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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关头,政治关系很值钱

#研究速览#


本文摘要:在经济危机爆发、政府官员权力暂时变大的时候,即使在美国,政治关系也依然能带来显著的经济回报。



◎ 张跃然 / 政见观察员


政治关系能否为市场中的个体带来经济回报?政见团队的《“搞关系” 究竟是不是全世界的通病?》一文(回复 1013 可见)曾经指出,在美国这样制度体系完善的国家,政治关系不具经济价值。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Daron Acemoglu 及合作者新近的一篇论文表明,至少在经济危机爆发、政府官员权力暂时变大的时候,即使在美国,政治关系也依然能带来显著的经济回报。


2008 年下半年,正是美国经济前景最为暗淡的时候。11 月 21 日,坊间流出传闻,新当选的总统奥巴马拟提名盖特纳为新一任财政部长。11 月 24 日,奥巴马确认了对盖特纳的提名。在这一消息传出之后,市场是否对那些和盖特纳有联系的金融企业做出了格外积极的回应?


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自然是对那些与盖特纳有联系的金融企业和其他企业进行比较,观察它们在提名消息传出后一段时间内的股票收益率是否有显著不同。但其中的难点在于,与盖特纳有联系的企业和那些没有联系的企业相比,很可能是两类具有本质性不同的公司——这其中的本质差异,多半无法体现在公司规模、投资偏好、盈利状况等可观测的指标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发现了两类公司在盖特纳获得提名后的股票收益率存在差异,也不能断定这就是 “和盖特纳有没有私下关系” 这一因素——而非其他不可观测的 “本质” 差异——导致的。从数据分析技术上说,无论是回归分析还是倾向分数匹配,都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研究者采用了一种叫做 synthetic matching(虚构匹配)的方法。这其中的基本逻辑是,不将 “实验组”(和盖特纳有联系的公司)和 “对照组”(和盖特纳没联系的公司)进行直接对比,而是对于实验组中的每一个公司个体,都通过将对照组中全部公司进行加权平均的方式构造出一个 “虚拟” 的 “对照公司”,使得实验个体和虚拟的对照个体在过去的各方面市场行为、趋势上达到最大程度的相似性。当我们为每一个实验个体都构造了这么一个虚拟的对照个体后,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新的对照组,从而可以和实验组比较,看两组公司在盖特纳提名后的股票收益率是否有区别。这一方法的目的,是通过让被互相比较的公司在过往市场行为、趋势上尽可能相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影响这些行为、趋势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


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者发现,在盖特纳提名消息传出后的一个交易日内,和盖特纳有联系的金融企业在股市上的累积超额收益率整体为 6%,在十个交易日内,这个数字达到了 12%。换句话说,和盖特纳有联系的公司确实从提名消息中显著获益。而在 2009 年 1 月份,当盖特纳传出逃税丑闻、为其提名被参议院批准的前景蒙上阴影之时,这些公司的股票表现出了短暂而明显的疲软。在改换变量的测量方式、剔除极端样本、以及进行若干证伪检验(falsification tests)后,研究者的数据分析结果依然和上述发现吻合。


那么,导致上述发现成立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呢?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股市起伏都发生在盖特纳正式就任美国财长之前,因此和盖特纳本人的施政行为没有关系。换句话说,是市场预期盖特纳就任财长后其施政行为会额外惠及和他有联系的公司。这又是为何?市场根据什么这样认为?


研究者认为,市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预期,并不是因为美国制度体系长期存在漏洞或者认定盖特纳一定会贪污腐败,而是危机时期的特殊表现。在严峻的金融危机面前,美国国会通过的救市法案使得财政部在执行救市计划时获得空前的自由裁量权。而与此同时,在危机面前,盖特纳对于应该如何施政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盖特纳必然会一方面依赖于关系熟络的 “智囊团” 的建议,一方面从其信任的旧友中聘任若干人员助其行政——两方面一结合,就为那些和盖特纳有故交的公司影响政策执行、多为自身争取利益提供了渠道。危机关头,行动要紧,速度第一,因此财政部的行为难免缺少制衡和监督,而这些行为在危机环境中又恰恰具备不同往常的巨大影响力。因此,政治联系此时展现出的显著经济价值,源自市场对 “危机时期财政部权力暂时大增” 这一事实的判断。


因此,这一研究的发现并不和之前的许多研究发现冲突——它恰恰说明了,在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政治关系有没有经济价值并不能一概而论,而要看具体的经济社会环境。在政局稳定、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制度限制确实能比较好的杜绝权钱互惠的情况。然而,在严重危机面前,某些部门和官员自由裁量权变大,制衡监督机制变弱,政治关系的价值就显现了出来。


虽然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环境天差地别,但这一研究发现对于认识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生态似乎也有一定借鉴意义。每当经济运行出现危机时,政治权力对于资源分配的作用和市场活动的干预程度提升,与权力的关系也就更可能转化为经济利益。这一视角,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 2008-2009 救市时期 “四万亿” 金融资源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乱象。



参考文献:

Acemoglu, D., Johnson, S., Kermani, A., Kwak, J., & Mitton, T. (2013). The Value of connections in turbulent tim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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