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黎锦熙拒绝前去台湾，撕毁顽军的通知，赶走劝说者后，他对家人说道：
“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呢！”
他等的这个人，便是28年未见面的学生，毛主席。
黎锦熙不仅是毛主席的老师，更是毛主席的挚友，两人年纪仅相差3岁。
毛主席初次见到黎锦熙，是在1913年，那时，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预科班，黎锦熙是他的历史老师。
一年后，“四师”与“一师”合并，黎锦熙仍然是他的历史老师兼国文老师。
在两人成为师生之前，毛主席就听说过黎锦熙。因为毛主席有看报了解时事的习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那几年，花费了160块大洋，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用在购买报纸。
而黎锦熙出生于书香之家，从小便是“神童”，考中了清末的秀才。
他在1913年创办了报刊《湖南公报》，毛主席常常够阅，后来得知此报的总编辑是黎锦熙，便记下了这个名字。
毛主席年轻时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知欲望，喜看文史哲，经常找黎锦熙讨论。在日复一日的接触中，黎锦熙发现这个身着补丁的年轻人，有胸怀，看书有耐心，常常独自思考。
这也是毛主席在求学时期的特点，他喜欢自学，总感觉学校有束缚。黎锦熙已是治学大家，他对毛主席影响最深的，便是如何学习。
毛主席经常去拜访黎锦熙，他有一次提出一个想法，想要进深山潜读古籍，学成之后再下山入世。
黎锦熙反对，认为这是本末倒置，他对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获取新知识是学习旧学的前提。
随即黎锦熙解释，必须根据现实灵活多变，适应社会的发展，有目的地去学习，去翻阅古籍。他也举了两个例子，重重对毛主席说道：“错此必败。”
若是进入深山，与外界脱轨，即使成为学问大家，也不能提出有效的措施。就像王安石变法一般，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变法之策，最终导致失败。
通过与黎锦熙的谈话，毛主席渐渐感觉在学习上有了方向。可是，毛主席在湖南省立一中读书还有个特点，“偏科”严重。
毛主席的数学常常考不及格，对绘画不感兴趣。在当时，数理化归类为自然科学，是“舶来品”，也是当时大多数求学者的通病，不注重自然科学。
黎锦熙知道毛主席“偏科”，所以毛主席再找他探讨如何治学时，黎锦熙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
博学是使学问达到精深的基础。
对此，黎锦熙还让毛主席去看《群学肄言》。毛主席博览群书，这本书他早已看过，毛主席二次阅读，终于有了启发，对自己的“偏科”懊悔不已。
后来，数学老师王立庵要给毛主席“开小灶”，毛主席以“年纪大了学不进去”为理由，但在王立庵的循循善诱之下，毛主席最终还是去了王家补数学课。
在黎锦熙的引导之下，和众多老师的帮助下，毛主席总结了求学的方法：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毛主席的学习观念有了变化，他加强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但总缺少点什么。1919年，好友罗学瓒切中了毛主席治学的缺点。
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批判中国人研究哲学的缺点，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难以成为大哲学家。
毛主席赞同他的说法，随即给老师黎锦熙写信，他决定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
毛主席给黎锦熙写的第一封信，是在1915年11月开始。那时，黎锦熙受邀，前去北平任职。黎锦熙不在长沙，毛主席不太适应，信中写道：
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那段师生时光虽然只有两年，但是毛主席与老师，谈论的话题包罗万象，各事各物，成为挚友。且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对方的称呼出现“吾兄”“乡弟”等。
毛主席写给黎锦熙的6封书信，如同往常见面一般，啥话都聊，其中还有毛主席指点江山的内容。黎锦熙看了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毛主席每到北平，一定会去拜访黎锦熙。而黎锦熙也多次照顾毛主席，即使百忙之中，也要抽出时间，专门跟毛主席见面。
1920年3月，毛主席离开北平前，与黎锦熙见了一面，但令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他们在解放前的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黎锦熙到陕西任职，毛主席得知后，托人送去刚刚写出的《论持久战》。
北平解放前，黎锦熙不愿离开，他要等毛主席。1949年6月，毛主席听说黎锦熙在北平师范大学任教，特地去拜访，并邀请黎锦熙当新中国的教育部长。
黎锦熙虽然与毛主席接近30年未见，可他一直保留着毛主席的作文本，那6封书信。
1978年，黎锦熙临终前，将珍藏了58年的6封书信，以及《湘江评论》的报纸，其中有唯一一份第5号《湘江评论》，其他关于毛主席的物件，全部捐给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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