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秦志豪先生发表在《祠堂博览》2005年春之卷的大作《淮海公改葬年月的再思考》后，得益甚多。先生据考证认为："我们终于可以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淮海公改葬于无锡的时间应在政和六年到政和八年间(1116～1118)。"对于上述认定，笔者不敢苟同。今不揣浅陋，就读书所得，提出一点粗浅看法，就正于方家。
秦志豪先生否定"绍兴说"而主张"政和说"。其实，秦先生只要翻检一下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简称《要录》)，此问题即可马上解决。
据《要录》卷五一《高宗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条云：
右奉议郎、监诸军计司秦湛添差通判常州，以党人子特录之也。(注：湛，观子，已见。)
显然，在李心传的笔下，秦观之子秦湛是在高宗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日添差通判常州的。作者还在小字注文中特别注明，"湛，观子，已见"。
在李心传的《要录》中，先后出现过九次秦湛之名，为说明李氏记载不误，今特抄出如下，并便于辑轶秦湛《回天录》资料。
1.《要录》卷三《建炎元年三月辛卯朔》条，记录"范琼率诸将陈兵以迓张邦昌，金人以铁骑送之"事情后，注文云："案此事惟好问奏状及秦湛《回天录》有之，今且附见"。在这里，李心传指出秦湛著有《回天录》一书。
2.《要录》卷三《建炎元年三月丙申》条云："是日，吴〖FJF〗〖HS〗、莫俦至自敌营。时金人在南薰门，谓吕好问曰：'康王我眼中物，当以五千骑取之'。"注文云："此据秦湛《回天录》。"在这里，作者又一次引文秦湛《回天录》。
3.《要录》卷三《建炎元年三月辛亥》条云："金人以贝勒明珠为河北路统军屯〖FJJ〗〖HTSS〗，阿里为河东路统军屯河阳，诸军有不服，并令处斩。初，金人欲留兵为邦昌卫，邦昌辞之。吕好问谓高庆裔曰：'南北异道，恐北人不习南朝法令，或致惊扰，奈何?'庆裔曰：'留一贝勒在此节制可也。'好问曰：'贝勒贵人，南方暑热，即有病恙，则南朝负罪益深'。庆裔然之。(注文云：'此据秦湛《回天录》')於是命二人分屯两河，以为邦昌声援。"在这里，作者又取材秦湛《回天录》。
4.《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夏四月癸亥》条，记录张"邦昌请元皇后入居延福宫，敌之始退也"一事，又记录"邦昌乃集百官赴文德殿，降手书曰"一事，作者小字注文云："此据秦湛《回天录》"。
5.以上书卷记录翌日"遣权吏部尚书谢克家往山东迎大元帅"一事。作者又一次小字注文云："此据秦湛《回天录》、沈良《遗录》参考修入"。
6.《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夏四月戊辰》条，记录"邦昌召侍从官议事，晚降手书曰"事后，作者小字注文云："秦湛《回天录》云：三月二日，延福宫火。元皇后徬徨无所归，步入相国寺中前军器少监孟忠厚。三月末，女真有去意，吕公即谓邦昌曰：'宜速尊崇元太后'。邦昌乃定议，上尊号曰元皇太后。四月四日，闻张邦昌手书，乃改曰宋太后。吕公曰：'此事发端于予，若云宋太后，则人心疑惧，必以予谋为非。'遂以疾在告，不与其事。是晚，孟忠厚密携邦昌上元皇后札子来，且述复兴之事，乃知前日之事，或有教之者，是畏逼故也。五日，元皇后入居延福宫，吕公又启邦昌归政事，邦昌曰：'以军退未远，欲〖FJF〗〖HTXL〗别日。'吕公曰：'时不可失。'至九日申未间，遂召百官，太后以是入禁中。"在这里，李心传大段抄录了秦湛《回天录》中有关资料。
7.《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二月丁巳》条云："故朝奉大夫翁彦国追贬单州别驾，太常少卿翁彦深罢，尚书考功员外郎翁挺除名，邻州编管。时言者论彦国本屠沽，饮博之雄，奴事杨戬。靖康之末，阻兵观望，与赵子崧缔交结党，以观时变。挺素无行检，事伶人张补及梁师成，师成父没，挺与秦湛辈缟素延客，自称义孙，则所养可知，深窒塞暗昧，以李纲所用。睹朝廷正纲之罪，心怀忿恚，神识如痴，望并赐罢黜。疏奏，遂有是命。湛，观子也。"小字注文云："观，高邮人，元馆阁校勘"。在这里，李心传说明了秦湛是秦观之子，作者从正文中写明；最后，交待秦观籍贯、身份。缟素延客--穿丧服迎接客人
8.见上述书卷五一《高宗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条正文及小字注文。在这里，秦湛名字二次出现。
众所周知，李心传《要录》200卷，记载宋高宗一朝36年的史事，起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止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作者在《要录》的自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二百种。秦湛《回天录》即是其中之一。作者根据国史、日历、旁采私家著述，考证史实，条理精密，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要录》是治宋史者必备典籍。
在以上的有关秦湛资料中，有多次是作者的小字注文。这种自注是史家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使注释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一步达到作史之旨的目的。所以，人们没有理由怀疑李心传记载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日"秦湛添差通判常州"的讹误；同时，作者还特别说明通判常州的原因是"以党人子特录之"。
根据《要录》的记载，人们完全有理由深信秦毓钧先生的《先淮海公改葬年月考》认定处度公湛通判常州时间是绍兴二年四月到绍兴四年九月。其中绍兴"二年二月"成为"二年四月"，应理解为二月朝廷任命，四月实际赴任常州。到了常州，在工作稳定后，又加上朝廷"特录之"，秦湛才着手淮海公的改葬，也在情理中。
讨论的问题又应该回到秦志豪先生的"政和说"。秦先生认定的依据主要是有关宋元明清民国的记载，再加上新编的《无锡市志》以及宋人李之仪《姑溪集》有关的《祭秦少游文》。其中戴溪《重修淮海先生祠堂记》是主要的。《祠堂记》云：
淮海先生秦少游，建中靖国初卒藤，归葬高邮。政和中迁葬于常州无锡慧山之原，子孙因家焉。
戴溪，《宋史》有传。永嘉人。淳熙五年为别头省试第一，领石鼓书院山长。开禧时官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权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嘉定八年(1215)卒。学者称岷隐先生，著有《春秋讲义》、《石鼓论语问答》等。他离开秦观去世(1100)近百年。在这种情况下，秦观后代请他撰《祠堂记》，记忆有误，在所难免；或者他在撰写时，在时间上未加严格考证；再则，他极有可能受到"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1054～1114)的《祭秦少游文》的影响。据张耒《张右军集》卷四五《祭秦少游文》云：
......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君孤奉丧，归葬广陵。拜我于黄，尚有典刑。会葬抚孤，我穷不能，具此菲薄，聊致我诚。只鸡斗酒，怀想平昔。嗟我少游，尚肯来食。
张耒这篇祭文究竟作于何年?其实，据祭文中"归葬广陵，拜我于黄。"之记述，就可解决了。这里所云"拜我于黄"，指黄州。考《宋史》卷四四四《张耒传》云："徽宗立，起为通判黄州。"秦观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前一年(1100)，而张耒"通判黄州"在"徽宗立"，亦即建中靖国初(1101)。这样，秦观卒，秦湛"奉丧，归葬广陵，拜我于黄"的时间完全相吻合。显然，张耒为秦少游所作祭文的时间是在建中靖国元年(因哲宗死，徽宗立的关系，其时间一作1100年或作1101年)。然而张耒本人卒于徽宗政和四年(1114)，所以相距百年之后，永嘉人戴溪在替秦氏后代作《祠堂记》时，很有可能将其"归葬"误写成"改葬"。就这样，后人以讹传讹，直至今人秦毓钧先生在作锡山秦氏九修宗谱时，据以南宋度宗《咸淳毗陵志·秩官门》才加以驳正。然而，1995年新版《无锡市志》不加考证，又一次返回错误，这太不应该了。
为秦观撰写祭文的除张耒之外，还有李之仪。据李之仪《姑溪集》卷四三《祭秦少游文》云：
......于是子之孤，羸然衰服，执徐夫人之丧，来讣于予，曰："将迁子之柩，合葬于惠山之阴。"......
在封建社会里，士大夫家庭有人员死士，尤其是有一定身份的官员死去，一般在初葬时，家属均会请同僚、好友等撰写祭文，表示对死者生前生平事迹、品学、业绩的肯定。秦观卒，有他的好友，同乡张耒撰写，非常合适；在死者改葬时，同样也会有其家属请他的好友、同僚等社会名流来撰写祭文。李之仪为秦观改葬作祭文就是其例。
关于李之仪的卒年，说法多种。有卒于1117年政和七年者，有卒于1120年?宣和二年者，有卒于1127年建炎元年者，有卒于1128年建炎二年以后者。曾枣庄先生编著的《宋人年谱丛刊·李之仪年谱》持此说，笔者认为是正确的。今天，据《要录》卷五一《高宗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条秦湛添差通判常州之记载，李之仪为秦观改葬作祭文，说明在绍兴二年(1132)及二年以后，他还活在世上。王偁《东都事略·李之仪传》、《宋史》卷三四四《李之纯传附李之仪传》云其"卒年八十余"，也可从侧面找到佐证。《宋人年谱丛刊·李之仪年谱》作者将"卒年八十余"排列到建炎二年，且说明"卒年不详"。这是作者谨慎做法，因为其"余"字，它是不确定数字，并非断定李一定卒于建炎二年，之后他仍可能活着。《要录》事实上证明李之仪在绍兴二年及二年之后，他确实活着，不过《宋人年谱丛刊·李之仪年谱》的作者没有发掘出这段重要的史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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