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中既有无数赤胆忠心之士，也有不少背信弃义之徒，曾贵为“格鲁乌”中将的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波里亚科夫就是其中之一。他因私欲膨胀，主动投靠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疯狂出卖苏联情报，成为“格鲁乌”历史上“级别最高的叛徒”。
波里亚科夫出生于1921年，二战期间因作战勇敢，先后获得二级“卫国战争”勋章、“红星”勋章和其他奖章，战争结束时已是少校。战后，他被分配至“格鲁乌”工作，之后步步高升。
1986年7月，波里亚科夫被捕。1987年1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其死刑。1988年3月15日，波里亚科夫被执行死刑。1988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还提议苏方赦免波里亚科夫，或者用在美国被捕的苏联情报人员来交换他，但此时谁也无力回天了。
波里亚科夫之所以抛弃他在苏联的高贵身份地位，转而为美国情报机关服务，主要出于如下几个原因：他在联合国军参团工作期间，出生刚3个月大的儿子突患重病，这种病很难治愈，手术费需要400美元，但那时的波里亚科夫手头拮据，拿不出这笔钱。于是，他便向上级求助，但最后这笔钱没有被批下来，波里亚科夫的儿子便死去了。这为波里亚科夫的背叛埋下了种子。此外，他还贪财，不满意在联合国工作时工资低廉。这些因素最终使他走上叛变之路。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曼戈尔德在一本书中曾写道，波里亚科夫经常向美国人索要贵重纪念品，珠宝、照相器材、高档收音机、家用电器等，美国人都一一满足。为了往更高职位爬去，更好地为美国人效力，他还从中情局手里拿到了许多“量身定做”的礼品，用来赠送给各级领导。靠着这一招，波里亚科夫在“格鲁乌”可谓平步青云。
1961年11月，波里亚科夫主动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出合作愿望，第一次会面即向美国人提供了在苏联驻美办事处担任密码员的6人名单，美国联邦调查局赋予其代号“大礼帽”。
第二次会面时，他又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卖了47名当时正在美国工作的“格鲁乌”和“克格勃”情报人员。1962年1月，他又出卖了“格鲁乌”拥有的美国间谍、前几次会面时没说的其他苏联间谍以及曾与他在“格鲁乌”纽约情报站工作过的苏联军官，并提供了几位可供美国联邦调查局招募的目标。
之后，他又在联邦调查局特工展示给他看的苏联外交官和苏联驻美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照片中，将他所认识的“格鲁乌”和“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指认出来。
回到莫斯科后，波里亚科夫继续他的叛变行动。在担任军事外交学院第三情报系主任期间，他找机会将全系人员名单进行拍照，从而让该系几个年级未来的军事情报人员就此落入美国人的掌控之中。
作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军事情报专家，波里亚科夫深谙反侦察之道。在驻外期间，他主要利用其身份和工作条件与美国人会面联络。回国后，他深知苏联军事反间谍机构的厉害，因此除了利用工作便利与美国情报人员偶尔秘密会面外，他与美国人的通信联络主要是通过双方互不见面的“死信箱”、使用无线电收发设备和信号装置、运用“密函”和密码书写等手段进行。
美国人不惜血本地为他研制并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谍报技术器材，比如一个带有收发装置的高灵敏度双边无线电通信设备，只要波里亚科夫在美国驻苏大使馆对面的交通工具上或汽车站按下相应按钮，就可在程序设置好的几秒钟内，向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传递情报或接收美国人的行动指令；放在“死信箱”里的情报如果已被取走，设置在台式电子钟上不易被人察觉的指示灯就会闪亮，从而极大保障了情报传递的安全性。
从1961年开始至1986年结束，波里亚科夫为美国人充当间谍长达25年，一共向中情局出卖了19名在西方国家活动的苏联特工、150名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外国人以及大约1500名苏联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美国中情局原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对他评价称：“在美国‘冷战’时期招募的所有间谍中，波里亚科夫是‘皇冠上的明珠’。”但波里亚科夫还是被苏联反间谍机构发现，最终落得被枪决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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