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孔庙的石碑《嘉定州儒学教授题名记》

据《元史》记载，元贞二年（1296），嘉定改县建州，元王朝对嘉定学校教育较为重视，始设儒学教授（相当于教育局局长），首任教授为杨巽中。

保存在嘉定孔庙的石碑《嘉定州儒学教授题名记》中，记载了杨巽中等二十名教授的姓名和生平。该碑文由元泰定二年(1325)七月金华人刘德载题。

从碑文我们可以看出，嘉定儒学首任教授为杨巽中，第二任教授为王山杞，广德人，大德四年(1300)三月至七年（1303）六月期间任。他为职三载，为嘉定地方教育开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遗憾的是，广德历代州志中没有关于王山杞的信息，他是广德什么地方的人，官至何职，等情况无从考证。

元代留存至今的碑刻中，数量最多的是有关教育的。元政府先后十余次修建学宫，天历、至顺年间，知州赵道泰主持了学宫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修建工程。赵道泰对大成殿、明伦堂作了重新规划，改“左学右庙”为“左庙右学”，并重建了东西两庑，奠定了孔庙的形制基础。

之后，元政府又先后新建了杏坛、长桥、缭垣等建筑，种植了大量的柏树，孔庙的规模达五十亩，为历史之最，之后还增建了棂星门、育才坊、碑亭、燕居殿、土地祠等建筑。延祐六年（1319）知州周思明一次调拨官田三百八十七亩充作学田，使州学的教学经费更加充足。地方有识之士王子昭、林畴、瞿懋、杨谿、杨仁等人热心捐资办学，如千户沈文辉创办的东阳义塾，规模很大，闻名遐迩，开一代风气。

他们还无私地捐置学田，如王子昭在至元二十年（1288），一次就向学捐田二千七百六十七亩；至顺年间，瞿懋捐田一百零五亩。今天在孔庙大成门东侧仍立有《故宋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梅岩瞿先生作兴乡学记》两通碑刻，记录了王子昭、瞿懋捐田兴学的义举，他们为“教化嘉定”添砖加瓦，功不可没。

《故宋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碑

元代也是嘉定文学艺术的重要发展时期，著名文人赵孟頫、杨维桢、王逢、倪瓒等先后来到嘉定，与本土文人论文谈艺。赵孟頫的父亲赵与訔年轻时曾在嘉定南部的盐场黄姚任主管盐务的大使，他带领赵孟頫来到嘉定，与嘉定结下了不解之缘，赵孟頫年轻时曾在东阳义塾讲学，住于秦氏家，为其家题写了“为善最乐”的堂额，还为嘉定圆通寺撰写了碑文《大报国圆通寺之记》。

元 赵孟頫 《大报国圆通寺之记》（局部）

杨维桢晚年也经常来到嘉定，并为嘉定州学撰写了《重修嘉定州儒学记》、《重修明伦堂记》等碑文，详尽地叙述了修葺孔庙的艰辛过程，如今《重修嘉定州儒学记》碑仍在孔庙碑廊内。据史料记载，杨维桢还为嘉定境内的宣圣庙、罗汉寺、奉真道院、悦可法师塔、文会轩等处撰写了碑文。王逢从江阴流寓到嘉定，他号“席帽山人”，与嘉定的文人雅士交往，互相唱和。

杨维桢 嘉定州修宣圣庙记（残碑拓片）

倪瓒也曾一叶扁舟，流寓嘉定，留下《送德常同知嘉定》的诗篇。宋代著名词人秦观的后裔秦辅之从常州迁居嘉定，嘉定的第一部地方志——《练川志》就由秦辅之修成于元代年间，尽管后来《练川志》未能付梓而失传，但秦辅之搜集整理的基础材料，作为母本，被明代学者都穆运用到《练川图记》中。此外，还有谢应芳、吴辙、焦白等知名文人也侨寓嘉定。

《嘉定县儒学图》载 明 都穆著《练川图记》

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乡绅富户构筑深宅大院和私家园林，著名的如嘉树堂、清旷轩、梧溪精舍、强氏文会轩、浦氏园等。

元朝的蒙古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元史·释老传》），以宗教来怀柔国人，从而大力推崇佛教，尤其推崇藏传佛教，致使这个时期成为佛教十分盛行的时期。

嘉定也是如此，佛教在元代也大行其道，崇佛之风盛极一时，这块向善慈悲的土地上，寺庙如雨后春笋，一时蔚为大观，从地方文献的记载中可以查到皇庆寺、大德寺、圆通寺、西隐寺、资善寺、万安寺、万寿寺、永寿寺、真际庵、积庆庵、东林庵、卓锡庵、集庆寺、善福寺、大悲庵、小场庙、高境庙、永福寺、南升禅院等，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

嘉定法华塔

“元王朝还对道教也大加鼓励，这个时期，嘉定建了玄元观、祟福道院、真武殿、佑圣观、元寿观等道观，建于宋时的集仙宫也得以扩建，成为境内最大的道观。元政府把儒学视为一种宗教，并按成吉思汗时订立的规矩，给予与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在同一宇宙中，倡导儒、佛、道三教平等，和谐相处，元代至顺三年（1332），建造了颇具时代特色的三教堂，至明洪武二年（1369），朝廷下诏将嘉定州恢复为嘉定县，这个嘉定州在历史上存在了七十四年。

王子昭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一次就向学捐田二千七百六十七亩；至顺年间，瞿懋捐田一百零五亩。今天在孔庙大成门东侧仍立有《故宋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图一）、《梅岩瞿先生作兴乡学记》两通碑刻，记录了王子昭、瞿懋捐田兴学的义举，他们为“教化嘉定”添砖加瓦，功不可没。

元至正九年（1349）

《故宋东祁王先生归田兴学记》碑

元代也是嘉定文学艺术的重要发展时期，著名文人赵孟頫、杨维桢、王逢、倪瓒等先后来到嘉定，与本土文人论文谈艺。赵孟頫的父亲赵与訔年轻时曾在嘉定南部的盐场黄姚任主管盐务的大使，他带领赵孟頫来到嘉定，与嘉定结下了不解之缘，赵孟頫年轻时曾在东阳义塾讲学，住于秦氏家，为其家题写了“为善最乐”的堂额，还为嘉定圆通寺撰写了碑文《大报国圆通寺之记》。杨维桢晚年也经常来到嘉定，并为嘉定州学撰写了《重修嘉定州儒学记》、《重修明伦堂记》等碑文，详尽地叙述了修葺孔庙的艰辛过程，如今《重修嘉定州儒学记》碑仍在孔庙碑廊内。据史料记载，杨维桢还为嘉定境内的宣圣庙（图二）、罗汉寺、奉真道院、悦可法师塔、文会轩等处撰写了碑文。王逢从江阴流寓到嘉定，他号“席帽山人”，与嘉定的文人雅士交往，互相唱和。倪瓒也曾一叶肩舟，流寓嘉定，留下《送德常同知嘉定》的诗篇。宋代著名词人秦观的后裔秦辅之从常州迁居嘉定，嘉定的第一部地方志——《练川志》就由秦辅之修成于元代年间，尽管后来《练川志》未能付梓而失传，但秦辅之搜集整理的基础材料，作为母本，被明代学者都穆运用到《练川图记》中。此外，还有谢应芳、吴辙、焦白等知名文人也侨寓嘉定。

元至正十三年（1353）

杨维桢撰《嘉定州修宣圣庙记》（残碑拓片）

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乡绅富户构筑深宅大院和私家园林，著名的如嘉树堂、清旷轩、梧溪精舍、强氏文会轩、浦氏园等。

元朝的蒙古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元史·释老传》），以宗教来怀柔国人，从而大力推崇佛教，尤其推崇藏传佛教，致使这个时期成为佛教十分盛行的时期。嘉定也是如此，佛教在元代也大行其道，崇佛之风盛极一时，这块向善慈悲的土地上，寺庙如雨后春笋，一时蔚为大观，从地方文献的记载中可以查到皇庆寺、大德寺、圆通寺（图三）、西隐寺、资善寺、万安寺、万寿寺、永寿寺、真际庵、积庆庵、东林庵、卓锡庵、集庆寺、善福寺、大悲庵、小场庙、高境庙、永福寺、南升禅院等，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元王朝还对道教也大加鼓励，这个时期，嘉定建了玄元观、祟福道院、真武殿、佑圣观、元寿观等道观，建于宋时的集仙宫也得以扩建，成为境内最大的道观。元政府把儒学视为一种宗教，并按成吉思汗时订立的规矩，给予与释迦牟尼、老子和孔子在同一宇宙中，倡导儒、佛、道三教平等，和谐相处，元代至顺三年（1332），建造了颇具时代特色的三教堂。

元代圆通寺碑（1939年嘉定县公署编《名人书画风景及古迹画册》）

至明洪武二年（1369），朝廷下诏将嘉定州恢复为嘉定县，这个嘉定州在历史上存在了七十四年。

“

如今，当年的嘉定州还留下了些许历史遗踪，如城中还有州桥，人们对这一带有“州桥头”的说法。（图四）元代至大年间，城中建于宋代开禧年间的法华塔曾有过一次大修。修缮后，法华塔地宫中曾置放了许多当时的宝物。1996年，在修缮法华塔打开元代地宫时，清理出一批极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重要文物，有雕刻精美的“狮子滚雪球”、“双凤穿牡丹”、“二龙戏珠”三个石涵，石涵内有铜佛像、瓷舍利盒、玉弥勒像、玉雕人物、动物，玛瑙、水晶饰件等，还有元代钱币等，这些都是当年嘉定州繁华一时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