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地图空白的地方
人从地下冒出来了
我们住在地下
伟大的疏勒河
戈壁荒滩
破城子三连
全国有名的农场
世界风库
开始干活了
广泉住医院了
去地图空白的地方
1968年12月，我大学毕业了，工宣队分我去甘肃省军区农场劳动。
农场在哪儿？工宣队没有说。小道消息说在河西。几个要去农场的同学挤在一起研究地图。一个同学指着地图冷静地说：“这儿！”大家一看，啊？在甘肃的最西边，一个空白处，一个什么标记也没有的地方，离新疆不远。能在这儿？他见没人信，振振有辞：“解放军的原则是不与民争地。这块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肯定没人，不在这儿能在哪儿？”说得人将信将疑。
解放军农场不会有好地方，冷是肯定的了。军区一个房间里扔了一大堆帽子和鞋，不要钱，随便拿。我挑了顶狗皮帽子，毛都快掉完了，虽然难看，图的是御寒挡风，还挑了双旧军用棉鞋。有人看了看我那帽子，说看那特殊样式，八成是林彪四野淘汰下来的。这么说也算是个文物？
1968年倒数第四天下午，我们披着残阳，列队走出学校去了火车站。站台上满都是人，挂满了大幅革命标语，大喇叭震耳欲聋，反复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没有喧闹的锣鼓，没人呼口号，没人说话，也没人流泪，都默默地、静静地等着。我们坐的是慢车，硬座，站站停，听说多挂了几节车厢。车开了，满车厢不面生却不相识的人。
一整天了，火车一直向西行驶，吭哧吭哧吼着：“向西！向西！向西！向西！”过了临泽，村庄越来越少，荒滩越来越多，偶尔出现的一棵树都成了难得的一景。火车又融入了茫茫夜色。
大半夜里，突然有人大喊：“快，准备下车，到了！”一下子从梦中惊醒，慌忙中不知南北，急忙起来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下了车。啊，真冷！没风，寒气飒飒地无声包围住了我，直往人怀里钻。我不由得打了个哆嗦，赶快搓搓耳朵，跳了几下。
下车的人真不少，有好几百个，都静静站在站台上。到处黑黢黢的。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车站，只有一栋房子，是办公室兼候车室兼售票处。
这是哪儿啊？有个站牌。没路灯。已是农历十一月十一了，月亮已半圆，我贴近站牌，凑着月光努力辨认，哦，是两个大字——河东！河东？好怪的名字。这儿有南北流淌的河？
人从地下冒出来了
火车抛下了我们，喘着大气走了，向西，继续它的路。
寂静统治了一切。没有一点多余的声音，静得让人害怕，心里发空，什么也抓不住。人们压低了声音说话，仿佛怕打破这瘆人的静寂。
满天的星星，银河横亘。来甘肃五年多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星星，那么密，那么大，又那么低，天幕都承受不了一样。
没刮风，很冷很冷，厚棉衣一点用都没有，寒气径直穿了进去，直向骨头缝里钻。消息传来了。路不近，得走着去，还得再等一会儿。有人和提着马灯的铁路工人聊上了。知道了河东是三等小站，小得不能再小了。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是河东车站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件。
过了几个小时。能看清方向了，有人下令出发！太冷，再不走非冻僵了不可。心头响起了熟悉的旋律，“听，风在喧嚷，看，流星在飞翔，我的心在呼唤，去动荡的远方。”
箱子行李都让汽车拉走了，我们提着脸盆漱口杯什么的随身物品，排着松散的队，默默走在一片大荒原上。
天蒙蒙亮了，景物勉强可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没有河，没有树，没有房舍，没有农田，没有鸡鸣，没有犬吠，什么都没有，只有荒滩，一条发白的痕迹，依稀可辨，孤孤零零，弯弯曲曲，一直向西南方的天边伸去。
天大亮了。大家互相一看，都忍俊不禁笑了起来。长长一队人，有男有女，有高有低，衣服各式各样，大棉袄小棉袄，什么样的都有；有人用围巾包着头，只留两只眼，有的带着大口罩，有的戴着古老的狗皮帽子，也有人不知用什么东西把头胡乱包成个大包。有一个女生还背了只小提琴。不管男女，只有一个共同点：全是白胡子，白头发，白眼睫毛，像圣诞老人一样。过去在小说里才能读到的呼气成冰，第一次在自己身上看到。
走啊走，这是往哪儿走啊？没人问，都是闷着头默默地跟着前面的人走。太阳已经出来了，我们还在走。
“啊？那是什么？”忽然有人喊。大家往前方仔细看，茫茫荒滩上，有个细细的杆子，是人栽的！有杆子就有人。咦？怎么连一个人都没有？正狐疑间，忽然，从地表下冒出来个小黑点，一晃，大了，哦，是个人！再看，小黑点一个接一个从底下冒出来，像水池冒泡泡，一会儿一大群。
“啊！人从地下冒出来了！”他们住在地下！
说话间可就真到了。“集合！”解放军一声大喝，我们马上列队，竭力站好。一位解放军走出来，四十来岁，黑，方脸庞，不胖不瘦，稍高，胸挺得笔直，军装合身，干干净净。“立正！”排长继续喊，“稍息！立正”
那个解放军说话了，东北口音，“同学们，你们到的是五三八五部队一营三连。解散！”老同学都散开走了，我们还愣着呢。这就算说完了？真是世界上最简短的欢迎词。
我们住在地下
我们住的是地窝子。
地窝子在地下，两米来深。一进门两边都是大通铺，一边睡6个人，一个挨着一个，一个人只有一张窄褥子宽的地方。头一律朝中间。大通铺之间的空地上有煤炉子，一根烟筒直通房顶。脚头的墙上有个土台，可以放各人的箱子。
我站在地窝子里，透过正中的小小天窗往上看，想起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一个镜头：老牧民在帐篷里抬头看天，说：“要变天了。”没想到我也这样了。
一看就知道了，地窝子简单，特好修。找块合适的地方，可着大梁的长度，平地挖下去，不到一天时间，一个两米来深、5米宽、5米多长的大坑就挖成了。坑底两边留出2米宽的土台，那将来是大通铺。在地面上横搭一根长长的粗粗的圆木，那是大梁。房顶怎么办？早来的人说，这儿遍地都是一人多高的芨芨草，用芨芨草编个大草笆子，往大梁上一搭，笆子上再糊上厚厚一层泥，正中间开个天窗就行了。房门？更简单。把装过萝卜的草袋子扯开，往进门处一挂即可。在这一没有水泥二没有砖头的地方，一天就可修成。
地窝子里到处都是土。土的地面，土的墙，土做的床，一摸一把土。床上落的是土，拍拍衣服是土，吸口气还是土。不能要求太高，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地窝子最大的问题是潮。你想想，人是直接睡在土地上的，尽管褥子下面铺了不少麦草，有人还特意在麦草上铺了块塑料布，潮还是不可避免。几个月后，碰上个天儿好的星期天，大家纷纷晒被褥。把塑料布揭开一看，啊？麦草早已沤烂了，成了一团黑泥。地窝子还有个大缺点，空气不流通。没有窗子嘛，不能讲究那么多。
地窝子的故事不少。一天傍晚，大家都在自己的铺位上学习。忽然，“嗵”地一声，女生班的顶棚上猛地伸下一只大牛腿，牛蹄子在空中直晃。女生们吓得哇声叫了起来，有人急忙往外跑，好像地震了一样。男生闻讯跑过来一看，噢，是一头走失的牛。不知道它怎么走进了营地。地窝子的顶和地面一样高，用一尺多高的土埂围着，和平地没什么两样，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地窝子顶薄，哪里禁得起牛踩。那么大一头牛，要是砸在人身上，谁受得了？好险！
刚去的一个早晨，我在地窝子里忙。突然，有人小声喊：“黄羊！”
啊？黄羊？大名鼎鼎的黄羊？久闻其名未见其形的黄羊？我赶快冲了出去。噢，真是一群黄羊！就在我们营地的边沿，离了有二十来米。毛是土黄色的，和山羊没多大区别。黄羊听见了动静，都竖起了耳朵，一动也不动，突然，像是听见了命令一样，刷地一下全向南方，朝戈壁滩跑去。快极了，短尾巴翻了上去，露出了屁股上的白毛，只见一个个小白点在跳跃，一眨眼工夫就没了。
它们没想到这地底下还住得有人。是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打扰了它们吧。
伟大的疏勒河
元旦放了一天假。写信，洗衣服。来农场后的第三天，第一个休息日，就要这样过去了。吃完午饭，命令却突然来了：去疏勒河车站卸煤。没什么可说的，令行禁止，部队的作风。我们马上放下手头的一切，扛上铁锹集合，来了辆大卡车，拉上我们就走了。
一听说去疏勒河，我不由得有点兴奋。疏勒河！大名鼎鼎，中学地理学过，在地图上见过。疏勒，蒙古语，水草肥美的意思，那该是很富饶的地方了。
一听到疏勒河这三个字，就想起了初中学的大将军斛律金的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窿，笼盖四野。天苍苍，夜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从那天起，敕勒川就是我追随的梦。一看到电影上画片上的草原，我就想到了广阔浩瀚的敕勒川。在满眼绿色的大草原上纵马驰骋，该是多么心旷神怡。农村社教时，我爬上三千七百多米的高山，特意去看山上的军马场。山顶平而宽大，竟然是个美丽的草场，绿油油的牧草差不多有半人高，云雾缭绕，骏马皮毛闪耀着光，水洗过般的洁净。我第一次见到风吹草低现牛羊的美景。今天要去的是疏勒河，尽管和敕勒川只有一个字相同，爱屋及乌，敕勒川和疏勒河该都差不多吧。
天空白花花一片，是晴天，看不见太阳。周围除了荒滩，还是荒滩，见不到一个人一棵树，好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们这一车人了。忽然看见了条小河。河？这沙漠似的荒滩上竟然还有河！小张是67届的，来得早，说那就是疏勒河。什么？那就是伟大的疏勒河，河西第二大的内陆河？这么有名的河，不是浩浩荡荡，也得欢腾流淌；即使盛况不再，也该能从开阔的河滩揣想当年一泻千里的壮景。他有没有搞错？眼前的疏勒河，既没有宽阔的河滩，更没有汹涌的波涛，几线细细的流水，连脚面都没不住，汽车“嚓”一下就过去了，水花都没溅起来。这就是我向往的疏勒河？
疏勒河车站到了。它在河东站的东南。我明白了，我们下车的河东，意思就是疏勒河的东面。
中国火车站的建筑千篇一律，一种格式，单调，古板。疏勒河车站比河东大一点。站台后面有一排平房，是职工的宿舍吧。听说有个小商店，在戈壁滩，这可是很难得的哦，有人还买了些肥皂和烟。
开始干活了。要干的活很简单，卸煤。也就是把火车敞车上的煤粉连推带铲往下扔。还没干上两分钟，脸上、鼻孔里、衣服上，到处都是煤粉，脸上只有眼角那一点是白的了。顾不上擦，只是不停往下推往下铲，干得很猛。出大汗了，感觉很有点怪，像是皮肤上粘满了泥，怎么甩也甩不掉。不用说，是煤粉钻到衣服里面，和汗水搅和起来，在和泥。头上，黑汗顺着脸往下流，嗓子眼发干，咳出来的痰都是黑的。后来连黑痰也咳不出来了，嗓子眼火辣辣的，像吞了一团火。
一气干了半天，排长没说休息。天快黑了，他催得太紧，我们只能一直不停地干。干完了一个车皮，又上另一个，好多车皮啊，整整一列车呢。全卸完了，又往卡车上装煤粉，装满了几大卡车，人家开回去了。
活终于干完了，天已黑了。浑身上下都是煤粉，一个个都成了水深火热的“第三世界”。这是当时的流行语，指的是非洲黑人。没有地方洗，只能凑合着走了。卡车拉煤走了，我们步行回去。
已是农历十三了。没云，还好，那天风不算大。月亮升起来了，大大的，快圆了，照得荒滩上亮堂堂的。那么亮的月亮，在兰州从来没见过。可惜太累太冷，没心情欣赏。
荒滩上没有路，排长领队。我们排着松散的队，扛着铁锹，一直向西，朝着营地的方向。路不近，听说有二十多里呢。满身大汗已落了下去，冷劲上来了。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风不算大，可特别冷，用刚学会的土话说就是“风利得很”。可恶的寒风，专门从领口、袖口、衣襟下，从一切可能的缝隙朝身子里钻，掠夺我可怜的体温。周围全是荒滩，光秃秃的。我真累了，只想钻在一个土洞里歇歇，可哪有避风的地方？排长没让休息，我们只能快步走。
月亮升到头顶了，路像走不完似的。干了大半天活，累得要命。九个小时前吃的午饭早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肚里空空的，前心贴后心，饿得发慌。湿透的内衣黏糊糊，凉冰冰，紧紧贴在身上，更觉得冷得难受。我那二十年军龄的狗皮帽子一点儿用也没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冷，穿过头皮径直往脑子里钻。渐渐，头有点发木；渐渐，头痛起来了，就像有人用锥子扎我的头，疼得要裂开一样。我神经衰弱，早习惯了那种连绵不绝的钝痛。这次感觉完全不一样，是巨痛，是从来没有过的尖锐的刺痛，痛得难以忍受。怎么办？没办法，谁都帮不上我。我一个字也没说，咬牙忍着，跌跌跄跄，走一步少一步。
总算到家了，已是夜半时分。累得实在不想动了。那怎么行？我强打精神站起来，打水擦身。解开衣服一看，连大腿跟儿那儿都积了厚厚一层泥，是煤粉的泥，毛巾一下去，一盆水成了墨汁。再换一盆水，洗下来的水还是黑的。就这样洗了好几盆水。洗完了，坐在熊熊炉火旁，吃上了热呼呼的面条，啊，好舒服。饭后好好睡了一大觉。第二天起来，头不痛了。
戈壁荒滩
真让那位同学说中了，我们的农场在安西县东部，地图上空白的地方。安西没一点名气，知道的人很少。那就从有名的敦煌说起吧。安西在敦煌东北，一百公里，而我们农场，在安西正东，近一百公里的一个荒滩上。
安西，古名伊吾，汉唐时代是帝国的西部疆域。地方荒凉，气候恶劣，人烟稀少。除了不多的几个绿洲之外，全是荒漠、戈壁和荒滩。岑参说：“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
我站在地窝子顶上遥望，全是荒滩，无边无涯，一片黄褐色。没有房舍，没有道路，没有树木，没有人语，没有犬吠，没有鸟鸣，连狼嚎都没有。死一样的静寂中，在耳边呼啸的只是带哨的风声，还有自己粗重的呼吸。
我往北偏西看，视野的边缘有个小小的黑点，顺风时能隐约听到一点火车的汽笛声。听人说那是个火车站，桥湾。我转向东北方，我们下车的河东车站在哪里？我们冒酷寒长途奔波二十里的小路又在哪里？我仔细辨认，一点也看不见。可我知道河东车站就在那里，什么时候才能坐上离开这里的列车？
我转过身，睁大眼睛，一点一点眺望东偏南的地方，能看到的除了荒漠就是荒滩，没有一点人烟。我早把地图看熟了，知道顺着铁路从桥湾向东走，就到了河东，再往东走，是疏勒河、玉门镇、嘉峪关、酒泉、兰州……于右任悲叹得好啊，“故乡不可见兮，唯有恸哭。”
我往北边看。在视野的边沿，在天边，是一线群山，土黄色的，连绵不断，逶逶迤迤。解放军说那是马鬃山，甘肃省仅有的一段国境线就在那里，是无人区。马鬃山紧挨着蒙古高原，是沙尘暴的发生地。料峭北风从那儿长驱而入，带来难忍的寒冷和干旱。
西边呢，西边有什么？我转过身，看到的只是荒漠，是什么都没有的荒漠。早在书上读到，那儿有敦煌古窟、肃北野马和阿克塞的石棉。我什么也没看见，一片苍苍茫茫，直到天边。我还知道，在遥远的西边，有古人悲咏了两千年的阳关和玉门关，那儿是西域里的西域，光听听这地名就不由得人裹紧了衣衫。要是继续往西走，过了200多公里的恐怖无人区，就是无人不晓的罗布泊。可还能看见高高的蘑菇云？
我转过身，看远远的南面天边，那里是千里祁连山脉，山连着山，岭连着岭，连绵逶迤，没有尽头。高峰连天，山头一线白雪。云飘过去了，高峰顿时隐在了缭绕云雾中。听说5937米的最高峰，就在我们农场南面稍偏东的地方。
今天是个大晴天，可天上地下到处都是灰蒙蒙一片，在混沌世界里一样。太阳只是个小白点，挂在天上，半死不活，没有一丝暖意。寒风裹着沙尘嚎叫，仿佛到了世界末日。
我们三连是整个农场最靠东最靠南的了，孤零零，南边紧紧靠着戈壁滩。营房全是地窝子，不走近根本看不见。放眼四望，能看到的全是荒滩，一点人迹都没有的荒滩。小草稀稀拉拉，骆驼刺、沙棘和芨芨草之类，连地皮都盖不住。
早在中学地理课上就知道了，戈壁，蒙古语，是茫茫一片的意思，是亘古无人的茫茫瀚海，是无边的荒漠荒野。戈壁，是蛮荒之地绝望之地的代名词。戈壁，就意味着难当的酷寒，意味着孤寂和无助。
营房南边不远，有个不小的土城，很古老很古老了，不知建于何年何月，光那土夯的城墙就有三、四米厚，中间围成的空地有小足球场大，还有一点点形将消失的营房残垣。当地人叫它“破城子”，我们连自然被叫成了“破城子三连”。土城东侧，有个孤零零的烽火台。土城加烽火台，是戈壁滩上难得一见的地标。
营地西边，破城子东边，有一条注入疏勒河的小河，叫九道沟。早已干涸，一滴水也没有了。九道沟两人多深，底儿很平，宽的地方有上百米，全是沙土，平展展的，自南向北，蜿蜒而去。沙漠似的地方，什么时候有过汹涌的大河？曾经洪浪滔天的壮景已无从想象了。
这儿的荒滩很特别，全是荒土，没石头子儿，连一个小石头子都没有。那土特别细，颜色发白，像滑石粉一样。用力踢一脚，沙土随着风，呼地一下往天上飞。沙土很干，没一点水分。是干燥的空气吸干了表层土壤的水分吧？
我张望四周，一马平川，无遮无挡。仔细看，则是大平小不平。到处是一条条斜向小沟，从东南往西北。沟一人来深，坡度很缓。要是远远来了个人，走着走着没了，看不见了；走着走着，又露出来了；走着走着又没了，就像在大海里随着波浪浮沉。
晚上，东偏南的天边，常能看见不少探照灯光柱晃动，彻夜不息，增加了神秘感。有人说那是监狱，有人说那是保密工厂，国家的最高机密。
破城子三连
是解放军农场，以后就得按解放军那一套行事了。
连长和指导员是部队现职连级干部。全连有3个排，每排有一名解放军现职排长管理。男生两个排六个班，每个班12个人，正副班长各一名，都是学生。第三排是女生排，三个班。炊事班直属连部。还有司务长和医生各一人，都是学生。
我们来的第二天就开全连大会。在一个地窝子里，我们端坐在小板凳上，连长站在我们前面，严肃宣布：“你们是接受再教育来的，要接受军事管理，过战士生活。不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准串联，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不准探亲，不准家属来队，不准已结婚的过夫妻生活……”一大串“不准”像手榴弹接连在头顶凌空爆炸，威慑力不小。
营区不大。十来个地窝子都面朝南。最北面是两排住房，连部理所当然在第二排的中间，是营地的中心，大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着它。
营房南边是片空地，那是全连的活动中心，常在那儿列队训话晚点名。一根不大直的柱子上钉了几片木头，安上了篮球筐，可以打篮球，半场。
旁边立了根旗杆，就是我们来时远远看到的杆子，有十来米高，是这一带的最高建筑。偶尔会升旗。若有人外出或干活，晚上就挂上盏马灯，十几里外都能看得见。
营地的东南角是灶房。灶房北面不远有一眼井，安着辘轳，井不深，不到十米吧。水不苦。干得像沙漠的地方，竟然有这样的井，让我吃惊。感谢上天给我们这水井，要不，这日子该怎么过。
没有星期天休息的制度。什么时候休息解放军说了算。若农活不太忙、没有特殊情况，隔周能休息一天。可我们是新垦区，有干不完的活，就连这两周一次的休息都不能保证。离开连队营地得请假，回来要销假，这是部队的规矩。
我们的粮食和油的问题只能在部队的供应处解决了。我很高兴再不用操心计划饭票了。粮食比较新鲜，没有陈粮的霉味儿。好的事是杂粮少，在甘肃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很少吃玉米面发糕，从来不吃高粱面，更不吃一提起来就头痛的钢丝面。就那点点包谷面，喝喝糊糊足矣。面好，大馒头又白又暄，特让人高兴。不能要求更多，我很知足。
一日三餐，哨响开饭。没有饭堂，以班为单位，用脸盆打回去，在自己的地窝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开吃。饭菜几乎永远不变。早上，苞谷面糊糊，咸菜，馒头；中午，苞谷面糊糊，炒菜，馒头。最常吃的菜是老三样——炒洋芋片、炒萝卜丝、炒甘蓝。可别以为有3个菜啊，一顿只有一个，三个菜轮着吃；晚上，汤面条或包谷面糊糊，馒头，有菜，一点点。
逢年过节改善伙食，会加菜，当然少不了红烧肉之类的好菜。会餐的那一天，全连上下喜气洋洋，就像过年一样。
一个月要扣18元饭钱，比大学的伙食费还高20%。几乎不吃肉。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哪儿去买肉。按部队的作风，只能自己解决。连上已养了三四口猪，还小，猪和狗自由自在地在荒滩上玩，互相追逐，肚子一饿就自己回来吃食，全不知道有一百多双贪馋的眼睛在注视它，盼它赶快长大。
猛地来了八个连，千把个人，什么都缺，又碰上大冬天，只能从外地采购蔬菜，用火车拉，一拉几车皮，堆得小山似的。时鲜菜蔬是没有的了，买的是红白萝卜、土豆和洋白菜，一大草袋子一大草袋子，能堆一地窝子，买一次吃半年。
农场是甘肃省军区独立师的，已经办了些年头了。办农场是部队的老传统,为的是打些麦子养些猪，改善连队生活。以前规模不大。每逢农忙，种地割麦子，就调几个连上去，干它一两个月。现在，来了上千个壮劳力，军区领导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开几千亩地，打个翻身仗。
我们连这块儿算是新垦区吧，什么都没有，一片荒滩。我们的任务是开荒。目标是明年收麦子。一无所有的荒滩，明年就能收麦子？
如果星期天让休息了，又罕见地碰上个好天气，风不大，有人就结伴去破城子和九道沟闲转。连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仍然胜似逛王府井。
全国有名的农场
我们来了以后，这个农场就在全国赫赫有名了。一是地方最偏远，在西北的西北角，没听说有比我们农场更偏远的了；二是人多。一下子来了八个连的学生，包括一个军队院校连，有上千个学生，号称是全国人最多的学生农场。大部分是全国统招重点院校的，北大、清华、北京工大、中国科技大、哈工大、中央财经、西交大，兰大，河南粮院……北方无论哪个有名的学校都可以找到它的学生。
人是不是全国最多不敢说，要论自然条件毫无疑问是全国最恶劣的，是最，没有之一。自然条件的事以后再说吧，这儿先说说我们三连的人吧。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有前行者了，他们是67届，大部分是4年制，推迟一年毕业，68年8月来到这戈壁滩，二、三、四连都是他们的人。大部分是陕毕办的。陕西毕办说没地方安插，要求甘肃代管一下，于是乎，他们就来到了这茫茫戈壁滩。西北农学院有好几十个人，还有十来个外地学生，北大清华北京林学院东北林学院中央金融学院等等。现在，我们也来了，68届，绝大部分是5年制的。陕毕办的有十来个人，西北大学陕师大西北政法学院。其他都是甘毕办的了，有二十多个人，兰大的，兰医的，还有几个外地院校，中科大、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气象专科学校。
都是大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经历相似，遭遇类同，现在都来到这荒滩上劳动改造，那就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吧。但是，毕竟来自各地，各校有各校的风气，各地有各地的习惯，猛地走到一块，自然有个磨合的过程。
我们来的时候，司务长和炊事班清一色是老陕，都是西农的学生。我们的伙食全农场有名。你一说是三连的，对方肯定说你们三连的伙食好啊，过年过节四大碟子五大碗，哪个连也比不上。这倒是实话，但是可别忘了，大家伙食费一样，油一样多，都没处买肉，四碟子五碗从哪儿来？没什么秘诀，我们平时是不变的老三样：洋芋、包菜和萝卜轮着吃。炒菜用油少，菜汤上飘着几个油星，为的是省下油和肉，等着过节大吃一顿，典型的陕西农民做法。落下个伙食好的名声，可苦了我们的身体。我们旁边的七连，不管过年过节，都拉平了吃，着眼点是身体第一。你说哪个方法好？
听西农的人说，他们学校的分配原则是“近累赘，远对对，不远不近是光棍。”也就是说，家庭有困难的分近处。谈好对象的，两人一块去最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农场了。西农人大部分是一对一对配好的，有的已经结了婚，整天愁眉苦脸，愁得不得了。到底是成家了，肩膀上有担子了，眼界自然和我们这些王老五不一样。
农场有规定，不准结了婚的人过夫妻生活。好不容易碰上个能休息的星期天，若没大风，有人就拉着老婆满荒滩转。有一对已婚夫妇不慎把肚子搞大了，解放军再三调查，搞清楚是夫妇行为才算罢手。那女同学进来出去都低着头，像是偷了情一样。
我们连哪儿的人都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连以老陕为主，外地人也不少。大家操的是各式普通话。北京人那话地道，京味儿十足。东北人的话容易懂。老陕说的醋溜普通话，有人干脆陕西土话不变。河南的郑州普通话有点怪异。南方人的话怪里怪气，得连猜带蒙。要是凑到一块了，那可真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
有一天，要淘井了。
荒滩上最怕的是什么？是没水吃。饿一两天还可以忍受，要没水喝了你试试？幸亏我们有眼井，十来米深，水也不苦。水井没盖子，也没井台。风太大，吹着沙土顺地飞。天长日久，井里落的沙子自然就多了，水浅了，打上来的水就发浑了。这时，得有人下井去把沙子挖出来，这叫淘井。
干这种事，不用说，是我们老王总指挥了。他蹲在井口看着，井下，有一个人在挖沙子，挖出来的沙子放在筐里。装满了，老王就大喊一声“拉”，地面上，一队人，站得远远，拖着绳子，用辘轳拉沙子，一阵紧忙活。
忙了半天，井淘好了。淘井的人腰里栓着井绳要上来了，这时候最要紧。老王脸对着井，看着井里的人，他一手扶着井绳，另一只手在身后给远处拉绳子的人做手势。人就要出来了，头都快露出地面了，老王用他标准的陕西话喊：“对！”手还果断地往下一挥。拉绳的是一帮北京人，听老王说了个“对”字，就用劲猛一拉，结果，把淘井人的手一下子夹在辘轳绳子里了，鲜血直流。
老王埋怨：“我都说'对’了，你们怎么还用劲拉？”
拉绳子的北京人说：“我们听你说'对’，就想你是说我们拉得好，大方向正确，猛拉！”
陕西话“对”有行了可以了的意思。北京话可没有这个用法，两边搞拧了。
世界风库
安西人喜欢说：“我们这儿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除夕。”自诩是“世界风库”。据我的观察确实是名副其实。风那么大，那么多，那么狂，别说我没经历过，在书上电影里也没见过，没去过的人就不知道世界风库的厉害。
天，总是灰蒙蒙凄惨惨的，即使是大晴天，天空也是灰灰一片，太阳只是个小小的白点，是混沌世界的唯一亮点。经常狂风大作，几乎没个停息的时候。风，裹着沙土在半空里呼啸，在人的身边急速回旋，顺着地面箭似的冲刺。
大风吹得人站不稳，飞沙走石，一团昏黄，什么都分辨不出来。过去爱讥笑读书人身体弱，一阵风都能吹倒。可在这儿，被风吹倒只是寻常事。我们的地窝子，那么重的房顶，缮的泥有半尺厚，照样在大风里“呼——呼——”上下忽悠，满房子满床都是土。在呛人的土雾中，你会想到还是地窝子好啊。要不，上哪儿躲这大风去？
营区旁的电话线一直呜呜作响，尖利悠长，带着哨音。夜半，我在风声里悠悠醒来，听着电线的啸声，“中学学的风刮电线响是几级风来着？我怎么给忘了。”后来知道，当地气象机构有记载，那儿的风常年在八级以上，不少时候可达十级。
有一天风不算太大，我去灶房打饭。刚出地窝子门，不远处女生班的门帘一动，敢情有人也要去？那人头刚刚露出地面，有只无形大手，一把就把她的栽绒棉帽抓下来甩在地下，骨碌骨碌翻着跟斗跑。哦，我看清楚了，是小邓。她急忙追出了十几米，和大风抢她的帽子。我怀里抱着饭盆，顶着风，弯着腰，刚走到灶房门口，厚厚的门帘一揭，一个人打好馒头出来了。还没等我看清是谁呢，“呼”地一下，他刚打的一盆子馒头就剩一半了，十几个白花花的馒头满地胡跑。以后有经验了，打饭时都得使两个饭盆，一个专门当盖子。
降水量几乎为零。一年四季空气都很干燥，鼻孔干得难受。我在西北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动不动就流鼻血。没有药棉，随便抓张纸团团堵起来，不流了就行。有人开玩笑了，“噢，又来红啦。”让人啼笑皆非。从南方来的人，有的简直是经常性的血流如注，拿块纸堵堵了事。小毛病，没人在意。
冷，才真正可怕。一来就听说了，这儿特别冷，能冷到零下几十度。这里的纬度不算高，才40度，没想到会冷到这种程度。酷寒难忍、天寒地冻、砭骨的冷、寒风料峭、透骨奇寒、冷到骨头缝……把所有写寒冷的词语用完了，还不足以描写那难以忍受的寒冷。
就说晾衣服吧，有门道呢。在宿舍里用热水洗好了衣服，脸盆端着去外面晾。一出地窝子门你就得赶快跑。站在晾衣服的铁丝前，一刻都不能停，趁着热乎劲儿，马上把衣服抖开，动作要快，只能抖一下，不能整理，急忙往铁丝上搭，只听“呲”地一声，衣服就沾在铁丝上了，一眨眼工夫，真是一眨眼工夫，就冻成块大铁板，在风里来回忽悠。要是你不小心，手碰上了铁丝，立马就粘上了，用力一拽就扯下来一条皮，鲜血直流。我这么干过一回，赶快吮手指，疼了好几天。哪衣服能干吗？放心吧，在外面吹上一天就干了。空气太干燥，风又大，硬是吹干的吧。
不知道那儿的最低气温是多少。听说有个人想测气温，温度计一拿出去，就看那酒精柱直线下降，眼看到-30多度了，温度计的最低刻度是-40，那人怕把温度计搞坏了，急忙回去了。
人迹罕见的荒滩上，上厕所倒成了大问题，奇怪吧？
男人小便方便，可随地便溺，自由，但得选择好方向。方向？什么意思。别奇怪，我说的就是方向，是风向。要是你粗心大意，站到了下风头，呛了风，没说的，刚出炉的尿液随风飞扬，下场肯定是用自己的尿洗自己的脸。初来乍到的男人常犯这错误。有时候风打旋儿，明明你站在上风头了，照样来了个尿洗脸，那就只能说你运气不好了。
大便，这一天一次必干的“公事”，同样难为人。营地旁有个简易厕所，是用芨芨草耙子围了块小地方而已，上面没盖，里面没任何设施，仅仅是平地上的几个位置而已。前面的人刚走，后面来的人可要小心喔，蹲下来的时候，要谨防刹那间就冻硬了的屎橛子戳疼了你的屁股。许多人都是自己在外面找个避风的地方方便。好在那儿没有不准随地大小便这一条，自由。你蹲在呜呜大风里，一面使劲，一面得不断用手摩挲屁股，防冷。把屁股门的那一点挤出来，提起裤子就赶快走，动作慢了会冻透了你。这可治好了不少人大便慢的毛病。
说到这儿，摩挲屁股这动作在这儿可是四季通用。可别以为夏天就好了。不，更讨厌。戈壁滩上的蚊子个儿特大，色黑，攻击力极强，隔着衣服能咬人。还有小咬，多得不可想象，无孔不入。解开裤子，刚蹲下来，还没等你进入战斗，屁股上就是几个疙瘩。没办法，还得不停摩挲屁股，赶蚊子。从这个角度看，还是刮风天好。虽然沙尘飞旋，可不用赶蚊子，也闻不见臭味。
开始干活了
快进2月了，正是老百姓说的三九寒天。天，惨惨淡淡，一片昏黄，看不见太阳。大风天天呜呜嚎叫，刮个不停，人站不稳。正是一年里风最大、天儿最冷的时候，农民都猫在家里，熬这难过的寒冬，可农场领导坐不住了，即使还没有化冻，也要让我们干活了。
全场上下层层动员，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领导动员，各级表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要大干了。今年的目标是开荒五千亩，播种××亩，计划打粮食××斤，气氛搞得足足的。
从1月31日起，我们正式开始大干了，用实际行动接受再教育。
要干的活是开荒和修渠。
西农学水利的小庄给我们科普了下。总干渠是从水库修过来的引水渠，是最大的水渠。从总干渠分出来的渠道叫支渠，从支渠引出来的较小的渠道叫斗渠，中等渠道。从斗渠分出来的叫毛渠。毛渠最小，直接连着农田。
我们的任务是先修斗渠，再修毛渠，然后转入开荒，最后平地。修渠开荒两件事都得做。
凌晨，日尚未出，我们闻哨即起。先学习毛选，向毛主席请示表决心。之后匆匆吃早饭。饭后，在操场列队背诵最高指示，表红心，立壮志。然后，扛上铁锹，出工！
到底是世界风库啊，又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农民都躲在家里苦熬这最难过的日子。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是再教育的对象，要听命令服从指挥，解放军一声令下，我们就上工了。
天冷得出奇。大家都是“全副武装”，也就是得穿上所有能穿的衣服，棉衣毛衣毛背心棉坎甲，不管是什么，只要能穿上就行，保暖第一。腰里要用腰带、布带束紧。有人干脆用根大草绳捆住。裤腿得用小带子扎紧，保暖防灰。帽子要戴好包紧，防冻伤耳朵。有的人把鞋也捆在脚上，很有用。没人敢戴口罩，怕被人说是资产阶级情调。
我戴好我那顶二十多年军龄的狗皮帽子，扛上铁锹，走了！
狂风裹着沙土横冲直闯。如果碰上逆风，得弯着腰走，侧着身子，那姿势就像在打仗冲锋，一步一个趔趄。要是碰上顺风，更麻烦，得侧着身子走，身子用力往后仰着，趔趔趄趄，就像和狂风拔河。一个不小心，你会摔个大跟斗。没事，爬起来，接着走，连衣服上的土都用不着掸，早叫风吹掉了。风大，已经怵人，更可怕的是沙尘太大，沙土从一切可能的地方往衣服里面钻。常常是连眼都睁不开，只好眯缝着眼，跌跌撞撞走路。
风，裹着沙土在天上呼啸，搅着沙土在身边回旋，顺着地面横扫一切。天上地下都是一片灰蒙蒙，看不远，狂风沙土主宰一切。
开工了，先挖斗渠。
猛地一看这事不难做。我们要做的事就一件：用力把铁锨深深地踩进土里，挖出土来，扔到远处；再挖一锹，再扔出去……
在这连小石头子都没有一个的荒滩上，这活能难到哪里去？你一干就知道了，没有白吃的馒头。这儿的土干得像炒面，细得像滑石粉。你挖出来高高一锹土，还没等你往远处扔呢，它就像水似地自动往下流，半铁锹没了。费的劲不小，可不出活，效率太低。如果这块地已泡过水，那就更糟了。地冻得硬邦邦的，大丁字镐抡圆了砸下去，只留下了一个白印。怎么办？没办法。解放军不说停，我们就只能咬紧牙坚持干。风再大，活可不能停。
风在狂啸，搅着沙土飞舞，到处都是灰蒙蒙一片。看不清远处。不过，也没必要看远处啊，只要能看清自己眼前要挖的土就行了。用力把铁锹踩下去，挖一锹土，尽量扔远，踩下去，挖出来，扔远……从早到晚，周而复始。
天太冷，有零下十几度吧。活那么重，还是满身大汗。没人敢脱衣服，会冻坏的，就让汗和土在身上和泥去吧，现在哪还能顾上这个？得拼命干，手不能停，一停下来，汗泡湿的内衣马上就会变得冰一样，更难受。鞋更顾不上了，重甸甸的，里面一半是土一半是汗和的泥。这时候你就知道了，把鞋捆在脚上是何等的英明。
浑身是土，满脸也是土。脸上有汗，土不会往下滑，就在所有可能的地方，脸颊上啊耳朵上啊脖子上啊，聚集了起来，厚厚的一层，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土人。突然，一个人指着一个男生惊奇地喊：“啊，都来看,他的眼睫毛特别长。”男人平时谁注意这个啊，现在连眼睫毛上都积满了土，今古奇观。
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我往周围看了看，都认不出来谁是谁了，一个个都是土菩萨似的。有同学脸上积满了土，厚厚的一层，像涂了厚厚一层白粉，汗水流下来了，在白土上冲出了一条条小河，露出了黑红的肤色，猛地一看，像是叫人开了瓢、流出了白色的脑浆。我大喊：“小姚的头给打破了。”大家一看，都哈哈笑了起来，想必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风太大，一般都在8级以上。我的铁锹把上有个小横梁，有一天中间休息时，我用食指挑着小横梁测试，把铁锹悬在空中，你猜怎么着？铁锹一下子就被大风吹开了，和地面成了45度角。是铁锹啊。
一天的活结束了。李卫东估算我们一人挖了8方土，全连第一。8方土啊，李卫东说这是建筑行业一个大工的工作量，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标准。可我们还得把土扔得远远的，工作条件的恶劣更远胜一般建筑行业。不能不说活儿太重。当然了，疲劳程度也是全连第一。
斗渠一修好，就该平地了。
话说说挺简单，一干则很麻烦。是一大片平地，整个向东低了下去。要干的事是把西边高处的土挖下来，拉到东头倒下，垫平，工作量很大。
班长李卫东身高体壮，有的是劲，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累。他会安排活，周到又细致，不让你有一秒钟的空闲。那真是没有一秒钟的空闲。一个人推着装满了土的架子车飞跑，两个人在旁边推着。到地方了，车把一掀，哗——，讲究的是车光土净。不能停，马上往回跑。绝不能停，一秒钟也不能停。上土的人也不能闲，这个车刚走，那个又来了，只是埋头挖土。手下刚一慢，或两辆车子挤在一起了，李卫东不满意的话马上来了。就这样整整跑了一个上午。吃了午饭，下午又跑着干起来了。今天干完了，明天还得跑着干。
有的班长会想办法。你手底下刚刚慢了一点，大嗓门马上响起来了。他不直接说你没用劲干，他要么背诵最高指示，要么喊向某个同学学习……总之，他有的是办法让你知道说的就是你。
天晚了，下工了。我们排着队，拖着沉甸甸的腿往家里走，一个个累得灰孙子似的。好不容易到家了，累得软瘫了，光想一屁股坐下来喘口气，可是浑身是土，哪儿都是土，怎么办？我咬牙忍着累，第一件事就是擦身。一解开衣服，嗬，不用说，能积住土的地方全是土。腰里是土、大腿跟是土、连牙都一样，挨着牙龈那半截是黄的，上下牙咬合处是白的，就像个大烟鬼。汗出的多，鞋里面半鞋泥。早上醒了，大眼角一个米粒大的疙瘩，用手一捻，碎了，是土！几个月过去，清澈的眼睛被碱土蛰得满是血丝，皮肤就更不用说了，顾不上。
晚饭吃过了，一天的事还没有结束，得挑灯夜读马列，开会学毛选，斗私批修。批判自己的坏思想。直到吹熄灯哨。
解放军抓得紧。不管天气怎么样，都得照常出工，进度第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周而复始。从开誓师大会那天起，一直在大干，连星期天都不能保证了。
广泉住医院了
广泉是我的同学，四川人，脸白，眼睛有点内凹，头发略黄。广泉待人热情，人缘好。
他爱打篮球。在大学里，只要和外班比赛，哪次都少不了他。你就看吧，球一传到他手里，他就哈着腰，一面快速拍球，一边机警扫视全场，寻找最好的突破口。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脑中浮现的就是他左右扫视的机警目光。
68年底，要毕业了，最关键的时候，他体检却出了问题，医生说他有心脏病。
年轻轻的，二十来岁，就得了心脏病？谁也受不了，何况正在分配工作的节骨眼上，怎么办？一点办法都没有。
明明有九个工厂名额，可他一不是造反派，二不是红五类，压根就没在工宣队的考虑之列。工宣队任人唯亲，能让广泉留城市？根本不管他有没有病，给了他两条路：去农场或下农村插队。都不是好去处，怎么办？他再三考虑，一个人下农村，身边连个人都没有，万一有事怎么办？就说我去农场吧。工宣队特意把他和我分在一起，都去了三连。
誓师大会一开，正式大干了，他身体弱得厉害，气喘吁吁，走快了都不行，哪能干这样重的活儿？天特别冷，飞沙走石，风吹得人站不稳，活又那么重，连健康人都受不了，何况他病得那么重。
我去找连长，说广泉有严重的心脏病，这儿气候恶劣，容易出大问题。连长他们研究了研究，说那就不用上工了。
广泉人实诚。别人在农田里大干，他在家里休息，就主动揽下了全班的内务活。给所有人洗衣服、床单、枕巾。要是哪天天气好，风沙小，就给大家拆洗被子，忙得四脚朝天。估计快下工了，给他们班人的脸盘里倒满热水、放上毛巾，伺候得一个个舒舒服服的。
过些天他又来找我，说人家有意见，嘴里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无非是嫌他不上工，好像沾了天大的便宜似的。
人心啊，为什么那么狭隘？为什么不多点宽容和仁慈？已经来到了戈壁滩了，还是造反习气不改，为什么不多点同情心？
我说洗衣服拆被子之类的事别干了。连上已经批准你休息，你就歇着吧。等炊事班上班了，你去帮帮忙，择个菜啊、拿个小东西……那儿暖和，和他们聊聊天，随便干点活，心情好。果然，炊事班表扬他，说他克服病痛，主动帮厨。广泉高兴了。
广泉身体到底太差，眼看很难坚持下去，场部的解放军医生让他去住院。是部队医院，在酒泉，二百多公里远。我去送他。我们两个人，沿着第一次来时的路，那冒酷寒奔波二十里的路，一直走到河东车站。他坐火车走了，去住医院。
工宣队明明知道农场环境特别恶劣，却瞒着大家，哄着他骗着他，让他来了，却让造反派去大城市大单位。他们要是稍微有点同情心，把他留在兰州，随便给个工作就行，或者把他转回四川老家农村也可以啊。就这区区小事也不给办。人心何在？他能活着走出戈壁，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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