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上将
李聚奎生于湖南涟源一个下中农家庭,从小务农。他曾读过一年多私塾,后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他的心里充满困惑。1926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他开始听到有关革命的新鲜事,心里充满希望。当北伐军路过家乡时,22岁的李聚奎和同乡的4个伙伴,背着家里投奔了北伐军。为防止家人到部队找自己,他改名为李聚奎,走出了把握自己命运的第一步。
在北伐军中,他接触到了彭德怀、黄纯一等共产党员,很快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7月,他毅然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并在8月初与敌人激战时,火线入党,成为部队起义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起义胜利后,彭德怀、滕代远等决定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会师。当时军情紧迫,周围都是敌人,天天行军打仗,最多的一天打了8次仗。有不少人牺牲了,也有人因忍受不了艰苦条件,坚持不住而逃跑回家。更有甚者,拉着部分部队投敌叛变。起义部队原来有2500多人,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只剩下500多人。在此期间,部队转移到一个叫白沙的地方,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预谋叛变投敌的大队长雷振辉突然冲上来,伸手就夺彭德怀警卫员薛洪全手中的驳壳枪,企图射杀彭德怀。事发突然,人们都愣住了,彭德怀也没有躲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聚奎猛地向雷振辉扑去,雷振辉被狠狠地摔在地上。另一个大队长黄云桥反应过来,从侧面给了雷振辉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后来,了解当年这件事情的老战友夸奖李聚奎反应快,从枪口下救回了彭大将军,李聚奎总是笑笑,从不多说什么。李聚奎跟同志们讲,为革命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是幸存者,还有什么好宣扬的。
李聚奎的女儿李卫雨,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父亲一生都是非常低调的,他从来不宣传自己,也不让别人宣传他。有一次,一位《解放军报》的记者来到家里对他说:“您是我军一位功高的老将军,我想了解一些您过去的战斗、工作情况,在军报上发表,好吗?”父亲回答道:“所有的功绩都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我只不过是一个幸存下来的老战士,个人功绩最好不提。”记者不死心,又问:“红军长征时,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您是红1师师长,是您亲自在江边指挥红1团打的一场漂亮仗,可是所有宣传材料上都没有提您的名字。您能给我讲讲当时的战斗情况吗?”父亲回答得更干脆:“那场战争体现的是革命军队的精神,很多年后,所有的名字都会淡化,只有那种豪气和勇敢,能够永远流传下去!”他不愿照相,免得别人拿来宣传他;他不愿给别人题词,实在无法推辞时,落款常是“老战士李聚奎”。
李聚奎之子李生雨,在文中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
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先烈,我原来认为这只不过是他老人家对我们的一句勉励之词,从来没深入想过他为什么老跟我们提起先烈。我是通过对红军西路军那段历史的了解,才真正感受到,在父亲内心深处怀有一个缠绕很紧的结,这就是“幸存者”情结。父亲是红军西路军将领中可数的幸存者之一,但他很少给我们讲西路军的事。
有一次在聊天中无意说到了西路军,他不吭声了,我突然发现他沉着个脸,眼圈发红,眼睛里含着泪水。我一下紧张起来,怕他犯病,赶紧走到他身边问:“爸,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他冲我摆摆手说:“你不要讲了,我心痛。”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这才知道,是我讲西路军让他老人家伤心了。
我从此理解了父亲作为“幸存者”的那种沉重而复杂的情感——在荣誉和待遇面前他总会感到歉疚和不安,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刚毅和坚定。“幸存者”三个字,是父亲对自己的基本定位,是对先烈的感恩,是对自己的诫勉,更是对责任的担当。
在整理李聚奎遗物的时候,子女们发现了他日常记事用的一个小本子,其中一页上有三句话,是在1984年12月31日写的,这一天正是他80岁的生日。显然,这是李聚奎在自己80岁生日的时候默默写下的内心独白。这短短的三句话不仅是李聚奎将军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更是给后代留下的无价之宝:
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