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已演变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官了会帮亲友办事，发财了会拉亲友一把，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对这种独特的人情关系习以为常。
老一辈革命家会怎样应对这些人情关系呢？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亲朋好友不可避免地写信请他帮忙安排工作或解决困难。
新的社会新秩序追求是人人平等、民主法治，要求一切按规矩办事，区别于旧社会秩序中任人唯亲、贪污腐败那一套。毛主席除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自己稿费接济一些确实存在困难的亲朋好友外，对于安排工作的要求基本予以拒绝。
比如：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北京工作，主席回信说：“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作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连最亲近的人要求安排工作都予以拒绝，对于其他人的请求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湖南一位叫刘策成的地主，却成了例外。此人曾担任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解放后赋闲在家靠着积累下来的土地生活。刘策成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在新的土地政策实施后，主动交出土地。由于失去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下只能写信求助毛主席。
毛主席罕见地在百忙之中连回了三封信，对其工作安排做出详细指示。这个刘策成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能让毛主席如此费心呢？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刘策成是湖南新邵县人，年轻时曾加入同盟会，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早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19年在湖南第一师范担任历史教员时，毛泽东恰好是他班上的学生。
刘策成学识渊博，讲课时常常引经据典，讲得极为生动，几乎从不用历史课本。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学生都对其非常敬佩，将其称为“活历史”。而刘策成也注意到学生毛泽东有特别之处，他在日记中写道：
润之，该生意气锐，思非凡，天纵奇才也。
情感往往是在相互欣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后，毛泽东的著作中常常出现对历史人物的点评，对历朝君臣和起义领袖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学生时期他常常与刘策成探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1920年，刘策成弃教从政，先后担任过浏阳、衡山、郴州三县县长。作为一个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他实行开明政策，同情贫苦百姓，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也赢得了民众好感。离任衡山时，老百姓还特意送他“万民伞”。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同时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这段时间，得到了老师刘策成的大力支持。为了提高民众觉悟，毛泽东决定创办文化书社。
要办书社，首要问题是资金。毛泽东积极联络工商和文化界人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筹到519银元，勉强把书社办起来。但书仅有不到200种，杂志40多种，报纸只有几种，影响还不算大。刘策成慷慨解囊，拿出300银元送给毛泽东，加快了书社的发展。
湖南第一师范
1923年，湖南发生了一件大事。曾担任过省长的谭延闿在孙中山支持下领兵入湘，与吴佩孚支持湖南军阀赵恒惕交战。
毛泽东接连发表《省宪下之湖南》《“省宪经”与赵恒惕》，尖锐批评赵恒惕坚持所谓的“湖南省宪法”只不过是想维持其军阀统治，揭露了他对农民运动的压迫。
他指出，实力强大的奉系不需要省宪法，实力较弱但地处偏远的滇系也不需要省宪法，唯湖南地处南北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而赵恒惕实力不强，所以需要靠省宪法，打着自治的幌子维系其个人统治。
此外，毛泽东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也公开支持谭延闿。毛泽东的两篇文章以及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一系列行动，给赵恒惕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也使其对毛泽东怀恨在心。
在谭延闿与赵恒惕激战时，盘踞广东东江的陈炯明乘虚再次进犯广州，孙中山不得不将谭延闿部调回广东。于是，赵恒惕再次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开始秋后算账。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毛泽东。
其实，赵恒惕与毛泽东是一对冤家，他曾多次通缉过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22年下半年，湖南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进展，全省工会组织达到20多个。于是，毛泽东便筹划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这引起了赵恒惕极大的恐慌。
在此之前，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在领导工人游行时被赵恒惕逮捕并处死。全省工人对此极为愤怒，媒体也纷纷声讨，使赵恒惕深陷舆论的漩涡之中。对于新成了的工会统一组织，他自然如坐针毡，想尽一切办法诋毁、破坏。
为了掌握主动权，毛泽东亲自率领工会23名代表找湖南当局公开辩论，从长沙县政府一级一级往上直到赵恒惕。在与赵恒惕会面时，毛泽东引用赵推崇的省宪法，严词驳斥其杀害工会领袖，限制工人自由，将其驳得哑口无言。
此后，毛泽东还将辩论过程写成文章在媒体上发表。在舆论监督下，赵恒惕不敢再轻举妄动，从此便有了一块心病。他曾感慨地对下属说：“湖南再来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1923年2月7日，吴佩孚镇压湖北工会运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工会运动走入低谷。赵恒惕也趁机对湖南的工会组织进行破坏，对毛泽东发出通缉。
湖南军阀赵恒惕
但由于省政府中的地下党员获知消息后提前通知毛泽东，他从容不迫地交接工作后前往广州等地工作，直到当年9月才奉命回到长沙。
不久后，谭延闿部奉命退出湖南，赵恒惕旋即进行报复。这一次是新仇加旧恨，措施也自然比之前更加严厉。赵恒惕查封了毛泽东等人于1921年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又镇压了水口山工人运动，还秘密地通缉毛泽东。
但该消息被已经担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的刘策成得知，原来赵恒惕的侄女嫁给了刘策成的儿子，两家算是扯上了亲戚关系。肥水不流外人田，赵恒惕于1923年10月任命刘策成为湖南省警察厅长。
尽管深受赵恒惕信任，但刘策成也深知赵作为军阀是反动势力，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警察厅长的位置上，刘策成的主要精力却放在了保护和修缮名胜古迹上。
鉴于赵恒惕杀害工会领袖的前科，假设毛泽东被捕也必然是凶多吉少。这一任务被布置给刘策成时，他内心一惊。一方面，来自顶头上司的命令，他无法拒绝，即便他拒绝了也有其他人去执行。另一方面，毛泽东是他心爱的学生和革命人士，刘策成自然不希望他被捕。
刘策成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找来自己的心腹王建屏，此人担任长沙东区警察署署长。刘策成要他设法通知毛泽东尽快转移，王建屏派自己的随身警卫赶到位于后仓街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当面告知了毛泽东。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便离开长沙。随后，王建屏率领一队警察，大张旗鼓地在长沙市区搜捕毛泽东，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刘策成不仅救了毛泽东，也能向赵恒惕交差。
正在巡逻的警察
刘策成不仅保护过毛泽东，还保护了其他革命人士。赵恒惕曾先后逮捕过二十多位革命人士，刘策成一方面让他们在狱中免受酷刑，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声望劝说赵恒惕释放了一些没被抓住把柄的人。
对于老师的救助，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1937年，徐特立从延安返回湖南担任中央驻湘代表，在与刘策成会面时，他背诵了毛主席为刘写的祝寿信，刘策成听完非常激动。
1939年上半年，国共合作在南岳举办了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4月，周恩来顺路到该训练班视察，刘策成得知后特意前往南岳拜会周恩来。周恩来亲切地告诉他：“主席向我谈过他和你在长沙的往事，要我转告他的敬意和问候，并请你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注意身体。”
抗战爆发后，由于刘策成在湖南有很高的名望，老蒋为了拉拢他充当自己的招牌，将其列为“国大代表”。尽管受到“恩惠”，但刘策成对老蒋并非唯命是从。
他积极上书老蒋，要求其践行孙总理之建国方略，并团结中共一致抗日。解放战争爆发后，刘策成又上书老蒋要求停止内战，与中共进行合作。刘策成这一系列的举动自然也招致老蒋的反感，后来他想当面谒见老蒋也被其拒之门外。
在领会到国民政府的一套虚假民主后，刘策成心灰意冷，回到湖南省立工业专科学校任教授，专心撰写《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很少再问政事。
全国解放后，刘策成返回老家又交出了自己的土地，失去了生活来源，无奈之下写信向毛主席求助，请求安排工作。毛主席于1950年8月16日回信称：
策成先生：来信收阅，甚悉。
家庭土地财产，一切交农会处理。至于你要工作，不需来京找我，我跟湖南有关同志打了招呼，你可去长沙找省长程潜即可。
毛主席对刘策成的安排极为细心，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边需有人照顾，不便远游等情况。8月29日，主席再次致信刘策成：
（工作）地点拟以在长沙为宜。那里熟悉先生的人较多，商筹较为便利。
在收到毛主席的信件后，时任省长程潜将刘策成安置在省政府参事室担任参事。虽然这个岗位待遇较好，但当时刘策成仍在撰写《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希望到省文史馆工作，便于查阅档案资料。
毛主席得知情况后第三次来信：
工作一事，已函告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请与该部接洽为荷。
最终李维汉与周总理商量后，将刘策成安置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随后刘策成全家迁到北京，还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人的亲切接见。刘策成于1957年9月在北京逝世。
工作中的毛主席
看到最后或许大家就明白，毛主席为何对亲人提出的请求一概拒绝，而对刘策成却罕见地进行了周到安排。笔者归纳为三个原因：
其一，是对刘策成感恩。这里面又有三重含义，一是感谢他的教育之恩；二是感谢他的支持与救助之恩；三是感谢他救助革命人士。所以，于公于私来看，帮刘策成安排工作是符合规矩的。
其二，刘策成作为前“国大代表”，自身拥有一定的声望，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帮其安排工作，能够团结和影响一批人，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建设。
其三，刘策成学识渊博，其要求工作，主要是为了完成自己呕心沥血创作了十多年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安排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满足他这一愿望，既是尊重人才的体现，也能留下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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