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之所以被称为荒谬,是因为它往往隐藏在合理之中,只有当我们撕下它伪装的外衣,就会发现荒谬原来是如此的可笑。
01
在阅读《明史》的过程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越靠近京畿地区,灾荒越是猖獗。特别是山东、直隶,还有河南和陕西,这些地方常年面临三种主要灾害:旱灾、洪灾以及蝗灾。
然而,与京城距离较远的地方,灾害的记录却相对稀少。比如云南、贵州和广东,他们的灾荒记载甚少。
这种现象难道是说灾害只会偏向京师周边的几个省份吗?这显然并不是事实,逻辑上更加合理的推断是,很多边远省份的灾荒被人为地忽视了。
将灾情上报通常暗示着地方官员的不作为。皇帝派遣他们解决问题,但若管辖区域的问题年年不断,官员们可能会回避上报灾情。
同时,在西南多个省份,土司们居住的地区,是多民族聚集的区域。这些地方一直以来都是明朝的隐忧,播州之乱、奢安之乱等事件让朝廷头疼不已。所以明朝官员们只求这些地方不再闹事,对于是否有灾荒,似乎变得不再重要。
曾有徐霞客在贵州、云南等地进行长期考察。尽管他的笔下详细描绘了当地的严重灾情,但这些似乎并不重要,因为明朝政府并不需要这些灾情报告。所以在史书上,这些灾情往往找不到记录。
02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崇祯朝初期,灾荒的确有发生,但规模较小、地域较局限。然而,从崇祯十一年开始,灾荒就成了年年常态,而且每年的影响范围都比前一年更广。
据《明史》记载:
(崇祯十一年)两畿、山东、河南大旱蝗。
(崇祯十二年)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崇祯十三年)以久旱求直言。
(崇祯十四年)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崇祯朝初期,的确有一些灾情,但规模相对较小且范围有限。然而从十一年开始,灾情却年年发生,而且每年的影响范围还不断扩大。
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在天启年间,吴应箕前往河南,行走数十里,见路边良田荒芜,长满杂草。吴应箕不禁感到疑惑:这么好的土地为何不耕种?
吴应箕询问后才得知,这片土地每年的收成连纳税都困难,种地不仅要将全部收成交税,还要额外支付钱作为税赋。因此,农民们纷纷放弃土地,四处逃亡。
然而,在崇祯即位的第二年,给事中黄承吴上书建议:东南地区水灾频发,原因是水利设施长期未维护,请求崇祯下令修建和维护水利设施。
崇祯召集大臣商议此事,但一听到需要花费资金,众人沉默片刻后,有人问:修水利,会扰民吗?
几位大学士听后明白其中意味,纷纷附和说,新建水利需要大量劳动力,必然会影响民生,太过扰民!于是,东南修水利的计划以“扰民”为由被否决。
事实上,所谓的灾荒往往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水利设施不维护,税赋沉重,稍有气候变化便引发灾害。
03
众所周知,崇祯朝财政长期不足,但这是否意味着大明朝就没有钱呢?事实并非如此。
大明朝的江浙地区因手工业和商业繁荣而富饶。根据情理,这些富庶之地应为国库提供大量税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萨尔浒之战前,为对抗后金,万历帝下令加征辽饷,每亩田地增加九厘,共计520万两白银。
至崇祯四年,应对辽东局势,每亩田地再次加征三厘,共计140多万两。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辽饷都来自土地,显然,是农民背负了辽饷。
然而问题在于,江浙地区经济兴旺,教育质量优良,苏州、松江、杭州等地进士最多,这些地区主宰朝政,使商业税和手工业税难以实行。
或许你会认为这已足够,但事实远非如此。根据明朝规定,有功名者可减免一定田赋和劳役。而这些地区的成功者众多,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富人减免了部分田赋。
这导致富庶地区减税,而贫困地区反而负担更重。
04
高额的赋税导致许多人民难以维持生计,一些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陕西地区尤其严重。
朝廷派遣杨鹤前往陕西解决这些问题。
杨鹤到达陕西后,上书崇祯称这些农民起义是因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而反抗朝廷。他建议,如果朝廷能施行赈灾政策,问题或能得以解决。
然而,杨鹤在陕西等待了一年多,崇祯才拨款十万两白银用于赈灾。有人上书崇祯表示,十万远远不足,希望崇祯拨款更多,然而崇祯未予理会。
杨鹤获得这笔款项后,试图安置归降的农民起义军,提供耕牛,让他们重新种植农田。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耕种,所获粮食收成全部用于纳税,难以维持生计。
因此,已投降的农民起义军,在某些人的煽动下,重新发动叛乱,占山为王,继续对抗朝廷。
杨鹤的安抚计划遗憾地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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