移，足以体现李涛的能力，而且这段领兵经历也为李涛担任解放军作战部部长打下了基础。
长征结束后，李涛改任总政治部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主持国共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李涛又担任中央军委经济建设部部长，这段时间是我军最艰难的时候，中日进入了对峙状态，正面战场不再发生特大规模的战斗，日军腾出手来，开始对我敌后战场展开扫荡，中央经济发生了危机，生产和生活都出现了困难，这也是进行南泥湾生产运动的根由。
不过李涛只担任了几个月的经济建设部部长就调任了，改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秘书厅工作，成为了中央军委的副手，后又调任中央情报部，负责日伪军情报工作。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任职中央情报部后，李涛强大的统筹能力开始发挥作用了，在李涛的主持下，日伪军逐渐被我军渗透成了筛子，各种数据不断汇聚到了李涛手中，成为了中央指挥部队的依据，后来美军空袭侵华日军，李涛手中的情报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多个日军军事目标在李涛情报支撑下，被美军摧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涛改任中央军委作战部代部长，并在1948年真正转正，可以说，从担任作战部部长开始，我军所有资料几乎都呈现在了李涛面前，李涛不仅要统筹各个部队的装备、兵力，还要参与各个作战方案的指定，是真正隐形的“上将军”。
自李涛担任作战部代部长后，李涛就对国民党军的情报展开了统筹计算，并在解放战争开始前就主持编印了《国军战斗序列》一资料，这份资料作用有多大，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份资料可以说是解放战争前夕的一根定海神针，在《国军战斗序列》中，李涛组织作战部不仅罗列了各个国民党军行营、战区情况，还统筹计算出了国民党军的兵力情况，国民党军15个集团军、91个军、251个师，总共407万部队全都呈现在了这一资料中，是解放战争前夕最为重要的指挥依据。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李涛真正让我军做到了知己知彼，这样一份资料，就连毛泽东都赞扬不已。随后在陕西靖边县小河村的扩大会议中，作战部又送上了相关资料，以直接、具体的数据阐述了国民党军将会越打越少的事实，提前为解放军反攻提供了数据支持。
而更为传奇的还是李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的预测，辽沈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的第一场战役，当时东北野战军还没有突破平津南下，中原还在鏖战，整体战略态势并不明朗，甚至如果站在国民党军的角度来说，依旧可以来一句：“优势在我。”可是李涛却用数据展示了优势在谁。
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前，我军共计120万人，彼时国民党军有407万，而辽沈战役结束之后，经过计算，我军已经增加到了300万，而国民党军却减少到了290万，这还包括各地守备部队以及后勤部队，当时国民党军占领的地方更大，能真正用在战场的部队远远少于我军，当李涛得出这个数据的时候，很是感慨地说道：
“从秋收起义、万里长征、撤离延安……我们心头总是摆不脱敌强我弱这个阴影。每次化险为夷后，我们常常想，什么时候变成我强敌弱就好了。现在，我军终于变成了全面意义上的强者，革命的胜利计日可待了。这个局面是21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得来的呀！”
在李涛感慨的同时，也对革命胜利做出了预测，而这一年距离李涛上一次上前线已经有12年了，就在不久前，李涛还向周恩来申请，希望能够到前线“补补课”，但中央并没有同意，因为李涛对于作战部来说很重要，他的能力是中央认可的。
当李涛拿着统计数据去见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都非常惊讶，问道：“是吗？你们计算准确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周恩来立马惊喜地对李涛说道：
“马上报告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
随后，毛泽东主席根据这份数据起草了相关报告，并做出预测，解放战争将在一年内结束。随着电讯的通传，这则报告极大鼓舞了广大军民，随后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的爆发，仅仅四个多月的时间，长江以北大半都被解放了，国民党军的力量更是大幅度被削弱，战争态势也明显了，国民党军不可遏制地败了。
1949年3月23日，中央离开了西柏坡，李涛的作战部也搬迁了，随着中央向北平进发。36年后，李涛的住处兼办公室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故居一样向社会开放了，外墙挂着一块红牌，上书“李涛同志住处”。
1949年11月，毛泽东亲自做出了指示，让李涛同志保管中央军委印信。建国之后，李涛负责的作战部主要进行师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调配，李涛在此期间主持编印了师级以上干部名册，顺利完成了任务。此后，李涛一直认真负责完成了中央给予的任务，1955年授衔，获得了上将军衔。
李涛将军在军旅生涯中后半段很少上战场，但他做出的贡献并不比战场上的将军小，多次统筹计算敌我兵力，在解放战争中，他统帅的作战部，是整个解放军作战的数据支撑，可以说是解放军的一根定海神针，而因为李涛将军名声不显，也被很多人称为幕后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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