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来,中国有“科举社会”之称。科举制成为我国历史上选拔人才的主渠道。科举取士,自隋唐至清,沿用一千三百余年,为历代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转,输送了大量人才。唐五代共有一万余人登科。两宋三百余年,共举行了118榜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进士及诸科登科约十一万人。明代近三百年间,举行了89次科举考试,登科者有两万四千余人,清代亦有近两万六千余人登科。
然而明代之前,原始的、完整的登科录,仅存南宋《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和元朝《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值得庆幸的是,“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录》据统计有58种,其中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迄今尚未发现唐宋时期的乡试录、会试录,相形之下,天一阁藏明代《乡试录》277种、《会试录》38种就显得格外珍贵,正如龚延明先生所称“这三级科举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文献》2016年第5期)。
在海内外读者期盼之中,宁波出版社将天一阁镇阁之宝——明代《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于2006年至2010年影印出版。嗣后,与龚延明先生及其团队合作,又将这些古籍珍本“转换成图片和文本数据,并通过主题词编辑技术建立了古籍资源数据库”,涵盖了《乡试录》277种、《会试录》38种,以及《登科录》56种中的45种,总字数达到1237万字,初步建构起天一阁藏明代科举文献的数字化体系。其中,《乡试录》277种,是迄今为止海内外首次整理出版的科举录,弥足珍贵。
2016年,在此数据库基础上的文本版《乡试录》及点校本《会试录》《登科录》正式出版,从影印本到数据库,再到文本版、点校本,这既是“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数字出版工程”的优秀成果,又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一项成就,标志着明代科举录文献数字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完成了科举文献从传统影印向数字化的转变,更便于读者使用。从影印到数字化与纸质文本点校整理同步出版,这是文献整理从单一的传统模式到多元化的转型。
与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考试相应的,点校整理本《乡试录》《会试录》《科举录》,涵盖了明代科举考试不同层级的试卷内容与登科人物资料,这为了解某科、某地、某级的具体科考情况,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是明代科举文献的渊薮,为读者研究明代科举带来极大方便。我们以成化十七年(1481)为例,此年的一甲三名分为王华、黄珣、张天瑞:
王华,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民籍。儒士。治《礼记》……浙江乡试第2名,会试第33名。
黄珣,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民籍。国子生。治《礼记》……浙江乡试第1名,会试第259名。
张天瑞,贯山东东昌府清平县,军籍。国子生。治《诗经》……山东乡试第3名,会试第26名。
一甲一、二名皆为余姚人,且皆习《礼记》。这是否意味余姚人比较重视且长于科举,是否意味着当地有以《礼记》应举的风尚?
据考察,成化十七年,仅余姚一县就有王华(一甲第1名)、黄珣(一甲第2名)、陈伦(二甲第29名)、毛宪(二甲第43名)、翁迪(二甲第46名)、徐谏(三甲第16名)六人入三甲。六人中,除翁迪习《易经》外,其余五人皆习《礼记》。
通过对有明一代的余姚县入三甲者情况进行梳理,能够发现,其中习《礼记》《易经》者最多,仅胪列余姚县荣登一甲者(前三名)如下:
谢迁,成化十一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王华,成化十七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黄珣,成化十七年,一甲第2名,治《礼记》;
谢丕,弘治十八年,一甲第3名,治《礼记》;
韩应龙,嘉靖十四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孙升,嘉靖十四年,一甲第2名,治《易经》;
胡正蒙,嘉靖二十六年,一甲第3名,治《礼记》;
毛惇元,嘉靖三十八年,一甲第2名,治《春秋》。
八人之中,三位状元、三位榜眼、两位探花。六人治《礼记》,一人治《易经》,一人治《春秋》。这充分印证了陈时龙先生在《明代科举与地域专经》一文中指出的该县“科举中式人数特别多,而士人擅长《礼记》和《易》,以一县而擅长两种经典,是地域专经现象中比较特殊的案例”。
若对这个名单进行细化,会发现更多信息。
成化十一年登第的谢迁,“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而迁见事明敏,善持论……天下称贤相”,“请诛刘瑾不克”而求致仕归。被夺诰命,天下咸以为其危,却能“与客围棋、赋诗自若”(《明史》卷一八一)。其子谢丕,弘治十八年进士及第,“历官吏部左侍郎,赠礼部尚书”。父子鼎甲,可谓盛矣。那么,明代科举史上,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父子鼎甲的情况?是否有祖孙鼎甲、叔侄鼎甲、兄弟鼎甲?再进一步,是否有一些长于科举的家族?若有,这些家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这些家族与宋代以科举著称的家族有着怎样的异同,又有哪些新变?这些疑问,皆可以《科举录》为依据深入考索。
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两科的状元、榜眼皆为绍兴府余姚县人,这在整个明代科举史上也不多见。更为奇绝的是建文二年(1400),一甲三人皆为江西吉安府人,第一名、第二名胡靖、王艮都是吉安府吉水县人,第三名李贯是庐陵县人;与之相似的还有宣德五年(1430)一甲林震、龚锜、林文皆为福建人,分别来自漳州府长泰县、建宁府建安县、兴化府莆田县。其实,永乐十年(1412)、景泰五年(1454)、天顺八年(1464)、成化二年(1466)、成化五年(1469)、成化十四年(1478)、弘治三年(1490)、弘治六年(1493)等年皆曾出现过一甲三人中有两人来自同一省份的现象,但像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以及建文二年、宣德五年这类情况,还是很少见的。为何浙江、江西、福建、直隶等地不仅能在科举中占据优势,还能在三甲中占据优势?另外,这些地区是否一直占据优势,若发生过变化,又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原因何在?这些疑问,亦可以《科举录》为依据深入探讨。
例如王华,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其子王阳明(守仁),登弘治十二年进士,文武兼善,终明一朝,赫赫有名。学界对王阳明和王氏家族关注颇多,然未见以《科举录》反映的科举人物关系网为文献依据,进行研究,这给学界深入研究王阳明提供了空间。
成化十六年,杨继宗“尝监乡试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当大魁天下,吾为朝廷得人贺耳。’及拆卷,王华、李旻也,后果相继为状元”(《明史》卷一五九)。王、李二人乃是成化十六年浙江乡试第二名和第一名,后“一举中双元”,分别成为成化十七年、成化二十年的状元。这也是明代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举中双元”这种或类似情形在明代科考中是否还存在?
再如,黄佐《翰林记》多记载自洪武至正德、嘉靖间的翰林掌故。据此可知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等皆出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翰林记》卷二〇)……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等人复继之,多有诗酒唱和。这带给我们另一个启示:以《科举录》为依托,有了已经数据化的《科举录》信息,结合明代史籍、文集、笔记进行研究,从地域、家族、出身、文学与政治倾向等角度详尽考察整个明代官员、士人交游与互动成为可能。以上,限于篇幅,仅从一个视角考察《登科录》(殿试录)而已。
而由龚延明主编,经点校整理出版并已数字化的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3册225万字)、《会试录》(2册149万字)、《乡试录》(863万字),总15册、1237万字,是一个卷帙浩繁、明代三级考试原始文献的宝库,犹如一座金矿,科举资源极其丰富,正待读者和有志者发掘和开采,为深度了解中国科举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推动与科举相关联的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作者:刘京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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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郭培贵
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资助项目、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数字出版工程的重要成果——由龚延明先生主编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的整理横排繁体本,2016年5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套《选刊》对此前宁波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明代41科《登科录》及另外4种进士名录、38科《会试录》和277种《乡试录》进行了全面校勘和部分标点,使往日稀少难见的珍贵科举文献,从深藏于阁中的镇馆之宝,变得普及易得,既嘉惠学林,便于科举研究者的使用,又推向社会,满足广大读者的检阅。这是传统文献整理出版和科举史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普及科举文献的一件大事。
科举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第五大发明,而明代就处于中国科举发展的鼎盛时代,同时也是《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等科举名录流传下来最多的朝代。其中,《登科录》发轫于唐代,《会试录》和《乡试录》则都是明代出现的。《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分别是每科殿试、会试和各直省乡试按规定程序举行考试的第一手官方记录,是研究科举最为可信、权威的核心文献,但可惜流传至今的并不多。据统计,海内外现存自宋至清历代《登科录》仅为64科,其中明朝就有58科,占了总数的90.63%;而在其中,天一阁独家收藏的有40科,占了现存明代《登科录》的68.97%。现存明清《会试录》《乡试录》分别有53种和300余种,其中,天一阁分别藏有明代《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也同样构成了现存《会试录》和《乡试录》的主体。
明代《登科录》包含“玉音”、“读卷及各类执事官名单、官职与出身”,“恩荣次第”也即殿试程序,“第一、二、三甲进士名单及其家状”,“皇帝策问一道”,“一甲三名对策(程文)”等六个部分;《会试录》包含“前序”,“知贡举官、考试官、同考试官及各类执事官的名单、官职与出身”,“三场考题”,“中式举人名单、身份及本经”,“三场程文”,“后序”等六个部分;《乡试录》结构则与《会试录》相仿。三《录》各部分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每科《登科录》的家状,记载了该科每位进士的甲次、姓名、籍贯、身份、本经、字、中式年龄、出生月日、上三代名及其身份、母亲姓氏及其封号、上三代存殁情况、自身婚姻状况、乡试及会试名次等信息,从而为人们研究进士的地域分布、平均中式年龄、社会流动等情况提供了可靠依据。又如,三《录》所载考题和程文,也为后人提供了评价科举考试内容以及进士、举人知识结构与文化素养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知时下广为流传的科举考试脱离实际、中式者知识面狭窄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实。再如,在《会试录》和《乡试录》的序文中,一般会有对该科考试程序、考试官和各类考务官的职掌、应试人数和录取人数的记载,这就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考试制度以及统计当时乡、会试的录取率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2006至2010年,宁波出版社曾分三批把经天一阁博物馆整理的天一阁藏《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以《明代科举录选刊》为总名影印出版。然影印本,没有标点,阅读困难;漫漶讹误较多,未经校勘,不便使用。此次由龚延明带领的团队,对天一阁藏明代三级科举录,进行了点校和整理,由宁波出版社推出了横排本15册(1237万字)的新版本。相比于影印本,此次整理横排繁体本具有以下几个突出优点:
一是对影印的天一阁所藏明代41科《登科录》和《嘉靖十一年进士同年序齿录》《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国朝河南进士名录》《皇明进士登科录》以及38科《会试录》和277种《乡试录》进行了全面校勘。影印本中有大量的异体字甚至讹字,如“徳”、“靣”、“貟”、“竒”、“畧”、“脩”、“呉”等字,在横排繁体本中,都相应改作“德”、“面”、“員”、“奇”、“略”、“修”、“吴”等标准字,从而显著提高了该书文本用字的规范性,也大大便利了读者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和征引。
二是对《登科录》《会试录》不仅进行了校勘,而且进行了分段标点,这无疑对提高读者阅读速度、减少误读和准确理解文本原意具有重要意义。《登科录》对进士的中式年龄和出生月日是连在一起记载的,如某某进士“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读者很容易把该进士的中式年龄误读作“年三十九”,而有了标点,呈现为:“年三十,九月十五日生。”就可有效避免这种误读。又如,《登科录》和《会试录》中的程文以及《会试录》中的序文都是不分段的,这就给今人的阅读造成很大障碍,而《登科录》和《会试录》横排繁体本的分段标点就排除了这一障碍。另,《登科录》对进士“家状”有严格的书写格式,故凡遇进士上三代有多项官号需要写入时,因书写空间有限,就会造成字小挤压的情况。如万历二年二甲进士孙鑛,其上三代“曾祖新赠礼部尚书加赠荣禄大夫祖燧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加赠荣禄大夫父升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等55个字被挤压在不到一竖行的空间内,自然难以辨认;而横排繁体本经重排标点后变为:“曾祖新,赠礼部尚书,加赠荣禄大夫。祖燧,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赠礼部尚书,谥忠烈,加赠荣禄大夫。父升,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恪。”就清晰可辨且文意明白了。
三是主编龚延明先生在该书《总序》中迭出新见,对科举制、明代科举及其科举文献的历史作用和价值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如他指出“中国科举制具有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治国形象、打造中国大一统和合文化形态、建构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催生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产生的价值”。“科举与国运相联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的重要标志,是调节国家政策的杠杆,是士大夫梦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又指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离不开科举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认为相比于宋代《登科录》,明代《登科录》的“家状信息量增加了”,但削去了进士参加会试的次数,“这说明在明代进士登第更为艰难,举数多,在家状中列出,没有积极意义”。以上观点,无疑对于促进科举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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