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在北京“中华路”路，有一个大户人家。这户人家是附近为数不多的没有受到冲击的人家。
也不是说这个大户人家就没有人进去过，只不过这家有一样法宝挂在墙上，就是毛主席亲自签名的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那天，一些人在冲进居住在“中华路”这户人家的大院后，开始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突然，他们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张毛主席亲自签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在这张证书的编号为“北京字第00080号”，上面清楚地写着毛主席的名字，而且是毛主席的亲笔签名。
此外，在这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的上面还写着：“查赵登禹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
在看到这张证书后，那些人不敢再动，陆续退出了院子。此后，那些人再也没有来过。
关于这张证书，这户人家的主人赵学芬，也就是赵登禹同志的女儿，说：“毛主席签发的这张烈属证，其他西北军阵亡将领都没有。正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没有抄我们家，佟麟阁将军家和张自忠家都被抄了。”
事实上，赵学芬家所在的这条路，原来并不叫“中华路”，而是叫做“赵登禹路”，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西北军中的名将赵登禹而改的。
像这样的路，在北京还有很多，比如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佟麟阁路”，铁狮子胡同被命名为“张自忠路”，而“赵登禹路”原来的名字叫做北沟沿大街。
赵登禹，1898年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杜庄乡赵楼村。7岁时，赵登禹进入私塾读书。然而，仅仅两年后，赵登禹便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辍学了。
13岁时，赵登禹开始拜名师习武，打下了武学功底。在师傅的教诲下，赵登禹学会了太极、八卦、少林等拳术，并对刀、枪、剑、戟等诸般兵器耍得十分精湛，尤其擅长徒手夺刀、赤手夺枪。
1914年，赵登禹和哥哥赵登尧等人步行了1800多里，来到陕西潼关，投奔了冯玉祥将军领导的16混成旅。
初到军队的赵登禹，在16混成旅第1团第3营从士兵开始干起。
一次，冯玉祥正好来视察部队。在阅兵的时候，赵登禹展示出了出众的武艺，一套功夫耍得出神入化。因此，赵登禹被冯玉祥看中，将他调到身边，当了随身护兵。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麾下部队被蒋介石整编，赵登禹担任了整编后的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2年2月，关东军炮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独立宣言》，说：“热河省与旧东北三省有不可分割之关系。”
明眼人一看，这份《宣言》就是日军侵略热河的一个前奏，但蒋介石却依旧之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热衷于“剿共”，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派往红军占领的各个地区。
1933年，日军侵入热河省，占领了河北承德。随后，国民党被迫应战，组织了长城抗战，将在热河的步兵4个旅、骑兵3个旅及特种部队约1.7万人，部署在东朝阳、开鲁间，及凌源、赤峰附近和承德周围地区。
此时，赵登禹便奉命率领109旅把守在喜峰口阵地上。在这里，赵登禹率部和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争，砍杀日军5000余名，炸毁日军大炮18门，取得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这，便是抗战历史上有名的“喜峰口大捷”。
后来，赵登禹所在的第29军被调回察哈尔省，赵登禹也因战功卓著，被擢升为132师师长，并获得了陆军中将军衔。
在察哈尔，赵登禹率领的132师，驻防在张北县。这里，是跟日军接壤的地方。因此，总是会遇到日军的无端挑衅。
一次，8名日本人在经过张北时，坚持不按规定接受国民党部队的检查，反而对国民党部队百般挑衅。
对此，赵登禹虽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没有对日军的挑衅行为动武，但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还是下令挑选了1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携带武器从这些日本人的面前走过。
在路过日本人时，战士们按照赵登禹的命令，一边走正步，一边高喊口号，对其产生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1935年8月，赵登禹奉命移驻到北平附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赵登禹在第29军军长宋哲元的指挥下，坐镇南苑，与副军长佟麟阁一起，负责指挥南苑的所有部队，进行抗日。
期间，在数以万计的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日军向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对此，赵登禹率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抗战中，赵登禹亲自率领30多名卫士，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进行激烈的厮杀。虽然孤军奋战，但赵登禹死战不退，展现了一个高尚军人的民族气节。
7月28日，就在赵登禹殊死奋战的时候，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他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
在赵登禹执行命令撤退的时候，日军知道了赵登禹的撤退意图，便提前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机枪，以火力将他们通过的道路封锁。
为了激励将士们与日军作战，赵登禹在撤退的过程中，乘坐汽车进行指挥。然而，在汽车行驶到大红门附近的御河桥时，被敌人的炸弹炸毁，赵登禹也身负重伤。
此时，警卫劝说赵登禹赶紧撤退的安全地方暂避，但考虑到部队还没有脱险，赵登禹坚持不肯离开。他强忍着身上的伤痛，带领部队向日军发起了反击。
在冲锋的路上，一颗日军的炸弹在赵登禹的身边爆炸，炸断了他的双腿，赵登禹也昏迷了过去。
醒来后，赵登禹含着泪对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
说完后，赵登禹便牺牲了。此时，赵登禹年仅39岁，他的长子赵学武只有4岁，长女赵学芬才2岁，次女赵学芳还在母亲肚子里，尚未出生。
根据资料显示，赵登禹将军的行军路线之所以泄露，是因为日本人利用了第29军在管理上的漏洞，在内部潜伏了不少间谍。这些人，为侵华日军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其中就包括赵登禹的撤退路线。
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国民政府仓皇撤退，赵家的孤儿寡母没来得及离开。两个月后，赵学芬的母亲生下孩子，一家人才离开北平逃往河南。
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指战员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主席给了他们高度评价，并称赞他们说：“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7月31日，为了褒奖赵登禹的抗日功绩，国民政府颁布了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此外，国民党政府还给赵登禹颁发了蒋介石签署的《荣哀状》。
那时候，赵家人在河南遇到国民党军队后，不时有人送来一点米或面。后来，随着日军侵略步伐的加快，赵家人只好靠着变卖首饰生存。
1938年，为了阻挡日军，蒋介石命令炸开花园口大堤，赵家人便成为了众多难民中的一家。
后来，赵家人辗转回到了赵登禹的老家山东，在赵楼村生活了下来。那段时间，虽然有了稳定的住所，但日军却时常进村搜查。
每当此时，赵家人便躲到了村外，待日军撤离后，才在叔叔的照顾下，回到家里。对此，赵学芬在后来说：“这种苦难的童年生活，我终生难忘。”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思源担任了北平市市长。
1947年3月13日，何思源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以此来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将领。
1949年，北平回到人民手中后，市政府开始清理城内的无主地产，发现了赵登禹在北平的一处荒宅，又辗转得知了赵登禹还有后人，便派人从山东将赵学芬等赵家人接了回来，并给赵学芬分配了合适的工作，到西城区米粮库小学任教。
1952年，在家里偶然发现了父亲赵登禹的一张蒋介石署名的《荣哀状》时，赵学芬便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政府。
对此，赵学芬说：“我觉得解放了，还保留这个东西不太好。扔掉吧，似乎也不太合适，便给民政部门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事。”
后来，因为赵登禹是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将领，有关单位便将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时任卫生部长的李德全女士。
6月11日，在李德全部长的提议下，毛主席亲自签发了一张《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1966年后，“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80年代后，北京市政府决定恢复“赵登禹路”等路名。
1997年，在全民抗战爆发60周年之际，经北京市教委、市编办批准，北京市大红门中学被更名为北京市赵登禹中学。
2003年4月，北京市赵登禹中学与嘉园小学合并为北京市赵登禹学校，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担任了名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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