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5日，山东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正率部围攻坡尔伪军据点，忽然接到军区电令，要他随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去东北工作，坡尔据点的事情交一一五师完成。
9月21日，肖华同志到达诸城，召集同去东北的同志开会。人员有赵杰、吴瑞林、刘西元、刘居英、侯世魁、吕林等高级干部及家属。肖华说，大家工作的方向是在辽南，但具体的地方和工作，得由东北局确定。
9月24日，一行人从诸城出发，骑马两天两夜，再坐半天汽车，来到胶东军区驻地黄县，受到许世友司令员的热情接待。
9月29日下午，众人由黄县乘车，到达栾家口码头。只见天连着海，海连着天，无边无际！不少人第一次见到大海，更感新鲜。按要求，大家事先换了各式便衣，化了装，分乘两条船，上船后将携带的枪支藏到船舱底下。
船徐徐启航。大家都以留恋的目光向船尾方向凝望着，默默地向山东父老乡亲们告别，向首长和战友告别，向军民并肩抗敌的战场告别。
大海并不平静，天空中乌云翻滚，海面风大浪滚，小船犹如一片树叶随浪颠簸着。但航程还算顺利，船在庄河登陆。安东地方党负责人吕其恩派来汽车迎接，大家很高兴，心想再不用发晕呕吐了。哪知道，汽车不烧汽油烧木炭，车速奇慢，晕车的滋味并不比晕船好受。
到安东市住了一夜，又赶到本溪，情况出现变化，他们在本溪等了有十二三天。不久，肖华从通化发来指示，赵杰被安排到大连工作，具体事情与大连市委书记韩光联系。
10月23日，赵杰等8人按预定时间来到石河驿关卡。翻译把他们的身份、来意告诉苏军军官，对方态度非常好，说他们“是毛泽东的人”，伸出大拇指表示欢迎，还向他们要毛主席纪念章留作纪念，但谁也没有。赵杰只好通过翻译说明情况，说了不少友好的话。
一行人到达市区，由接应同志带路，到市委书记韩光的住处与其见面，随后在已安排好的房子住下。
第二天，赵杰又同韩光见面。
韩光说，苏军为加强旅大地区的社会治安，想成立个警察总局，局长准备由我方派人担任。根据东北局和肖华同志的指示，这个局长要让你来当，但要征得苏军的同意。
下午2点多，两人去见苏军警备司令官高兹罗夫中将。
韩光将上级的决定及赵杰的简历作了介绍，高兹罗夫听后点了点头，双方就赵杰的任职及有关事宜进行了协商。
见面中，赵杰欣喜地发现，在高兹罗夫身边的那位苏军翻译官王少校，竟是久别的刘亚楼同志！1937年，赵杰在延安抗大学习时，刘亚楼是训练部长，想不到八年过去，两人在苏军司令部又见面了。高兹罗夫看两人很亲切的样子，感到有点奇怪。刘亚楼告诉他，他俩在延安时就认识。高兹罗夫笑着点点头。
高兹罗夫同意赵杰出任大连市警察总局局长。为便于工作，赵杰改名赵东斌。高兹罗夫当面向他签发了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委任状，握着他的手说：“赶快把警察搞好，维持好大连的秩序。”刘亚楼说：“老兄，注意，把枪杆子握住啊！”
第二天，韩光同志召集赵杰等人开了会。参会的有唐韵超、朱秀春、柳运光、吕塞等同志，地点就是韩光住的地方。
韩光传达了东北局彭真同志对开展大连工作所作的指示。指示说：大连形势很好，要抓时机把大连党政警群等领导机构的架子搭起来，尽快先安上个副市长、警察总局局长，然后迅速开展工作。要很好研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特别是这个条约里有关旅大地区地位的条款，充分利用有利于我们的那些方面。既要放手开展工作，又要考虑对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便于他们在外交上讲话，不授美蒋以柄。
随后韩光强调，旅大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借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尽力把旅大控制在我们手里，要把它作为支援解放战争的人财物的基地，为全国的解放出大力。
会议还就旅大地区的现状、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进行了分析。
大连的情况非常复杂。在大连的日本人还未完全撤走，有汉奸、美特、日特，更多的是打着各种牌子的国民党分子。有的打着杜聿明、陈诚、卫立煌、沈鸿烈牌子的，有的打着东北军和于学忠的牌子，还有所谓国民党中央系统的。有隐蔽在地下，也有公开活动的。最危险的，还是美特和国民党组织的“地下军”。
国民党市党部的牌子是公开挂着的，旁边还挂着“治安维持委员会”的牌子。这些家伙趾高气扬，因有美蒋撑腰，有其政治资本和军事资本，正不择手段地日夜活动着。这是我党主要的斗争目标。
会议决定，先把市警察总局领导机关的架子搭起来，安排几名同志了解各警察局的底数并密切注视其动向，利用各种渠道和方法加强与苏军的联系，争取他们的协助，加强与工会组织的联系，依靠群众，团结各界进步人士，从中物色需要的人员。总局的地址定在斯大林广场东大楼。
10月下旬，赵杰带人着手组建新的警察总局，同时接管和改组下面部分区县警察的领导机构。
当时的情况是，日军投降后旧的行政机构垮台，大连市面混乱，盗匪丛生，经苏军同意，由大汉奸张本政等人组织了“治安维持委员会”，成立了区、县的警察局(署)，设有大广场、沙河口、西岗、旅顺、金县等警察局，警察近3000人，由苏军配发了武器。
这个组织并不能真正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利益。既没有统一的领导，组织形式也各不相同，成份很复杂，组建新的警察总局是当务之急。
赵杰的想法是，总局成立起来后，逐步接收各地分局，把各种不同名目的治安队解散、淘汰或整编；首先派遣我党干部到已接收过来的部分局(如甘井子局和岭前大队)，以加强领导，使其成为我手中的主力，然后，陆续向其他各局派局长、中队长及机关干部，上级派来一个，总局就派下去一个。
派干部一般，尤其是职务高一点的，都要同苏军同意才行，还要避免国民党的代表人物怀疑。刚开始，我方人员对外一般是以国民党相对进步的军队的面目出现，赵杰对大连市市长迟子作介绍，就说自己是于学忠部的少将旅长赵东斌。
至于情况复杂，问题特别多的大广场等警察局，先摸底，然后采取组织措施。
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11月初举行了总局成立筹备会议。会议议定了总局的机构设置、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配备等问题。
在总局机构的设置上，因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就根据党交给的任务和苏军的意见，设立了保卫科、督察科、总务科、交通科、司法科和卫生科等部门。在人员上，因干部不足，也用了几个旧职员如窦少毅等。全部工作人员也就30多人。
11月7日，一个新型的警察总局——大连警察总局正式成立，11月25日改称大连市公安总局。所以说是新型的，就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按着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去建设的，因为不能公开，可以说是个进行特殊战斗的指挥部。
总局成立之初，局长就赵杰一个人，下面的机构由于人少，也不充实。不久上级派来2名副局长，先是周光，后是胡忠海。
对内，总局下设3大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也设了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后勤部长。赵杰负责全面工作，政委由韩光兼，政治部主任是宋光，后勤部长是胡俊。对外，机构的名称是：总局办公室(即司令部)、训练处(即政治部)、总务处(即后勤部)。以后又成立了2所警察学校，对外叫“警察学校四大队”，周光兼校长。这个学校是专门培训汽车司机和坦克驾驶员的，培训出来的人员，主要向前线部队输送。
大连警察总局成立后，最紧迫的就是整顿原区、县警察局的领导机构，更换不适合做警察工作的人员，健全组织。
经调查，总局将原警察局分为4种类型，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在人员上，坚持团结多数的原则，任用、培养较好的(主要是产业工人)，争取中间的，打击少数坏分子，严惩首恶分子。在解决各分局的领导权问题上，主要办法是派干部。大广场分局局长潘澄宇有血债，公安总局征得高兹罗夫同意，将潘捉起来。
这些用人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给那些不安分者以教育，给广大人民群众出了气，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和支持，使这支新型警察队伍在群众中树立了威望。
在改组了各局的领导机构，惩治了极少数坏分子之后，对其他表现较坏的警官、警士采取了淘汰、洗刷措施，有的被撤职回家，有的被撤职暂留警局教育、改造；对已不胜任工作的老弱病残人员亦遣返回家。到1946年2月，被淘汰人员有近千人。对大多数被淘汰人员发给了必要的生活补助费。同时陆续招收了新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工会组织输送的产业工人，还招收了农民、市民及少数青年学生。
到1946年4月，各地派来的干部基本到齐，这时各区、县局的领导干部都已是我党同志。中队长一级的干部也都是比较好的，有不少干部是从工人出身的警士提起来的，基本都是党员的发展对象。大连市的公安队伍从成分、政治面貌上都出现了大变化，从编制、体制和实力上，已成为一支可观的人民警察队伍了。
在整顿、改编的同时，成立了消防公安局，还组建了总局直辖的2个警察大队和1个手枪队，共500余人。武器装备上也有很大改善，不少战士是双挂枪。这是归总局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每个区、县公安局有3～4个中队，也按建制配备了武器。1个区(县)公安局就有相当1个团的兵力。到1946年底，大连市公安部队已发展到近万人。有了这样一支公安部队，既可平时维持治安，还可向前线输送战斗员。旅大地区一旦打起仗来，公安部队即可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1946年底的一天，高兹罗夫问赵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一个地区有这么多警察。你们怎么搞了1万多人?”赵杰说：“这个地区情况复杂，又是港口，要维持好社会治安，多搞点警察是有好处的。”高兹罗夫既没有点头，也没摇头，以后也不再问这事了。
大连公安总局，名义上是市政府的一个局，还要归苏军管，实际上归市委和辽东军区领导和指挥。
在干部的任免上，中层以上干部归辽东军区，军事方面也归辽东军区指挥，如支前、动员兵员、筹备武器弹药、大的军事行动等。所以，大连公安总局就是辽东军区建制内的一支穿警服的人民军队，是随时准备上战场的。
经过对原警察队伍初步的整顿、改组，这支队伍已置于我党的掌握之中。但是，其人员在思想、作风、军事、政治素质及业务能力诸方面，与人民警察宗旨所要求的还相差很远。要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必须使这支队伍来个全面的、根本的转变。
1945年11月下旬，中共大连公安总局党总支成立，韩光为书记。1946年2月，成立了总局党委，党委书记是宋光，又先后成立了各局的党支部，人数较少的先成立党小组。这样逐步健全了党的组织。
到1946年底共举办了3期党员训练班，参加人员除了党员还有党的发展对象。党员学习的教材，多是结合当时的形势、任务改编的。通过教育，党员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了，政治思想水平有了提高，革命事业心更强了。
政治教育，主要进行我党我军的传统和作风教育和形势教育等，再就是平时警民关系、防奸保密的教育。政治教育之初，总局确定了“人民是警察的主人，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颁布了“为人民服务十二条”。公安总局还举行了总宣誓典礼。
随着警察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总局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建立了工作、会议、行政管理、纪律、作风等方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还颁布了“八大纪律十项要求”，经常进行纪律大检查，全体人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不断提高，违犯纪律的现象越来越少。
总局成立后，主要斗争矛头是美蒋特务及其地下军，其实质是与国民党争大连这块“天下”。
当时大连的前途还不明朗，其行政权能否完全争到我们共产党手中，尚难肯定。万一出现哈尔滨那样的情况，苏联允许蒋介石带一定数量的武装接管大连市的行政权，那时我党就得有力量和国民党干一场，把大连夺回来。
为有效地同国民党斗争，大连市委决定，我党在大连市暂不公开挂牌，我在暗处，既便于和国民党斗争，又不影响我放手开展工作；大连市政府以民主方式产生后，作为地方政府，不断给国民党中央政府出难题，要求实行地自治；同时，加紧训练公安部队，准备必要时使用，一旦苏军把大连交给国民党来接管，我方就用公安部队把大连再夺回来。
假如暂时夺不回大连，就在金县、旅顺、甘井子、岭前等地建立根据地，和国民党斗下去。岭前和甘井子群众基础好，甘井子工人集中，岭前一带地势有利，也可向农村转移，开展游击战。还可以与安东军区连接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坚决夺回大连这块战略要地，这是当时已报上级的预案。
市委要求公安总局坚决粉碎国民党地下特务组织“地下军”以及国民党大连市党部。这些反动组织的面目虽未完全暴露出来，却在暗中积极活动。公安部队在群众的协助下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只要发现其有越轨行为，就加以干涉、打击，以至给予应有的制裁。
1946年1月，公安总局侦察发现地下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准备组织其特务分子搞暴动，企图搞掉公安总局和各区、县局，进而消灭我党的武装力量。
1月26日晚由总局副局长于会川亲自部署，突然包围了地下的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当场捉获了市党部书记刘世德及其骨干分子等重要人物10几人，缴获1份全市的国民党组织、国民党员及“地下军”成员的详细名册。乘胜追击，一举捕获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的“地下军”骨干分子近200人。惩办了顽固不化的首恶分子，大多数经教育后释放。少数残余分子逃往敌区。至此，国民党旅大“地下军”的暴动阴谋破产，其组织也随之崩溃。
为加强对美蒋特务及其可能卷土重来的“地下军”残余分子的斗争，公安部门还派侦察员，专门搞侦察破案。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协助公安部门搞治安；建立居民会、妇女会、青年会等各种群众组织，由他们宣传、组织群众维护社会治安。每个派出所都设有观察哨，观察每天社会上的可疑迹象，发现情况及时处置。
1946年4月，大连公安总局实行了警衔制，全体警察戴上了国民党的帽徽、领章，穿上了国民党的警服。所以这么做，有其特定历史需要。
总局成立后，在工作上与苏军的来往愈加频繁。但由于公安(警察)人员没有特定的服装和标志，常常与苏军发生摩擦。国民党也因此叫嚣，说共产党在大连组织1万多人的军队等等，使我方很被动，也让苏军为难。
一次，高兹罗夫向赵杰建议：你们有这样多警察，最好弄个符号，这样好打交道。于是市委专门讨论研究了这个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公安部队实行警衔制无论对我与苏军的关系，还是对敌斗争都是十分有利的。
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大连地区只能有中国政府的警察存在，公安部队着国民党警服、戴国民党的警衔，既公开表明了“地方自治”，维护了苏军的外交，又掩护了我党人员的身份，还堵上了国民党嘴。就眼前来说，解决了一个最现实、最重要的问题，与苏联人打交道办事时减少了很多麻烦。大连市委将此事上报东北局，得到批准。
大连公安总局就此正式实行警衔制。最高的警衔是赵杰——少将(局长)，下面就分为警士、警长、排、连、营、团等警衔等级。
戴上警衔后，与苏军办事果然方便多了。赵杰作为公安总局长，没带警衔之前，苏军谁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戴上警衔后，苏军校官见到他就先敬个礼，而且再不那么罗嗦了。
公安总局成立之初，两手空空，一没钱二没物，为筹备经费和物资，成立了一个没收物资委员会，由吕塞、胡俊等人组成，由胡俊负责，专门挖掘、没收敌伪财产。开始没收了几久屋、浪华洋行等几家大百货店，还挖到一些弹药，没收了一些供国民党用的粮食和几十辆日产汽车，接管了北岗子皮革厂(日伪时期军工厂)和岭前的1个皮革厂，还有日本资本家开的“胜又洋服店”等。
接管之后，即由总局派去干部组织营业、生产。以日伪几家大商店为基础，成立了新华公司，由谢谦、孙文二任正副经理，下属中华、新华两大商场。还有于宏海等负责经营的皮革厂、民生精粮加工厂，王赞升等同志负责经营的胜利汽车厂及2个卷烟厂。还接收了1家医院，用来保障总局及下属部队的医疗，收治辽东、安东等地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在旅顺、金县、大连县等局还有部分农副业生产。
这些物资、经费除供给大连党、政、警外，其余都供给辽东军区。支前的物资，仅枪、炮、子弹，通过苏军有关部门批准，由石河驿关卡和海上船只运走的就有两列车；还有被服、药品、电讯器材也源源不断地运走。其他解放区也不断来人联系搞物资，都得到了公安总局的大力支持。
在兵员上，大连公安总局也给前线很大的支援。零散派往前线的人员不算，大批的支前兵员就有3批，共计1.5万余人。这还不包括李国华带走的汽车、坦克驾驶员。
所有这些支前工作，由于大连的特殊情况，都只能做不能说，报刊、电台都不作报道，对外无声无息，实际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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