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才在电影《林家铺子》中出演了张寡妇的于蓝，被另外一本书感动不已。她迫切地问在北影任艺术副厂长的丈夫田方，北影有没有人愿意把这本书搬上银幕。
巧的是，北影厂第一集体正组织人根据这本书编写剧本。第一集体的负责人是水华。
刚好于蓝和水华合作过《林家铺子》，于蓝马上就给水华打电话：
“不管谁来拍这个本子，如果你们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演母亲，我希望我可以来扮演这个角色。”
水华被于蓝的请求打动了。他马上找来那本书读，读完决定自己来拍这部影片，于蓝饰演片中的母亲周莲。
影片名为《革命家庭》，两个大奖随之产生。
于蓝凭借塑造周莲的出色表演，荣获了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银圣乔治奖最佳女演员奖，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电影演员。
水华也通过这部电影获得了第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编剧奖。
1961年，《革命家庭》正式公映，引起巨大反响。北京大学一天之内连续放映6场。当年1月2日至2月23日，北京放映971场，观众约71万人次。
同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与出席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代表游香山，一眼就认出了于蓝，上前亲切握住于蓝的手，大声说：
“你演了个好妈妈！”
周总理同于蓝握手
于蓝应该庆幸当初看到的那本书——《我的一家》，应该感谢口述作者陶承。
为了演好周莲的原型——陶承，于蓝专门去找到陶承，共同生活，倾心交谈，好似亲母女一般。
陶承向于蓝讲述了一个普通的苦孩子，被革命激流推动成长的过程；讲述了革命年代的家庭，有过什么样的牺牲，作过什么样的奉献。
于蓝与陶承合影
先看一件事。
1943年6月，陶承从重庆撤回延安，急切地想打听先到延安的三儿子稚鹤的下落。
陶承跑下山，要到部队里去打听。
半路上，邓颖超拦住陶承，伤感地说：
“陶承同志，我们始终不敢告诉你，稚鹤在3年前就牺牲了。”
邓颖超
陶承被这个晴天霹雳击晕了。
类似的打击，陶承已经遇到很多次了，但她始终没有被击倒。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陶承坎坷多难而又无比坚强的一生吧。
陶承1893年生于湖南长沙，是个孤儿。她的舅父把她寄养在邻居家，陶承把这家主人喊作干娘。
1911年3月16日，是陶承的生日，干娘忙坏了，忙着给陶承梳头、插花、戴耳环、换衣裳——陶承要出嫁了。
丈夫欧阳梅生比陶承小一岁，那时他正生病，急等着陶承上门冲喜。
1912年，夫妇俩有了第一个孩子，起名立安。
一连数年，孩子一个挨着一个来到人世间，生活却一天不如一天。
1913年，梅生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梅生师范毕业后，到外县教家馆，可收入微薄，难以养家。
陶承在家里做湘绣，给人绣花边、领条、袖口、帐沿，但工钱也低，到手就光光。
经朋友介绍，梅生到离长沙60里远的龙家大屋去教书，全家都跟着搬去。
乡下生活比城里简省多了，家里显得宽裕起来。
可梅生不满意，他总是说：
“不能像麻雀一样，守着屋檐下的窠儿叽喳。一个人还有社会责任，不应该一生陷在家庭的圈子里！”
1923年，梅生离开家，和几个朋友结伴到四川去办学校。
梅生对陶承说，要出去见见世面，寻找真理。
陶承相信丈夫，觉得丈夫做什么都是对的，没有阻拦丈夫，自己带几个孩子又回到长沙。
陶承
然而不到3年时间，梅生逃回来了。
他们的学校被军阀封闭了，逃回来的路上，他还遇见了土匪，随身衣物被抢了个精光。到家的时候，他脚上只有一只鞋。脸上黑一块白一块，叫太阳晒得脱了皮。
“梅生，你变多了，你的心也变了。”陶承对梅生说。梅生一点也不反驳，顺着妻子说：
“变了变了，都交给革命了。你看吧，不要多久，这些军阀、地主，都得全军覆没。”
当时的陶承，还不是很理解丈夫说的意思，更不知道丈夫已经是共产党员。
还是在读师范的时候，梅生就经常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议论国事，埋下了进步的种子。
毛泽东
现在，这颗种子破土了。
革命军北伐后，梅生担任湖南省总工会秘书长，一面动员工人，一面协助前线运弹药、抬伤兵，一面在夜间给纠察队员上课。
大儿子立安也带着一队儿童团上街“巡逻”。
时间来到1927年4月，这是一个血腥的4月。
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
从上海发动起来的反革命之风刮到了湖南。驻扎在长沙的35军急急忙忙在街口堆积沙包，准备巷战。
5月19日晚上，枪声突然响起。梅生连忙披衣服跑出去。孩子们都惊醒了，几个小的吓得躲在陶承怀里。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
第二天晌午，梅生才回来，问陶承：“你怕吗？”
陶承回答：“跟你在一起，我什么也不怕。”
“就是你一个人，也不要怕。”梅生仿佛是预感到什么，这样说。
嘱咐了妻子，梅生又到总工会去了。晚上6点多钟，他匆匆跑回来，赶紧清理文件资料，把犯禁的都放在灶膛里烧了。然后和衣上床，侧耳倾听街上的动静。好在一夜总算安然度过。
不料21日晚10点多钟，全城枪声四起，还夹杂着炮声。
驻长沙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查封省、市党部和工人纠察总部，袭击农会，一夜之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3000余人，杀了100多人。
马日事变
枪炮声一夜未停，梅生急得满屋子打转。
天亮了，司门口城楼上贴出大幅布告，其中一幅写着“通缉屠杀无辜民众的暴徒分子欧阳梅生”。
要来的事终究要来。陶承想起几天前丈夫说的话，为丈夫准备好了出门的衣服。
梅生要到岳麓后山去与农军会合，他对妻子说：
“你只管放心，他们抓不住我。过几天，会有人来看你们，帮助你们搬搬家。环境没有安定以前，我没办法照顾你们。担子是重了点，不过我相信你挑得起来。勇敢一点，坚持下去！”
《革命家庭》剧照
看着丈夫悄悄远去的背影，陶承才更深刻理解了丈夫和丈夫所从事的事业：原来革命还有这么多困难，斗争是这样的复杂。不打倒反动派，人民更得遭殃。
陶承觉得，自己的心与丈夫靠得更近了。
次日，党组织就派人来帮陶承搬家，从东茅巷搬到北城贫民区铁佛东街。
孩子们失学了，也不敢到街上乱跑。反革命认定“凡农皆匪，无徒不暴”，把所有老百姓都看成他们的仇敌。
梅生出去后，和家里断了联系。更可怕的，是家里断了粮。
陶承
陶承卖掉几件衣服，凑得2块银元，到小市场上进了点香烟、麻糖和凉薯。
“我们自己谋生活吧，”陶承对孩子们说：“爸爸出门了，不能叫他替咱们操心。你们都很懂事，能吃苦。从今天起，上码头卖东西去吧。”
兵荒马乱，小生意不好做。立安和应坚兄弟俩早出晚归，一天也只能卖10多个铜板。
一天天完全黑了，兄弟俩还没回来。陶承慌了，把更小的孩子哄着躺下，溜出门寻人。
金家码头显得很凄凉，兄弟俩坐在一盏半明不暗的路灯下。
陶承心疼地喊孩子回家。立安却说：“呆一会还有一班船来。”
“说什么今天也不能再卖了！”陶承一手拉一个孩子，往家走去。
才进巷口，远远就听见孩子在哭。陶承的心扑通扑通直跳，赶紧往前赶，险些撞到屋门上。
可还是迟了。四女儿本双脸色铁青，上气不接下气。
陶承赶紧给女儿灌水，可是手抖得厉害，水都撒到了地上。
本双咽气了。
早在2天前，本双就病了。可没钱抓药，陶承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受苦。
此时，陶承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死去。她痛哭不已，一直哭到天亮。
早晨，陶承找来一个收破烂的，把家里的零星物品全部卖掉，凑了几百钱，买了一口薄薄的小棺材。
2个大孩子帮妈妈把棺材抬到郊外，埋在一块清净的地方。
一家人在坟旁坐了很久。陶承几乎没有力气走回家去，她的心被埋进了土里啊。
到了冬天，总工会有个同志来看望陶承：“梅嫂子，大家知道你很困难，叫我来看你，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
陶承心想，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我不能叫苦，于是说：
“看见你们，我心里就踏实了。千难万难，一咬牙就过去了。我只想知道梅生的消息。”
那人说，梅生已经转移到武汉。
“我要去找他。我在这里没有一点用处，白白给大家添麻烦。”陶承说：“到武汉去，也许能给梅生当个帮手。”
那人只能给陶承几个不确切的地址。
陶承带着孩子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梅生。
梅生逐个亲着孩子，忽然发现了什么，问：“本双呢？”
孩子们都沉默着，陶承想要开口，可是嗓子哽住了，索性放声大哭起来。
失去了的，永远失去了。活着的，还要认真而努力地活着。
《革命家庭》剧照
武汉党的活动已完全转入地下。陶承到武汉不久，党组织决定在汉阳成立县委机关。
县委机关设在梅生和陶承在龟山脚下的家里。他们家孩子多，出出进进不易引人注意。
陶承是家庭主妇，担任掩护同志的工作。
同志们睡了，她替他们望风；深夜听见可疑的脚步声，她马上检查收藏密件的地方，再到房前屋后查看动静；有同志外出，她要等门。
立安像影子一样，处处跟着妈妈，想得到“任务”。
终于有一天，梅生叫过立安：“这里有2封要紧的信，派你去送，办得到吗？”
立安高兴地答应了。陶承有些担心，出了危险，可怎么办？梅生解释说：
“现在大人的行动，更引人注意；况且一时间也找不到交通员。信不能不送！”
15岁的立安
立安成了正式的交通员。梅生交待他：“万一落在敌人手里，打死也莫说实话。交通员都是这样的。”
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省委指示：举行年关暴动，反抗国民党的罪恶统治。
汉阳县委的工作异常紧张起来。同志们的筹备会议从下午开到第二天天亮，陶承和立安一个守前门，一个守后门，守了一夜。
可惜武器没有搞到手。腊月初，党中央决定取消两湖地区的年关暴动计划，派人到武汉做了传达。
然而为时已晚，好多地方的准备工作已经暴露，敌人的报纸公布了暴动计划，一些重要机关被敌人破坏，不少革命者被关进监狱。
除夕之夜，雨雪纷飞，陶承把特意缝制的黑布窗帘拉得紧紧的。同志们在小声商量事情，最后决定由梅生起草，给省委写紧急报告。
那夜梅生脸色通红，呼吸很急促。他不住地让陶承给他换冷手巾，捆在头上。
就这样勉强支撑着，梅生写完了报告的最后一页，然后便晕倒了。
被抬上床的梅生双目紧闭，神志昏迷。陶承彻底慌乱了。
赶到汉口协和医院，经过急救，梅生仍不省人事。再后来，护士冷冰冰地说：“办理后事吧。”
梅生的尸体被从太平间抬出来，陶承扑了上去，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
自己怎样回的家，死者怎样入的殓，陶承是完全记不得了。
《革命家庭》剧照
最后和遗体告别的时候，陶承扒开棺盖，哭着用头去碰，头碰的都是血，嗓子全哑了。
梅生死后不久，一位远房亲戚给陶承写信，叫她带孩子回湖南：“你还年轻，又拖着一群孩子，流落异乡，何以为生？不如返回本土，免致冻馁。”
虽然感谢亲戚的好心，但陶承还是拒绝了。她认为，梅生生前给她已经把路指明了，那就是跟着党走！她找到组织负责人说：
“你们不必为我的生计操心，不要只把我看作是朋友的妻子，还应该把我当作自己的同志！”
陶承和孩子们还住在老地方。街坊邻居同情地说：“年轻轻地就守寡，又拖上一大群孩子，该怎么生活啊？”
陶承乘势揽些针线活来做。事实上，她根本没空做这些，不过是摆摆样子，遮人耳目。
《革命家庭》剧照
可是意外还是来了。梅生死去才八九天，几个警察来了，把陶承和孩子关进了警察局候讯室。
“有人供出你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说出实情，我不跟你这些孤儿寡母为难。”警察说。
陶承装糊涂：“我一个妇道人家，能知道什么。”
问来问去，总是这样。无奈之下，警察放了陶承。
从安全考虑，原先的家不能住了。党组织让陶承转到济难会工作。二儿子应坚到勤余米店去当学徒。
陶承开了一个纸烟店作为掩护，负责保存密件，传递消息，给蒙难被捕的同志打铺保，进行营救。
不久，勤余米店被查封，应坚被扣留。济难会也出了事，陶承不得不关了纸烟店，赶紧隐蔽。
躲来躲去，老是遇见叛徒。济难会负责人让陶承一同去上海。
《革命家庭》剧照
立安还在做苦工，朝不保夕。应坚被抓走，生死未卜。可陶承顾不了了，为了革命事业，只好硬起心肠，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临行前，陶承领着其他的孩子，摸黑到梅生墓前作了告别。
到了上海，陶承发现，江心停泊着外国轮船，江边建筑物挂着的铜招牌全是外国字，蒋介石的戎装画像竖在房顶上，跟武汉一样是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
天黑后，陶承找到一家小客店，和孩子们一人啃了2块“瓦片”（最便宜的烧饼），喝了点白开水。
孩子们睡了。陶承赶紧去找组织对接。
过了几天，陶承租了一个亭子间。她和女儿本纹进纱厂做工，留下稚鹤照顾小女儿双林。
后来，拿摩温（工头）嫌弃陶承缠过脚，跑不快，把她辞退了。
可喜的是立安和应坚躲在货舱里从武汉来到了上海。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陶承感到了好久没有的愉快。
陶承和稚鹤、本纹、应坚
立安到铜匠间去当学徒。陶承还不知道，立安已经得了肺病，晚上回家总是脸烧得鲜红，睁不开眼，老是用冷手巾捂着脸。
即使这样，立安还是坚持把答应给别人代写的家信写完，才在洋灰地上铺半张破席，安静睡去。
陶承对立安的病有些怀疑，让他睡床上，跟别的孩子换一换。
立安总不同意。“我是哥哥！”他不愿让弟弟妹妹受委屈。
从冬到夏，一天，组织上找到陶承，带来一个任务，让陶承帮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照料2个孩子。他的妻子死了。
何孟雄把孩子送到陶承家，却带走了立安。立安成为了一名党的战士。
没多久，何孟雄将孩子送到了他哥哥家。他对陶承说：
“你应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我不能那么自私。”
何孟雄
随后，陶承被调到共青团中央秘书处。她带着稚鹤和双林搬进了秘书处机关所在的英租界卡德路树德里的一幢小洋房，负责保管和分发文件，给来开会的同志担任警戒。
按照纪律，大一点的孩子不能来这里。立安跟何孟雄住在区委，应坚住在印刷公司，本纹住在纱厂。
一天，陶承正在洗地板，稚鹤过来对她说：“双林哭了。”
双林已经发了好几天烧，始终退不下去。陶承嘱咐稚鹤照看妹妹，自己忙去买药，给双林灌下去。
双林竟昏迷过去了。陶承用毛巾把她裹着，搂在怀里。她不哭不叫，安静下来。
陶承摸摸双林的脸蛋，发现女儿已经断气了。
成串成串的泪珠从陶承眼里滚了下来。她把孩子放到床上，害怕多看一眼。
《革命家庭》剧照
街上游行示威的工人大军和警察闹得正凶，枪声密集。陶承顾不得去墓地，请人把双林抬出去掩埋了。她还要担心活着的另外几个孩子，但愿他们不出事。
过了好些天，组织上告诉陶承，本纹被捕了。牢房里关的全是娃娃，每人每天只能喝2小碗糠。
本纹病倒了。监狱大夫说是伤寒，开的药却是泻药。
被关了40多天，本纹才获释出狱，路都走不稳。陶承叫了一辆黄包车，把她送进医院。
出院后的本纹，头发脱光了，身上蜕下一层层黑皮。
立安又回来了。他说他去了苏联，到莫斯科参加了赤色工会国际会议，还说他已经入了党，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任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
1931年1月17日，立安与何孟雄、林育南等30多人到三马路远东饭店开会，全部被捕，押进了老押捕房。
得知消息，陶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得见自己的泪珠掉在枕头上的“吧嗒吧嗒”声。
《革命家庭》剧照
南京那边，几次拍来“就地处决”的电报，引发满城风雨，议论纷纷。
陶承内心焦急地要命，却不敢去打听真实消息。她深知，她的工作不允许她暴露自己。
她整天脚手不停地忙碌着，却自己都不知道在忙什么。不晓得饿，也不晓得渴，嘴唇干得流血，也没有知觉。
2月7日深夜，漫天飘着鹅毛大雪。大批武装匪兵把立安等23人押出牢房，朝外走去。
立安他们赤着脚，踏着深雪覆盖的荒地，穿过一座小石桥，来到一条结冰的河边。
匪徒们叫他们站下。最后的时刻到了。
他们举起手铐向身边的敌人砸去，还唱着《国际歌》，高喊着“共产党万岁”。
枪响了。他们每个人都身中数弹。敌人把他们埋在事先挖好的深坑里。
立安牺牲了。陶承死命地克制自己，不露出悲痛的情绪。她不想让其他的孩子知道。
《革命家庭》剧照
然而孩子们怎么会窥察不出来呢？他们在妈妈面前，总是避免提起哥哥的名字。他们老是抢着干活，用劳动掩藏也宣泄情感。
看到孩子们夜间哭得浮肿的眼睛，陶承心如刀绞。
处境越来越艰难。机关被破坏、同志被抓捕的事情常常发生。
陶承和党失去了联系。她不得不挣扎着谋生，做杂工、洗衣服、绣手工，一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
本纹饿跑了，稚鹤病倒了。陶承卖掉仅有的一条被子，所得的钱也只够付门诊费。
正是山穷水尽的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抗日战争爆发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共产党代表团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
陶承带着孩子去了武汉。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这两个孩子，千万请送到延安去！”
陶承请求组织把稚鹤和应坚送到延安。而她又到了重庆，表面上当保育员，实际上做收藏文件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陶承在重庆无法立足，只得撤回延安。
一到延安，陶承便着急打听2个孩子的下落。应坚在中央印刷厂工作，稚鹤却不知在哪。
陶承沉不住气，自己跑下山，要到部队里去打听稚鹤的情况。
半路上，邓颖超拦住了陶承，对她说：“我们始终不敢告诉你，稚鹤3年以前就牺牲了。”
稚鹤
真是晴天霹雳。陶承被击晕了，浑身无力，几乎倒下去。
稚鹤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就成为共产党员了。毕业后，到三五九旅政治部当青年股长。
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三五九旅奉命保卫党中央，稚鹤战死了。那一年，稚鹤才16岁。
“我失去了丈夫，失去了2个儿子，还有2个女儿没有长成就夭折了。这是我的不幸，我的悲哀……党是我最亲的亲人，如果不是党的引导，恐怕我也要做'祥林嫂'。我没有发疯，不是因为我特别坚强，而是因为我找到了祥林嫂找不到的共产党。”
多年过去，陶承这样回忆。
陶承与孩子
这让人们情不自禁想起毛主席。毛主席的家庭牺牲了多少亲人啊！
徐特立在给陶承《我的一家》写序时，就写道：
“毛主席的一家、蔡和森同志的一家及其他等等不可胜数的革命家庭，他们均具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自我牺牲的高贵品质。”
谨以此文纪念陶承同志，纪念她的一家，同时纪念无数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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