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溥仪还在皇宫之时,因为有着《清室优待条例》的约定,故而民国政府一直比较尊重满清皇室,虽说其中也有着对于优待资金的克扣,但是这却并没有对居住在皇宫之内的“末代皇帝”有着太大的影响,毕竟在紫禁城之中,本就有着难以数尽的财富,供得皇族随意挥霍以维持原本的生活。
然而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倒戈将军”冯玉祥几乎控制了整个北京城,其中自然也包括皇宫之内的溥仪。因为对于清室心怀芥蒂,故而便决意修改被民国执行了十几年的《清室优待条例》,并且还将皇宫名义上的主人给赶了出去,于此,溥仪被迫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皇宫,来到了醇亲王府。
按理来说,溥仪经常想着能够摆脱皇宫内的牢笼生活,然而却并非是以这种牺牲自己作为皇帝的尊严为代价的。因为冯玉祥的此番“鲁莽”行径,溥仪又重新燃起了原本消隐许久的复辟大清的念头,所以在溥仪离开皇宫后,便想着用什么方法去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荣耀,恰逢其会,日本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作为原本大清国的皇帝,作为满族人与爱新觉罗家的核心,溥仪所体现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当时的满清遗老们正等着溥仪能够振臂一呼,开始轰轰烈烈的复辟行动。而此时控制了东北的日本人,恰是需要溥仪的这种能量,用一种原始的血脉权威去帮助日本人更好的消化这块富饶的土地。既然溥仪有情日本人有意,那么两者自然是交往日益密切,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事实上,溥仪前往天津,是瞒着载沣去的,不仅是自己的父亲,溥仪的皇后婉容与皇妃文绣也是在溥仪后来在天津安顿好之后方才接到张园的。后来因为政局动荡,载沣也来到了天津,当然这时候的溥仪与日本人的交往逐渐紧密。然而作为父亲的载沣很明显是管不了溥仪的,毕竟虽说两人名为父子,却仍然保持着君臣观念,而且溥仪实际上也是过继给了光绪与同治的,故而对于溥仪与日本人的交往,载沣是急在心头却也无计可施。
不过,尽管很清楚溥仪对于所谓“复辟”的执着,但是载沣也仍然尽可能的做着一个父亲所应该做的,那就是劝告溥仪最好不要逆历史潮流,并且不应该同日本人合作。尽管载沣在担任监国摄政王的表现并不如人意,但是所拥有的丰富人生阅历却是摆在那,所以载沣很清楚日本人所打的小算盘,并且更加清楚溥仪很可能一步步被日本人所套路。
不过溥仪很显然并不认可载沣所言,在溥仪看来,日本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而他自己同样也可以借助日本人的势力达成复辟的目的。并且,事实上溥仪在潜意识里也有些责怪载沣没有为自己保住大清江山,再加上载沣年以渐长,没有了年轻人该有的锐意进取之心,故而无论载沣如何劝告,都无法让溥仪改变和日本人合作的心意。
随后,在日本人的安排以及溥仪的配合之下,溥仪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天津,前往爱新觉罗家族的龙兴之地,也是被日本人所控制的东北地区。当载沣看到溥仪离开前留下的告别书信,不觉得颤抖着双手,看来他还是无法阻止溥仪。可是在此时,他又不禁担心着溥仪的未来,曾经载沣的父亲奕環便担心子孙后代贪恋荣华富贵而吃亏,便留下来醇亲王府家训,只可惜似乎溥仪完全背离了奕環的期待。
在溥仪来到东北之后,在日本人及满清遗老的“拥护”之下,成为了伪满洲国的元首,重新成为了所谓的皇帝,但是此时的国人的爱国热情已然被日本人的侵华行为所激发,十分反感于溥仪的这种助纣为虐举动。而作为溥仪的生身父亲,身在天津的载沣似乎有些处境不妙,考虑到这种情况,日本人也劝说过载沣换过安全住处,然而因为载沣不愿意同日本人打交道,毫不犹豫的便拒绝了,不过因为溥仪、溥杰毕竟还在日本人的手上,所以载沣也不能够直接得罪日本人,所以拒绝的倒也委婉而礼貌。而载沣一家则一直暂居于天津的金公馆,不愿过多的涉及于政治局势。
所以,可以说在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后,载沣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是极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同日本人过多的接触,可另一方面溥仪已然成为了伪满洲国皇帝,木已成舟,心悔无药,所以他也只能无奈的看待这麽一件事情。而且,虽然是作为父亲,实际上载沣也难以干涉于溥仪所做出的决定,所以只能默默的忍受着这一切,尽可能保持着平常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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