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你的心灵可以和平相处么”
“‘我再问一遍，你和你的心灵可以和平相处么？’”采访中，坐在酒店沙发上的金士杰，忽然身体前倾，手在采访者眼前挥过：“——好像面具突然被人一巴掌撕开的感觉。”
他说的是他正在北京上演的戏剧《最后14堂星期二》里的台词，然而这已绝对超过心理学上的“安全距离”的动作，让我觉得，他似乎也想撕掉我的面具：
“你能爱你自己吗？你能承认你自己吗？你能跟你自己做好朋友舒舒服服的吗？你接受你现在的自己吗？你觉得这个自己OK吗？不只是OK，你喜欢他爱上他吗，你全心全意维护着这个人吗？还是你扣了他很多分，甚至有些扣分的地方不见天日，把他藏起来吧。有许多遗憾，有许多不能完成，有许多无法回头的一些错误，甚至有一些迷惘，不知未来的迷惘。你的爱，你的欲，你的恨，你的寂寞等等，他们都被你妥善地对付了吗？”
“‘你能不能和你的心灵和平相处’？这句话对我来说意思是很大的。”金士杰说：
“我从小就有这一类的疑惑：为什么现在是穿这样的衣服？我们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讲话？为什么我长成这样？为什么我认定你是这样的、他是那样的。好好坏坏，高高低低。每一件事每一秒钟的每一个念头，我都觉得是虚构的，我找不到一个实。”
“假如你是一个傀儡，你唯一的任务就是想搞清楚，你如果不是傀儡的话，你会怎么做?”金士杰问道。
“傻子金宝”
在台湾的小剧场界，金士杰被昵称为“金宝”。这个称呼源自以撒·辛格的小说 《傻子金宝》。“傻子金宝”一生受人欺负嘲笑，他却想：“一生做个傻子，总比一刻做罪恶之人要好。”金士杰喜欢“傻子金宝”的人生态度：“一辈子跟苦难打交道，甚至把自虐当作一种骄傲来玩。”
上世纪50年代，金士杰出生于台湾屏东眷村。家里兄弟姐妹四人，金士杰排行第二。那个年代，大多数台湾人很穷。金士杰家里也很穷，穷得买不起电视机。然而这却培养了金士杰对于大自然的感情：和云很近，和水很近，和星星也很近。小时候的金士杰喜欢发呆，他喜欢看自己在地上的影子，喜欢看天上的星星。看着看着，自己仿佛飞了起来，和星星的距离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我就对着星星说话：‘hello, 你认识我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谁？你又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这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在央视节目《开讲啦》之中，金士杰这样诗意地讲述他的童年。
高中毕业后，金士杰拒绝参加高中联考，而选择去屏东读农专的兽医专业。在他看来，参加高中联考、考大学、在大城市谋求一份高薪职业，非但不值得羡慕，反而是必须要反叛的：“社会的模式对我来说从小到大就是必须反叛的，不能够一五一十照着来，它太低智商了，我没有笨到那个程度。”金士杰说。
去屏东读农专，另外一个理由，是他希望能够“自由、快乐”地读书。在金士杰看来，读书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为了联考而读书，无异于是一件“扭曲变态”的事。他还记得自己的双脚第一次踏进书店的感受：“饿”。就像一个长期得不到食物的人，忽然走进了世界级美食餐厅时感受到的那种“饿”。就在那个时期，他看到一本书《黑泽明的电影艺术》。在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燃烧起来了。”从此决心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艺术。
农专毕业，服完兵役，金士杰想去台北追求“文艺青年的生活”。然而当时他的父母并不能理解他的这个举动。为了让父母放心，金士杰先在养猪场工作了1年半，养猪。1年半后，父母放下了疑虑，金士杰才终于打好行囊，踏上了去台北的旅程。
那时正值台湾的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尚未解严，政治上一片高压政策。体现在文艺作品上，僵化而教条的戏剧无法让民众满足。1970年代末，文化人周渝在台北创立“耕莘实验剧团”，所创作的戏剧被观众和文化评论人称为“台湾有了真正的戏剧。”之后，因为周渝要出国进修，将剧团交给南上的金士杰管理。
那时期的台湾，正值经济腾飞时期。“人人想发财”。金士杰说，那时，他有一个朋友，是个美国人，他对金士杰说，走遍世界，没有看到过有这样一个地方，这里所有的人都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赚钱”。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金士杰将自己创建剧团的动机描述为“不平则鸣”。
剧团第一次聚会，金士杰将之形容为“丐帮大会”：“来了一群人，个个穿着汗衫短裤。肥胖的，没牙的。刚失业的，刚奶完孩子的。我就想，原来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
这群人毫无专业经验，却有满腔热情。他们把社会工作当做“副业”，把剧团当做“主业”，甘当“穷学生”。一边在剧团接受培训，表演，一边打工勉强维生。有人在补习班教英文，有人在高空修电线。那时剧团还有一个成员叫做杜可风，后来跟王家卫拍电影去了。
那时的金士杰，在台北找到一份仓库搬运工的工作。白天在仓库搬运货物，夜晚在闷热的男生宿舍写剧本。同住的工人们，打牌，吹牛，谈女人。金士杰从来不参与，只是默默地埋头写自己的剧本。剧本写了十个月，金士杰自我调侃：像女人怀胎。终于分娩结束，金士杰长出一口气，把剧本往抽屉里一锁，便觉得一件事情终于完成。完全没有去想发不发表，演不演出这样的事情。
1980年，在美国攻读教育心理学博士的吴静吉剧团回国，将纽约“LA MAMA”剧团的训练方式以及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带入剧团，“耕莘”亦改名为“兰陵”。取“破阵”、“为天下先”的意思。
“兰陵”初起时，成员们挤在台北一间狭小的公寓内。公寓既是他们的住所，也是演员临时排练地，还是他们创办的小众电影杂志《影响》的编辑部。那时，金士杰白天继续在仓库搬运货物。晚上回到公寓，依然不参与室友们打牌，闲聊，看电视的活动，继续自己的剧本创作。
就这样，写出了《荷珠新配》。 1980年，金士杰带着编导的《荷珠新配》参加了台湾第一届“实验剧展”。首演后，《荷珠新配》被台湾媒体称为“台湾小剧场运动的发端”。“兰陵剧坊”名声大噪，金士杰也一跃成为台湾现代剧场的领军人物之一。
《荷珠新配》是一个颇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喜剧故事。在酒店里陪酒卖笑的小姐荷珠，邂逅一名大富商的司机。司机假扮富商勾引荷珠。荷珠看上了富商的财产，得知富商有位失散多年的女儿，就想假扮富商女儿与其“骨肉相认”。然而富商破产了。所有心机全部落空。
金士杰曾说，他写这出戏，是想讽刺当时台湾社会暴发户遍地，纸醉金迷的社会风气：“一群骗子以假面互相作弄耍诈，这种面具的感觉打动了我。我那时还是愤青，觉得社会上的人都戴着一张面具，人人都有发财梦，我就借此调侃了一下大环境。”
演出结束，演员们上台接受鲜花和掌声。只有金士杰迟迟不肯露面，躲在后台流泪。
金士杰说：“在舞台剧的世界里，玩的就是十年寒窗。”
在台湾的剧场界，金士杰的节俭，是出了名的。一直到2009年与太太结婚之前，他不开车，不用手机，家里的很多用具都是朋友送的二手货。甚至穿衣服，他也不拒绝二手衣。在他眼中，没有不可以穿的衣服：“袖子太长，折一折；衣服太短，放一放。没有不合穿的。”
关于金士杰，有一个著名的“吃剩饭”的段子：还是在“兰陵剧坊”时期，金士杰到朋友、作家李昂家里去吃饭。吃着吃着，金士杰发现李昂家里每次都能剩下很多饭菜。金士杰就提议，今后他每天来李昂家做“义务食客”，并与李昂“约法三章”：第一，不定时。家里有剩饭才来，没剩饭不来。第二：只吃剩菜。不可以因为他来，家里专为他多做一个菜。第三：不寒暄客套。来了就吃，吃完就走。金士杰称之为“专业”。
没想到，这“歪招”还真的行通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去李昂家“吃剩饭”，心里想，要是有30个这样的朋友，每个月还可以过得蛮富足的。
那之后，金士杰“爱吃剩菜”的名声一下子传播开来。以至于后来，学生结婚，金士杰去吃酒席，事先约好要把剩饭剩菜打包。酒席吃到一半，金士杰准备离席。主人一看他要走，立刻开始动手打包。“我说慢着慢着，人家别的客人才吃一半。”金士杰说。
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兰陵剧坊”才得以一路坚持下来。金士杰还记得，兰陵第一次演出的时候，没有钱。没有经费去租场地、买服装，付化妆费。剧组成员自掏腰包买一条功夫裤穿在身上，当作演出服装；家里打麻将用的麻将灯，加长电线，往插板上一插，算做灯光。没有化妆师和化妆品，所有的人都素颜上场。没有宣传人员和经费，自己动手制作海报。而所谓舞台，不过是离居住地不远的废弃礼堂。
大概是由于这些经历，对于太容易得到的东西，金士杰一直保持着一种警惕：“一朝麻雀变凤凰，那是明星的生活，或是浪漫影视作品中的故事。”
金士杰将这种观念归结为“眷村气质”：“不爱穿新衣服，穿穷穷的,脏脏的,觉得比较男子汉。穿那种太新衣服的（同学），会觉得他们很娘……穿新衣，多恶心！有钱人，丢脸！我觉得穷才是美，我们手拉手站在一起，我们代表大众。”
他说：“穿哥哥用过的衣服，有人的味道在里头，找不出原因，就好像……我心里面会有穷人万岁的那种声音，我觉得有钱人无聊，没有吃苦，不叫日子;没有不方便，不叫日子。”
然而他心里很清楚这种“穷”意义。那意义赋予这种“穷”强大的的底气：“我们这种穷是完全不需要自卑的，完全不需要脸红的。甚至于反过来，我们要小心我们心里的自大，不要轻易被对方察觉。我们自大什么东西？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创作，拿出来给这个社会给这些人群，我们做的事情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个闲工夫赚那个闲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个穷不是穷，而是富，不是缺，而是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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