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北京中南海。
此时中南海内一片忙碌,警卫员正在清理毛主席生前遗物,准备将其交接给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在地下仓库的某个角落,纪念馆的接收人员翻开后,发现里面是一大堆“尘旧”的纸张。
后来,这堆纸张运到纪念馆整理时,才知道这竟然是主席一家的生活账目。
上面记载了主席一家从1952年到1977年,共计25年的记账历史,各项生活开支记录十分齐全,时间跨度也很长。
这些泛黄褪色的纸页中,记载的是一些钱财支用琐事,可当账本的主人是毛主席时,却透露出太多不寻常的东西。
对于钱财花费上,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说我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治理了!”
毛主席英明睿智,深知“上有所行,下必效之”的道理。
身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身边的家人也强调不搞特殊化。
因此,对于钱财的支出就特别注意。
毛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在后来在回忆中也提起此事:
“主席一生反对特殊化,坚持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为规范生活管理、杜绝特权行为,主席一家从1952年开始设立生活账簿,包括日常杂费开支账、生活费收支报表、物品分类账等等。”
在无数国人心里,毛主席是开天辟地、超神迈圣的伟人,是亿万人民崇拜的开国领袖。
但在主席自己看来,他也是人民中的一份子,区别在于,他是肩负管理国家的一份子。
除此之外,他和许多普通人家一样,也是个操持家里油盐柴米,担忧家人衣食住行的一家之主。
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中,保存的主席账册共42本,其中包括生活费收支表、日常杂费开支账本,以及物品分类账本。
这堆账本几乎包括了建国后主席家庭的生活和财务状况。
上面的记录精细到每一分每一角,里面每一笔花费的出处和来源,都经得起查证推敲。
吴连登曾是毛主席的身边“小管家”,22岁就开始照顾主席的衣食住行,因为名字里有个登字,主席曾调侃他是身边“一盏不灭的灯”。
这些账本,许多都经过他的手处理。
谈及管理主席的家庭账务,吴连登说:
“从1968年到1976年,我管账前后一共8年时间,
毛主席家的账,说好管也好管,
说难管也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呢?
没有钱!”
毛主席居然没有钱?
当时,主席的工资是400多元,江青工资是240多元,普通人的工资不过几十元,两人加起来妥妥的高工资。
而这还是主席主动给自己降低工资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他老人家曾两次给自己降工资。
最开始国家给他定的工资是每月600元,他主动降到510元。
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他又带头降到每月404.8元,自此主席工资固定下来,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再涨过一分钱。
从毛主席留下的生活账本来看,工资主要花费在这几个方面:
一是平日里从外面购买的茶叶、卫生纸、火柴盒等日常用品。
二是主席家庭的修理家具等杂物支出等。
三是主席本人外出的餐饮花费,比如到地方交粮票、喝茶等。
从这几方面来看,毛主席平日里生活节俭,不搞特殊化,花费不多,也没有其他奢侈花费。
按理来说,工资对于生活花费是绰绰有余。
但吴连登解释说:
“就当年来讲,应该来说是高工资了,但是毛主席400多元钱,要负担一大家子的开支。”
原来,在毛主席家里,除了主席、江青之外,还有李讷、李敏、江青的姐姐李云露,以及李云露的孩子和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等一大家子人。
主席要管他们每人每月30元生活费开支,有的时候还要资助湖南家乡亲戚和朋友等,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补助,主席都不让他们花费国家公款报销,而是自己掏腰包负责。
1965年的时候,主席在短短4个月里,支付身边工作人员出差补助280多元,医药费70多元,这些钱都是走主席的账,仔细一算,平均每月将近90元。
这些都被吴连登记在账本上,林林总总,一项项算下来,花费大的惊人。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住在中南海居然要出房租!
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国家领袖办公和生活区域是不必花钱,都是由国家负责。
比如美国总统住在白宫,没有让总统交房租水电的说法。
可毛主席并非如此,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国家人民的财产,他住在里面自然不是免费的,并且他的家人都住在里面,更不可能花公家的钱还办自己的私事。
所以主席主动交起中南海的房租,其中水电、煤气等花费也算进去,这直接使得房租占到他工资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相当于他一个月要交100多元。
纵观古往今来的领袖,有哪个领导人会交房租呢?
将主席与古代专制皇帝相比,并不恰当,但同为“一国领袖”,其严于律己的精神和清正廉洁的道德之风实在令人动容!
在主席的家庭花费中,饮食也是重要的一部分,除了中南海的房租,其它大多都花费在这上面。
吴连登也说:
“毛主席的开支还有一项,就是吃饭,这个是大头。”
从账本上记载得知,主席每个月的饭钱一般在100元钱左右,不过,这不光是主席一家的花费。
毛主席经常为国家大事操劳,每天晚上都例行开会,有时候如果开到12点,主席便会体恤大家,给开会的人做顿夜餐。
而这夜餐费用是主席花钱,吴连登说:
“只要主席说'我今天要请客’,这个费用就是从主席的工资里出。”
这些花费本是可以从公务上支出报销,但他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这些钱都记在了自己的账上。
此外,毛主席的朋友、老师,以及很多远道而来拜访主席的民众,主席常常都会留他们吃饭,这在无形中又给主席的开支增加负担。
在过去资源缺乏的时候,主席在饮食上的负担一直很大。
早在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西的日子并不好过,可以说十分艰难。
当时部队只能节衣缩食,实行供给制,根据1939年中央颁布《各机关津贴标准》,主席的级别每月有5元(银元)菜金。
主席的饮食上也简单,经常是一盘辣椒,一盘青菜,配一点小米、馒头。
有时候前线送来一些火腿、罐头,伙食才改善一些,每月5元菜金多要省着花。
可主席的客人太多了,不管是来汇报的工作人员,还是谈事的朋友,只要到了饭点,主席都会热情地留他们吃饭,这直接使得本来就少的5元的伙食费大幅度减少。
以至于到了月底,主席没钱买菜吃,只能“烧点辣椒,蘸盐面当菜吃”。
特别是主席经常熬夜工作,饮食没有营养,工作人员想给他改善伙食,但都被主席拒绝,坚决不搞特殊,还对他们说:
“现在虽然边区的情况好了些,可是河南还闹灾荒,蒋管区的人民生活更苦啊!”
“我们每月5元钱的伙食费也就不算少了,井冈山时期,每天才5分钱呢!”
但花费一直超支也没办法,毛主席只能开源节流,让管做菜的炊事员老周学会记账,交代他:
“老周,你不要每个月才结算一次,这样一超支,就没办法了,
以后你每十天一小结,每月一大结,
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后十天还可以想办法节省出来,
最后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还可以节约出来。”
主席始终遵循5元菜金标准的规定,还经常检查老周记的账目,让他“精打细算”。
到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条件比以前好了,在吃饭上的花费也增加了,但主席依旧不含糊,坚持底线不因私废公。
不仅如此,平日里但凡花费了公家的财产,主席也主动付钱。
哪怕是因为公务喝了杯茶,他也是私人结算,这些都被记在主席账本上。
背负了大量“财务负担”的主席,只能节约一些,平日外出时,都尽量自己带茶。
后来回忆主席时,吴连登也说:
“喝茶是肯定要交茶钱的,到外地都是我们自己带茶。
而在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地方,我们就忘了带茶,
如果用人家的一杯茶,……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就要到这些地方去结一次账。”
主席有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不免离京外出办公,当老乡们知道是替毛主席买东西时,出于崇敬,他们都不会收钱,甚至会主动送来各种物品。
对于这种情况,主席直接严令身边人:
“必须货款两清,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地方要东西不付钱,对方不要钱我们就不收东西。”
1965年,毛主席重返阔别35年之久的井冈山,在那里待了7天。
这段时间里,主席重游井冈山的一应花费都是现款结清的,开的两张发票,至今还收藏在湖南韶山的纪念馆。
其中一张写着:
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元,合计17.50元。
另一张则是:
首长交粮票23斤。
毛主席习惯记账的传统,除了是严于律己的“精打细算”外,也和他的家庭有着莫大关联。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窑洞采访主席时,主席提过这件事: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
主席的父亲脾气暴躁,曾经当兵多年,后来靠当兵赚的钱,回家后在韶山买地,成为富农,经营大米、牲畜的生意。
他对于数字十分敏感,如果年少的毛泽东算错了,经常会被教训。
对此,主席也讲道:
“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
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1910年,主席被父亲要求辍学,安排到舅舅的粮行当学徒,在这时期,更是锻炼了他的记账能力。
后来在表兄文运昌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外出求学,考入东山学堂,但这记账的本事,主席一直没有忘记,还发扬光大了。
1920年,青年时的毛主席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时,就亲自管理书社的财政。
踏入革命道路后,主席经常对各种物资财产、事项记录了然于心。
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充分的运用了这类方法。
而“三湾改编”时,主席更是建立著名的“伙食尾子账”,废除军官小灶,官兵同吃伙食。
把伙食费按人头拨到连队,伙食支出全部入账,结余的伙食费(伙食尾子)平均分配给官兵,替代军饷。
这一制度直接替代军饷制度,不仅广受欢迎,促进军队民主制度的建设,还奠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经济基础。
主席的账本上,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超出他工资情况的大额支出。
1968年的账本上,就出现了这一项的巨额开支:
“送王季范、章士钊4400元。”
毛主席一月400多元的工资,在家庭支出上本就捉襟见肘,拿出这么多钱,无疑让人惊讶!
光靠毛主席的工资自然没这么多钱,对此,吴连登解释说:
“钱肯定不够,不够怎么办呢?
就从毛主席的稿费里出。”
毛主席常年笔耕不辍,自革命战争时期就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以及各种著作。
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些文章不仅在中国出版,还流传海外,给主席在工资之外带来了许多稿费创收。
据相关资料可知,在主席临终前,他的稿费就已经达到了124万之多,平日里如果有时候收支不平衡,主席就会让吴连登用稿费填补空缺。
而给章士钊等人这笔钱,还要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
当时,毛主席计划送一批进步学生去欧洲留学,但缺乏钱财。
在这时,章士钊伸出援手,筹了两万块银元,完成了主席的计划。
这笔巨款完全不用主席自己还,毕竟是为了革命需要,可以国家拨款。
晚年的章士钊生活困难,主席念及旧情,便通过这种方式给他提供资助。
章士钊的外孙女洪晃回忆这件事时,说:
“毛主席是一个心特别细、特别敏感的人,他意识到像我外公这样一个老文人,
补助的话,在面子上他肯定不会接受的,
所以呢,主席就想出这一招,来给他钱。”
于是,从1962年开始,章士钊都会收到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两千元,一直还了10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停了一年,主席知道后,就对负责这件事的工作人员说:
“这个钱不能停,本金还完了,还要还利息呢。”
直到1973年章士钊去世前,主席还以“还利息”的方式,帮助章士钊。
除了章士钊之外,主席还以稿费资助了许多人,这些钱大多也被记在了账本上。
据统计,主席用在家庭上和资助他人的也只是几万元钱,最后他的稿费也被主席上交给国家。
1976年,毛主席临终的时候,没有什么存款,也没有其它高档物品,只有8万多册书籍和存在“中特办”的120多万稿费。
出于对主席的怀念,那一堆发黄的、留存着深厚时代印记的账本,被大家称赞为“共和国第一家庭账簿”。
1994年,这些账本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藏于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同年,89岁的雷洁琼来到湖南,在这里,她参观韶山毛主席纪念馆,并题词: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纵观主席数十年的峥嵘岁月,其雄才伟略引领中国人推翻压在头顶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透过时代的光影,从主席账本可见,主席是个“精打细算”的人。
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精打细算,让国家能够昌盛,人民能过好日子。
永远怀念人民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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