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西南与江南地区，展现出强悍的风气与不可小视的实力，赤壁一战，遂定三分，四川、吴越，这都是从前的蛮夷之地，但借助北方的文化与南部的资源结合，能与中央政府对抗七十余年，无形中将“中国”的概念扩大了许多。
这里说的是从三国鼎立，一直到南北朝分裂，足足三百余年，有人说是中国的黑暗时代（对应欧洲的中世纪），其实这一时期的政治，固然乱象不已，生民涂炭，但却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融合时代，也是精神世界变革与重建的时代。
三国争雄，留下无数传奇，流衍至今。民间的心理，受宋明理学辨正统的影响，戏曲、小说，一般都倾向蜀汉。其实从“中原本位”考量，当然应以曹魏为中心，其余两国都是边缘。但三国时代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西南与江南地区，展现出强悍的风气与不可小视的实力，赤壁一战，遂定三分，四川、吴越，这都是从前的蛮夷之地，但借助北方的文化与南部的资源结合，能与中央政府对抗七十余年，无形中将“中国”的概念扩大了许多。
魏晋时代，是著称的观念自由奔放的年代，礼教虽设，很多知识分子并不当它是绝对律令。试看诸葛家三兄弟，各事吴、蜀、魏，彼此并不相责，时人也无讥评，可见当时的正统观念很淡。司马氏篡魏自立，政治上的合法性较弱，一般的贵族士大夫对王权相当轻蔑，再加上玄学盛行，人人追求名士风度，展示清高，引致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趋虚避实，后来东晋诸臣痛斥名士们清谈误国，虽然求全责备，也不是全无依据。
西晋的太平日子，只有二十一年（280—301），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不但缺乏开国气象，亡国的征兆倒有两条。
一是延续并加重了汉朝重视门阀的制度，说白了就是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联系完全打断，血统成为官场入场券，造成权力层庸人蠢人无数，那个在荒年问百姓“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就是代表人物。本来三国时期出于竞争需要，统治者如曹操已能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到这儿又倒退回去，而且贵族子弟含着银匙出生，根本无法对帝国建立感恩与忠诚之心。这种现象，一直到晋室南渡，南朝更迭，都没有大的改变。
二是奢侈之风大兴。司马氏是一个军事集团，开国之后，王公贵族根本不知节制为何物，重臣何曾日食万钱，犹言“无处下箸”，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更是尽人皆知，用麦芽糖涮锅，拿蜡烛当柴烧，花椒面泥房子，赤石脂做涂料，出行的围幛用绸缎制造，动辄四五十里……其骄奢淫佚的程度，只有罗马帝国末期堪与相比。
执政者如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州郡县吏能够励精图治，自东汉以来，国防守备的任务，往往主要由归顺的异族（就是“五胡”）承担。当时“五胡”的形势是这样的：匈奴散布在山西境内；羯是匈奴的别种，也在山西境内上党附近；鲜卑也是被汉朝招降的，人数最多，据地最广，河北、辽宁、内蒙古、甘肃一带都有；氐，本来住在甘肃南部，曹操怕他们被蜀汉利用，迁入关中；羌，前面说过，是东汉大患，居于甘肃、陕西。五胡相当靠近中原，对中原构成压迫之势，他们军力比中央政府还强，当然不甘臣伏，等待着入侵的机会。
正好西晋内部发生了兄弟阋于墙的“八王之乱”，五胡趁机入侵，晋政府被迫流亡江南。这一场纷扰大约持续了二百多年，南方是宋齐梁陈的朝代更迭，北方也是各族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对当时的百姓来说，或许真是最黑暗的年代。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迫使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群落大量南迁，对于江淮以南的农业文明发展有着极大的促进力。汉代尚有江南刀耕火种的记载，到了南朝，江南的富足已经超过了当年的关中，尤其国都建康（南京）附近，俨然已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后世称为“六朝金粉之地”。留在北方的汉族，在被迫的情形下完成了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如今的中国北方人，几乎已没有纯粹的汉人，内迁的各族，也慢慢与北方汉族融为一体，逐渐形成了质朴犷悍的北方文化。
（本文为《总说中国》的第十六篇，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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