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之所以被称为荒谬，是因为它往往隐藏在合理之中，只有当我们撕下它伪装的外衣，就会发现荒谬原来是如此的可笑。
01
在阅读《明史》的过程中，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越靠近京畿地区，灾荒越是猖獗。特别是山东、直隶，还有河南和陕西，这些地方常年面临三种主要灾害：旱灾、洪灾以及蝗灾。
然而，与京城距离较远的地方，灾害的记录却相对稀少。比如云南、贵州和广东，他们的灾荒记载甚少。
这种现象难道是说灾害只会偏向京师周边的几个省份吗？这显然并不是事实，逻辑上更加合理的推断是，很多边远省份的灾荒被人为地忽视了。
将灾情上报通常暗示着地方官员的不作为。皇帝派遣他们解决问题，但若管辖区域的问题年年不断，官员们可能会回避上报灾情。
同时，在西南多个省份，土司们居住的地区，是多民族聚集的区域。这些地方一直以来都是明朝的隐忧，播州之乱、奢安之乱等事件让朝廷头疼不已。所以明朝官员们只求这些地方不再闹事，对于是否有灾荒，似乎变得不再重要。
曾有徐霞客在贵州、云南等地进行长期考察。尽管他的笔下详细描绘了当地的严重灾情，但这些似乎并不重要，因为明朝政府并不需要这些灾情报告。所以在史书上，这些灾情往往找不到记录。
02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崇祯朝初期，灾荒的确有发生，但规模较小、地域较局限。然而，从崇祯十一年开始，灾荒就成了年年常态，而且每年的影响范围都比前一年更广。
据《明史》记载：
（崇祯十一年）两畿、山东、河南大旱蝗。
（崇祯十二年）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崇祯十三年）以久旱求直言。
（崇祯十四年）六月、两畿、山东、河南、浙江、湖广旱蝗。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崇祯朝初期，的确有一些灾情，但规模相对较小且范围有限。然而从十一年开始，灾情却年年发生，而且每年的影响范围还不断扩大。
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在天启年间，吴应箕前往河南，行走数十里，见路边良田荒芜，长满杂草。吴应箕不禁感到疑惑：这么好的土地为何不耕种？
吴应箕询问后才得知，这片土地每年的收成连纳税都困难，种地不仅要将全部收成交税，还要额外支付钱作为税赋。因此，农民们纷纷放弃土地，四处逃亡。
然而，在崇祯即位的第二年，给事中黄承吴上书建议：东南地区水灾频发，原因是水利设施长期未维护，请求崇祯下令修建和维护水利设施。
崇祯召集大臣商议此事，但一听到需要花费资金，众人沉默片刻后，有人问：修水利，会扰民吗？
几位大学士听后明白其中意味，纷纷附和说，新建水利需要大量劳动力，必然会影响民生，太过扰民！于是，东南修水利的计划以“扰民”为由被否决。
事实上，所谓的灾荒往往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水利设施不维护，税赋沉重，稍有气候变化便引发灾害。
03
众所周知，崇祯朝财政长期不足，但这是否意味着大明朝就没有钱呢？事实并非如此。
大明朝的江浙地区因手工业和商业繁荣而富饶。根据情理，这些富庶之地应为国库提供大量税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萨尔浒之战前，为对抗后金，万历帝下令加征辽饷，每亩田地增加九厘，共计520万两白银。
至崇祯四年，应对辽东局势，每亩田地再次加征三厘，共计140多万两。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辽饷都来自土地，显然，是农民背负了辽饷。
然而问题在于，江浙地区经济兴旺，教育质量优良，苏州、松江、杭州等地进士最多，这些地区主宰朝政，使商业税和手工业税难以实行。
或许你会认为这已足够，但事实远非如此。根据明朝规定，有功名者可减免一定田赋和劳役。而这些地区的成功者众多，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富人减免了部分田赋。
这导致富庶地区减税，而贫困地区反而负担更重。
04
高额的赋税导致许多人民难以维持生计，一些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陕西地区尤其严重。
朝廷派遣杨鹤前往陕西解决这些问题。
杨鹤到达陕西后，上书崇祯称这些农民起义是因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而反抗朝廷。他建议，如果朝廷能施行赈灾政策，问题或能得以解决。
然而，杨鹤在陕西等待了一年多，崇祯才拨款十万两白银用于赈灾。有人上书崇祯表示，十万远远不足，希望崇祯拨款更多，然而崇祯未予理会。
杨鹤获得这笔款项后，试图安置归降的农民起义军，提供耕牛，让他们重新种植农田。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一旦耕种，所获粮食收成全部用于纳税，难以维持生计。
因此，已投降的农民起义军，在某些人的煽动下，重新发动叛乱，占山为王，继续对抗朝廷。
杨鹤的安抚计划遗憾地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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