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秦志豪先生发表在《祠堂博览》2005年春之卷的大作《淮海公改葬年月的再思考》后,得益甚多。先生据考证认为:"我们终于可以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淮海公改葬于无锡的时间应在政和六年到政和八年间(1116~1118)。"对于上述认定,笔者不敢苟同。今不揣浅陋,就读书所得,提出一点粗浅看法,就正于方家。
秦志豪先生否定"绍兴说"而主张"政和说"。其实,秦先生只要翻检一下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简称《要录》),此问题即可马上解决。
据《要录》卷五一《高宗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条云:
右奉议郎、监诸军计司秦湛添差通判常州,以党人子特录之也。(注:湛,观子,已见。)
显然,在李心传的笔下,秦观之子秦湛是在高宗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日添差通判常州的。作者还在小字注文中特别注明,"湛,观子,已见"。
在李心传的《要录》中,先后出现过九次秦湛之名,为说明李氏记载不误,今特抄出如下,并便于辑轶秦湛《回天录》资料。
1.《要录》卷三《建炎元年三月辛卯朔》条,记录"范琼率诸将陈兵以迓张邦昌,金人以铁骑送之"事情后,注文云:"案此事惟好问奏状及秦湛《回天录》有之,今且附见"。在这里,李心传指出秦湛著有《回天录》一书。
2.《要录》卷三《建炎元年三月丙申》条云:"是日,吴〖FJF〗〖HS〗、莫俦至自敌营。时金人在南薰门,谓吕好问曰:'康王我眼中物,当以五千骑取之'。"注文云:"此据秦湛《回天录》。"在这里,作者又一次引文秦湛《回天录》。
3.《要录》卷三《建炎元年三月辛亥》条云:"金人以贝勒明珠为河北路统军屯〖FJJ〗〖HTSS〗,阿里为河东路统军屯河阳,诸军有不服,并令处斩。初,金人欲留兵为邦昌卫,邦昌辞之。吕好问谓高庆裔曰:'南北异道,恐北人不习南朝法令,或致惊扰,奈何?'庆裔曰:'留一贝勒在此节制可也。'好问曰:'贝勒贵人,南方暑热,即有病恙,则南朝负罪益深'。庆裔然之。(注文云:'此据秦湛《回天录》')於是命二人分屯两河,以为邦昌声援。"在这里,作者又取材秦湛《回天录》。
4.《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夏四月癸亥》条,记录张"邦昌请元皇后入居延福宫,敌之始退也"一事,又记录"邦昌乃集百官赴文德殿,降手书曰"一事,作者小字注文云:"此据秦湛《回天录》"。
5.以上书卷记录翌日"遣权吏部尚书谢克家往山东迎大元帅"一事。作者又一次小字注文云:"此据秦湛《回天录》、沈良《遗录》参考修入"。
6.《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夏四月戊辰》条,记录"邦昌召侍从官议事,晚降手书曰"事后,作者小字注文云:"秦湛《回天录》云:三月二日,延福宫火。元皇后徬徨无所归,步入相国寺中前军器少监孟忠厚。三月末,女真有去意,吕公即谓邦昌曰:'宜速尊崇元太后'。邦昌乃定议,上尊号曰元皇太后。四月四日,闻张邦昌手书,乃改曰宋太后。吕公曰:'此事发端于予,若云宋太后,则人心疑惧,必以予谋为非。'遂以疾在告,不与其事。是晚,孟忠厚密携邦昌上元皇后札子来,且述复兴之事,乃知前日之事,或有教之者,是畏逼故也。五日,元皇后入居延福宫,吕公又启邦昌归政事,邦昌曰:'以军退未远,欲〖FJF〗〖HTXL〗别日。'吕公曰:'时不可失。'至九日申未间,遂召百官,太后以是入禁中。"在这里,李心传大段抄录了秦湛《回天录》中有关资料。
7.《要录》卷一八《建炎二年十二月丁巳》条云:"故朝奉大夫翁彦国追贬单州别驾,太常少卿翁彦深罢,尚书考功员外郎翁挺除名,邻州编管。时言者论彦国本屠沽,饮博之雄,奴事杨戬。靖康之末,阻兵观望,与赵子崧缔交结党,以观时变。挺素无行检,事伶人张补及梁师成,师成父没,挺与秦湛辈缟素延客,自称义孙,则所养可知,深窒塞暗昧,以李纲所用。睹朝廷正纲之罪,心怀忿恚,神识如痴,望并赐罢黜。疏奏,遂有是命。湛,观子也。"小字注文云:"观,高邮人,元馆阁校勘"。在这里,李心传说明了秦湛是秦观之子,作者从正文中写明;最后,交待秦观籍贯、身份。缟素延客--穿丧服迎接客人
8.见上述书卷五一《高宗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条正文及小字注文。在这里,秦湛名字二次出现。
众所周知,李心传《要录》200卷,记载宋高宗一朝36年的史事,起于高宗建炎元年(1127),止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作者在《要录》的自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二百种。秦湛《回天录》即是其中之一。作者根据国史、日历、旁采私家著述,考证史实,条理精密,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要录》是治宋史者必备典籍。
在以上的有关秦湛资料中,有多次是作者的小字注文。这种自注是史家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使注释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一步达到作史之旨的目的。所以,人们没有理由怀疑李心传记载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日"秦湛添差通判常州"的讹误;同时,作者还特别说明通判常州的原因是"以党人子特录之"。
根据《要录》的记载,人们完全有理由深信秦毓钧先生的《先淮海公改葬年月考》认定处度公湛通判常州时间是绍兴二年四月到绍兴四年九月。其中绍兴"二年二月"成为"二年四月",应理解为二月朝廷任命,四月实际赴任常州。到了常州,在工作稳定后,又加上朝廷"特录之",秦湛才着手淮海公的改葬,也在情理中。
讨论的问题又应该回到秦志豪先生的"政和说"。秦先生认定的依据主要是有关宋元明清民国的记载,再加上新编的《无锡市志》以及宋人李之仪《姑溪集》有关的《祭秦少游文》。其中戴溪《重修淮海先生祠堂记》是主要的。《祠堂记》云:
淮海先生秦少游,建中靖国初卒藤,归葬高邮。政和中迁葬于常州无锡慧山之原,子孙因家焉。
戴溪,《宋史》有传。永嘉人。淳熙五年为别头省试第一,领石鼓书院山长。开禧时官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权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嘉定八年(1215)卒。学者称岷隐先生,著有《春秋讲义》、《石鼓论语问答》等。他离开秦观去世(1100)近百年。在这种情况下,秦观后代请他撰《祠堂记》,记忆有误,在所难免;或者他在撰写时,在时间上未加严格考证;再则,他极有可能受到"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1054~1114)的《祭秦少游文》的影响。据张耒《张右军集》卷四五《祭秦少游文》云:
......呜呼!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君孤奉丧,归葬广陵。拜我于黄,尚有典刑。会葬抚孤,我穷不能,具此菲薄,聊致我诚。只鸡斗酒,怀想平昔。嗟我少游,尚肯来食。
张耒这篇祭文究竟作于何年?其实,据祭文中"归葬广陵,拜我于黄。"之记述,就可解决了。这里所云"拜我于黄",指黄州。考《宋史》卷四四四《张耒传》云:"徽宗立,起为通判黄州。"秦观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前一年(1100),而张耒"通判黄州"在"徽宗立",亦即建中靖国初(1101)。这样,秦观卒,秦湛"奉丧,归葬广陵,拜我于黄"的时间完全相吻合。显然,张耒为秦少游所作祭文的时间是在建中靖国元年(因哲宗死,徽宗立的关系,其时间一作1100年或作1101年)。然而张耒本人卒于徽宗政和四年(1114),所以相距百年之后,永嘉人戴溪在替秦氏后代作《祠堂记》时,很有可能将其"归葬"误写成"改葬"。就这样,后人以讹传讹,直至今人秦毓钧先生在作锡山秦氏九修宗谱时,据以南宋度宗《咸淳毗陵志·秩官门》才加以驳正。然而,1995年新版《无锡市志》不加考证,又一次返回错误,这太不应该了。
为秦观撰写祭文的除张耒之外,还有李之仪。据李之仪《姑溪集》卷四三《祭秦少游文》云:
......于是子之孤,羸然衰服,执徐夫人之丧,来讣于予,曰:"将迁子之柩,合葬于惠山之阴。"......
在封建社会里,士大夫家庭有人员死士,尤其是有一定身份的官员死去,一般在初葬时,家属均会请同僚、好友等撰写祭文,表示对死者生前生平事迹、品学、业绩的肯定。秦观卒,有他的好友,同乡张耒撰写,非常合适;在死者改葬时,同样也会有其家属请他的好友、同僚等社会名流来撰写祭文。李之仪为秦观改葬作祭文就是其例。
关于李之仪的卒年,说法多种。有卒于1117年政和七年者,有卒于1120年?宣和二年者,有卒于1127年建炎元年者,有卒于1128年建炎二年以后者。曾枣庄先生编著的《宋人年谱丛刊·李之仪年谱》持此说,笔者认为是正确的。今天,据《要录》卷五一《高宗绍兴二年二月戊子》条秦湛添差通判常州之记载,李之仪为秦观改葬作祭文,说明在绍兴二年(1132)及二年以后,他还活在世上。王偁《东都事略·李之仪传》、《宋史》卷三四四《李之纯传附李之仪传》云其"卒年八十余",也可从侧面找到佐证。《宋人年谱丛刊·李之仪年谱》作者将"卒年八十余"排列到建炎二年,且说明"卒年不详"。这是作者谨慎做法,因为其"余"字,它是不确定数字,并非断定李一定卒于建炎二年,之后他仍可能活着。《要录》事实上证明李之仪在绍兴二年及二年之后,他确实活着,不过《宋人年谱丛刊·李之仪年谱》的作者没有发掘出这段重要的史料罢了。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