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抗团

刺杀吴菊痴行动的前两天，北平抗团主要负责人李振英（又名李汉成，北大化学系学生，爆破专家）曾和众抗团成员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

方案一、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第一行动小组，猎杀吴菊痴。

方案二、由叶于良、刘永康组成第二行动小组，猎杀新民会副会长陈辋子。

叶于良祖籍福州，祖父考取清朝功名后举家搬到了北平，父亲在北平当律师，家境殷实。

叶于良和冯运修一样，很早就加入了抗团，并多次参加锄奸行动。

2013年，在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组《凤凰大视野》采访时，九十一岁的叶于良老人回忆，加入抗日杀奸团，是受一位亲戚的影响。

这位亲戚就是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

因为经常在郑统万跟前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人，有一天，郑统万忍不住了，就问他：“你敢不敢抗日，这个可是掉脑袋的事。”血气方刚的叶于良当即就答 “有什么不敢的？！别看小日本现在这么猖狂，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郑统万是抗战杀奸团的成员，就这样，叶于良就入了他们的团体。

为什么这样恨日本人呢？

叶于良老人说起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军侵犯华北。彼时，年仅15岁的他正在福州探亲，大约半年之后，从香港乘船到天津，再从天津回北平的家。到天津时，天津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老人说：“我上小学时还不知道日本是怎么回事。'九一八’事变后，大家都痛恨日本，我就想什么时候可以把日本打出去。上中学学历史，我对日本更没好感了。从那时候起我就有种爱国的信念，觉得中国人再不自强就亡国了。1937年7月6日，我经天津到南京叔叔家过暑假，结果发生七七事变，回不去北平了。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撤退。我跟婶娘他们从上海坐船逃回福州老家。8月11日从上海乘船去福州，结果8月13日上海就打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正在船上，出吴淞口的时候，看见日本军舰往中国这边开。8月20日到了福州，那里气氛也很紧张，到处都在宣传抗日。我们在中学里听抗日报告，唱歌都是唱抗日歌，四点钟下了课以后就学军事，相当于练兵。 这样搞了一个学期，我父亲那时还在北平，从银行通过香港再汇到福州，给我寄了一百块钱生活费。有了路费，我可以回家了。那会儿从香港到天津有英国轮船，在闽江口有一站，婶娘说你还是回去吧，将来日本再打来福州我们还得跑，就这样给我买了票，我就上船去了天津。一上岸我就看见日本兵在巡逻，还好他们就是检查一下，行李、人都要检查。后来到天津车站，我上车时，人挺挤，我就拉着把手，正好一个日本鬼子，他也上车，看我在门口就使劲给了我一脚。我当时被踢地莫名其妙，想抓住他问问，凭什么踢我？旁边一个中国人把我拦住了，说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惹不起。回到北平家里以后，我还继续在志成中学念书。”

就是这件事，让少年叶于良印象深刻，终生不忘。他在2013年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还万分愤慨地说：“回到北平的家里面，家里也是痛恨日本鬼子，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还不能说，还不能有行动，一有行动了，日本刑侦队，那个特务就是豢养的那些中国的特务，马上就会来把你抓起来，一顿痛打，再不然就是杀头。沦陷区也要生活，所以说当时也不能说流露出来，满街上喊我抗日，谁敢喊？谁敢喊，他们就抓起来，尤其是特务也多，日本豢养的特务。你比如说街上看不见几个日本兵在闹，但是日本人养的特务他会抓人，所以那时候也是痛恨日本、也痛恨汉奸。在这个时候，在学校里头，同学也是心里面有怨恨，但是也不能表现出来，顶多是背地后，同学们在一块骂一骂、出出气，在那个街面上，那是不能露的。你要知道日本在这的时候，日本人一般的都不出来，你在外边你看不见日本兵，他根本都是指挥的，他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他自己他并不亲自出来，你像查户口什么，不是日本人查，都是汉奸查，特务抓人，也不是日本直接宪兵队出来抓人，都是特务抓人送到宪兵队去的。”

70多年过去了，老人还清清楚楚记得当初入团的誓词：抗日杀奸，同心同德，克敌致果。

老人的入团仪式是由抗团北平负责人李振英主持完成的，过程很简单，几个人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拿出写着誓词的小纸条，由新加入者宣读，宣读完毕，再加一句“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愿意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意受最严厉的惩处”，然后将纸条撕掉、销毁，算是完成入团仪式了。

在抗团，各成员间通常都是单线联系，不准横向联系。

比如说，冯运修牺牲前，叶于良虽和他见过面，但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以至于1940年冯运修和叶于良高中毕业到辅仁大学考场考试时，两人相遇，竟然说不上对方的名字。叶于良老人说：“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名字，直到他牺牲了我才知道他的名字，那会儿上辅仁大学我去考辅仁大学，我说你也来考辅仁来，他说我也来考辅仁，就是那样的话，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是抗团的。”

自从在中山公园办理完了入团仪式后，叶于良只跟李振英一个人联系。

李振英是个爆破专家，耐心地教叶于良怎么爆破、暗杀，还有怎么做宣传工作，怎么搞情报等等。

叶于良说：“他给我那个枪是真枪，我拿来研究，拆卸、擦枪，学会怎么上子弹、怎么打。那时候大概有四种枪，我们叫撸子，就是勃朗宁，有马牌撸子、枪牌撸子、狗牌撸子，还有一种我最喜欢使的就是六轮手枪。”

叶于良回忆自己第一次参与刺杀行动的经过，说：“我参与侦查的第一个刺杀对象是当时的商会会长。他的侄子跟我们正好是同班同学，我就借这个机会到他们家去看，住在什么地方，他什么时候出车、上班，周围的路如何，刺杀后应该从哪个胡同跑。我们一般都是骑自行车，要研究怎么跑最快。调查完了，我告诉李振英他们。李振英跟孙大成两人就带着枪去了，打算在那个会长上班的时候下手。那个会长每天早上都是不到8点钟上班，李孙二人就在外面等着，等车刚刚一出来，他们上去就对里面打两枪。结果一看打错了，把会长的太太打死了，会长没死。这一次算是失败了。”

叶于良还说，其实，抗团刺杀周作人并不仅仅一次，不过都失败了。

除了李如鹏、范旭他们登门行刺的那一次，他还参与过一次，是在宣武门外铁道上进行的伏击，那一次，周作人坐的车开得比较慢，抗团把他打伤了，但没有死。

叶于良亲手干掉过建设总署署长，是在别人冲背后开枪没打中之后上前冲心脏补了两下。

他说：“杀奸团都是近身开枪，基本在两三米内，有时更近，位置首选太阳穴，汉奸其实是很害怕的，日伪特务在报纸上干脆称抗团为'匪徒’。”

从1938年到1940年，是抗团最为活跃的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