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站在阳台上，看到热闹的街市、忙碌的行人，看到四处不停旋转的塔吊，感到了祖国建设的突飞猛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应该发挥余热，继续为国家做贡献。”
——《郭汝瑰回忆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郭汝瑰被正式定为离休干部，并按照副兵团级待遇，配个了专车和驾驶员。
从1970年就搬到了重庆北碚生活，十多年的时间并没有磨灭郭汝瑰的雄心壮志，虽然到他已经年过七旬，身体素质也大大下降，但仍然渴望为祖国建设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郭汝瑰想起自己1966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史料研究处任副处长的时候，叶剑英元帅在视察学院期间，曾嘱咐他展开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当时郭汝瑰在学院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学术骨干，并展开系统的研究，但因为某些缘故，这项工作并未完全进行下去。
直到此时，郭汝瑰又萌生了继续捡起这份未完成的事业的想法，虽然过去了许多年，当年的许多研究员都已经分散到了各地，可这并不能打消他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随着年龄增长，郭汝瑰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思考，可以利用原来的资料，编成一部详细的军事史。
不久之后，郭汝瑰专程到北京走了一趟，并同张震谈了这一想法。
图|张震将军
张震对郭汝瑰的想法表示支持，还特意嘱咐有关部门，拨给了郭汝瑰5万元经费。
获得了支持的郭汝瑰心里十分高兴，立即召集了一些原来就参与过军事史编纂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中大多都是已经年过六旬的老人，但为国家建设努力之心丝毫不减。
那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自己时间不多了，一定要亲眼看到这部巨著出版发行。
1983年，《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正式出版，叶剑英亲自为该书题写书名，张震为这部书做序。
一直到1991年，这部长达600多万字的鸿篇巨著正式完成并出版，为了写成这本书，短短10年时间里，编撰组6位老同志先后去世，没能看到出版。
郭汝瑰也很为这部书的出版而感到高兴，然而就在书尚未完全出版前，他就又要为自己找新的目标。
“写完《中国军事史》后，我又闲下来了，那是九十年代初，在建设又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全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从报上、电视上看到经济建设的新面貌，我又坐不住了，经济建设我出不了力，但我可以再组织写书。”
通过书信沟通，郭汝瑰与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老人确立了目标，写一部反映中国正面战场抗战的作战史。
图|《中国军事史》第一卷兵器
1990年，郭汝瑰再到北京，两人闲聊之际，张震问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郭汝瑰告诉他：
“我正准备写正面战场作战史，但写《中国军事史》时拨给的5万元钱已用去了四万多元，仅余八千多元了，再写书需要筹集一笔捐款才行。”
张震一听，一下子就站起来：
“你不要找人捐助了，我支持你！”
要知道在这年，郭汝瑰已经年过八旬，身体素质已经更差了，但他仍然召集了一大批参与《中国军事史》编撰的老人，日日夜夜废寝忘食编撰。
1995年5月，就在书的前六章已经编写完成之际，郭汝瑰突患脑血栓住院，得知此事的张震立即到重庆去探望，并嘱咐他：
“你安心养病，病好了可以再干。”
图|郭汝瑰晚年
可郭汝瑰心里很着急，怕书编写不完自己就撒手人寰，立即写信给时任国防大学副校长的黄玉章和原南京军事学院教员田召林，希望他们能多下一番苦功。
在各方关注之下，《中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长篇》终于完成，并且将要在1997年付印。
可第二年，郭汝瑰又开始抱病整理自己的回忆录。
尽管郭汝瑰一生经历十分丰富，然而在郭汝瑰的晚年回忆中，对当年战争年代也只是简单的谈了自己的经历，对自己的贡献只字未提。
其实，以郭汝瑰晚年真实想法，他是不愿意写这本回忆录的，后来在这本书公开出版后嗯看到郭老写在卷首的一段话，大致的能了解他这一番思想经历：
“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比起在伟大中国革命斗争中卫建立新中国流血牺牲，立下不朽功勋的无数英雄来，实在微不足道，我之所以背弃蒋介石集团，比不过对共产主义有点模糊好感，略具爱国心，有点政治军事上的预见，我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迟早要遭到人民唾弃，我不甘作危害国家的败类，并做反动派的殉葬人罢了。一个人哪能这么一点正义感都没有呢？”
郭老的回忆录加上王钟伦先生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先后出版后，也引起了台湾方面渲染大波，甚至有的媒体文章更是公然宣称：如果不是因为郭汝瑰“叛变投敌”，国民党便不会败走台湾，甚至还有不少人公然骂他是“叛徒”。
图|郭汝瑰回忆录
可郭汝瑰听到这些话后，也只是笑了笑：
“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以往我们谈到郭汝瑰时，总会想到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深入虎穴的一段经历。
也正因为潜伏在敌人中枢，他源源不断的将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中央，为后来人民解放立下了赫赫功劳。
不过，除了以上这些事迹外，很少有人提到，郭汝瑰在军事上的天赋以及能力。
郭汝瑰是黄埔军校毕业，在川军服役了一段时间后又前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到国内后，又顶替名额考入陆大，得到了时任陆大教育长杨杰的器重。
尽管多数陆大学生本身是为了具备这份资历而求学，但郭汝瑰在陆大深造的这段日子，对他后来军事上起到的帮助很大，在陆大学习了三年的郭汝瑰，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
1937年8月13日，日本大举进攻上海，郭汝瑰所在的14师（陈诚嫡系）也投入带战斗中，南北塘口一线作战期间，14师42旅旅长因怯战被师长霍揆章撤职，为难关头，是郭汝瑰亲自带着部队顶了上去，并以14师参谋长的身份率领42旅顶住日寇进攻，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郭汝瑰拎着枪率领84团上到一线，打退敌人进攻。
战斗结束时，42旅7000余人仅剩2000人。
陈诚也因为这一战，对郭汝瑰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陈诚升郭汝瑰任54军参谋长，并开始为陈诚出谋划策，所出的意见大多中肯，就连陈诚也忍不住称赞：
“这个郭矮子，真有两把刷子。”
郭汝瑰之所以能在国民党军阵营中名声鹊起，除了依托于土木系力量，同他个人能力是分不开关系的。
不过，因长期在国民党军之中，郭汝瑰对国民党军的腐败深恶痛绝。
抗战时期，郭汝瑰经霍揆章保举，曾任暂编第五师师长。
其实以郭汝瑰当时的资历，完全没必要去这样一支杂牌部队任职，但这其实是阴差阳错的结果，因为当时陈诚已经当上了军政部长，打算保举郭汝瑰出任43师师长，但因为报告递到蒋介石面前是比霍揆章晚了一步，陈诚还因此埋怨过：
“你看，我们事先不通气，我在保，你那里又保去了，让他当四十三师师长好些嘛，那是一支好部队。”
本来郭汝瑰已经当了集团军参谋长，照例来讲比师长其实还要高一些，但因为没有有过当师长的经历，必须走这一过程，可因为霍揆章当时迟迟找不到可以顶替郭汝瑰职务的人，所以才拖延到了这一步。
等到郭汝瑰到了暂编第五师所在的湖南澧县，才发现这支部队真实情况。
图|陈诚
从编制上讲，暂编第五师隶属于彭位仁的七十三军，该军下辖三个师，即十五师、七十七师、暂五师，从番号上也能看出，三个师中优劣差异，据郭汝瑰后来回忆，十五师、七十七师原属于湖南何健旧部，还算是有一定战斗力，但暂编第五师则是湘西土著龙云飞的部队，本身队伍成分混杂，土匪习气也很浓，战斗力很弱。
一开始郭汝瑰根本不想去这样的部队，怕难以掌握，但巧的是暂编第五师参谋长田君健原来在陆大时时郭汝瑰的学生，田君健透露给郭汝瑰一些消息，这才打消了他的顾虑。
可这支部队的劣性还是大大超过郭汝瑰预料。
郭汝瑰上任后，同前任师长戴季韬交接，戴支支吾吾，一直想请郭汝瑰帮忙照顾，一开始郭汝瑰还奇怪，两人又互不统属，为什么要他去照顾，到后来郭汝瑰才同田君健那里听说了实情：
“他差一点人员、枪支、弹药、被服、装具，交不够数。”
郭汝瑰恍然大悟，他知道国民党军中一贯有吃缺的习惯，而且明里暗里倒卖各种部队的物资谋取暴利，甚至有的部队他们的主官就私自经营着各种生意。况且暂编第五师本来就是一直土匪习气很重的部队，有些情况也属正常。
图|霍揆章
本来郭汝瑰是想着瞒下来算了，也没必要得罪，可等到看到部队，他明白为什么要请他关照了。
暂编第五师编制上报有7000余人，可兵员只有3000多人，等于说部队4000多人的兵饷就直接装进戴季韬的腰包，不仅人不够，部队枪支弹药、粮食被服短缺数额更多，戴季韬不敢担责，只要委托郭汝瑰帮忙承担。
因为贪污的太多，戴季韬一直到临走时，尚有几十万斤米没有卖掉，后来做了个顺水人情给了郭汝瑰。
要知道这么一大批军饷，卖掉可是一个很重的罪，万一被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但没想到的是，郭汝瑰后来召集手下军需处长何团长们开会，这帮喝惯了兵血的老爷竟然丝毫不惧怕：
“不怕得，我们去卖。”
事后郭汝瑰在暂编第五师成立了一个军米保管处，名为“保管”，实为“卖米”，没过几天的功夫，这几十万斤米就都卖掉了，赚了好几万块钱。
底下这帮卖米的自然不敢私吞，除了自己悄悄拿起来，剩下了都给了郭汝瑰。
郭汝瑰自己并不贪财，奈何当时国民党腐败的风气早就已经形成惯例，吃亏的都是下面的兵，他们不仅领取不到足额的兵饷，甚至就连伤残、死亡等都得不到照拂。郭汝瑰用这笔钱开办了一个守本农场，就安在洞庭湖边上，用于安置因伤致残的官兵，又开设了一个守本纺织厂，安排伤残的军官士兵到工厂劳动，自食其力
事后，郭汝瑰第一次给暂编第五师官兵发饷，一听说长官决定将按照规定军饷如数发放，高兴的涕泪横流。
之所以嫡系不愿意到杂牌中任职，一方面是怕受排挤，再一个部队打仗也不齐心，逃起来控制不住，但郭汝瑰这种不爱财不惜死的做法，让暂五师官兵出奇的上下一心，后来还打了几场胜仗，参加长沙会战期间，薛岳还一度看重郭汝瑰的能力，并对他大加赞赏。
陈诚本来就看重郭汝瑰的能力，见他把一个杂牌的师调教成攻坚虎师，立马将暂五师改成甲种编制，缺额的兵员、装备优先补充，还调了一个迫击炮营，该师鸟枪换炮，一下子成了国民党军一等主力师。
尽管国民党军在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功绩值得赞许，但贪污腐败的作风却决不能推崇，也正如郭汝瑰在回忆录中所强调的那样：
“以上所写我在咱班五师的经历岁全属事实，但写回忆录应力戒自我表扬，我为什么不避讳呢？一方面我要暴露国民党军队的丑恶，并说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有爱国心的军人（尤其将领），如果能够洁身自好，讲究学术，忘我的整顿训练部队，素质再差的军队也可以整顿成为劲旅。”
图|郭汝瑰将军晚年
值得一提的是，有此情况的绝对非郭汝瑰一个人，如傅作义、董其武等起义将军，都有自己经营的生意，建国后傅作义将军坚持要将自己财产全部交给国家，一直到1974年才被周总理批准。滇军60军军长曾泽生当年也做过投机生意，给部队发军饷，接济部队中的士兵，相比于嫡系出身的王耀武，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起义后曾泽生谈到这些往事时坦言：
“旧社会都在污水盆里共浴，哪里还有一个干净人？”
尽管郭汝瑰晚年时年迈体衰，但依然惦记着现代化军队建设。
1988年4月，杨尚昆邀请郭汝瑰以及海军副司令员邓兆祥等人一同吃饭，宴席上郭汝瑰诚恳的谈道：
“我们军饷不够，听说将允许军队自己想办法去补助军费。我看到国民党的军队做生意把思想全搞坏了，这些教训值得注意。革命军人是要为革命事业卖命的，应该全心全意维护国家人民的利益，就如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假如大家都唯利是图，把思想搞坏了，那样就没有力量了。”
当时，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也坐在一旁，听到郭汝瑰的话立即表态赞同：
“试想军人用飞机也可以做生意，军舰也可以做生意，也可以利用汽车做生意，军纪还能挽救得过来？即使可能，也要很费力气。”
图|郭汝瑰当年率领国民党军72军在宜宾起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
1984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讲话，并着重强调了：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的大局，要照顾大局，要忍耐，要考虑腾出军队力量来支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等到全国大局好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来提高军费，发展高新技术武器。”
按照邓小平的估计，这一目标将会在2000年左右达到。
从这一时期开始，人民军队的开支大幅度的缩减，可以这么说，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解放军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军队经费的不足，各种经商行为便开始兴起，并得到了国家的支持。
1985年5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关于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的暂行规定》，鼓励军队从事生产经营和对外贸易。
对于这一情况，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老一辈儿革命家深感忧虑。
图|郭汝瑰同孙女在一起
张爱萍将军就明确提出过反对意见：
“......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
郭汝瑰原来就在国民党军队中，了解过这种模式的弊端，他认为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老将军这番拳拳爱国之心，让人不禁感动。
到九十年代初，中央考虑到部队经商的危害性，于是制定了“逐步收缩、分步整顿”的整改办法，至1998年年底，各项工作已基本完成，军队共向国家和地方政府移交企业近3000家，总资产超过800亿元，从业人员20.9万人，另撤销企业3900余家，总资产151亿元。
在完成《中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长篇》后，郭汝瑰已经年过九旬。
1997年秋，郭汝瑰90岁大寿，当地党政军领导人纷纷前来祝贺。
当众人问他还有什么心愿时，郭老侃侃而谈：
“如果问我还有什么希望和追求，那就是向亲眼看到香港回归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如果我还能到台湾一游，庆祝祖国和平统一，那我就志得意满，可以不留遗恨到黄泉了。”
大寿结束后，女儿郭相慰准备返回南京，郭老不顾年事已高，亲自相送，结果途中出了车祸，送医院后，因抢救无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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