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力图对身边的事件给出一个连贯的解释，即使事件间的联系是偶然的，这种不可抗拒的趋势，比利时心理学家米乔特的经典研究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描述，米乔特设计了多种实验范式来探讨因果知觉，在他最经典的实验中：开始时A球位于屏幕左侧、B球位于屏幕中央；然后A球开始向右运动直至与B球接触并停止运动，同时B球开始向右运动。在这种范式下，被试可以知觉到强烈的因果关系，即知觉到A球向右撞走了B球。经过系列的实验探索，米乔特认为是事件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连续性是影响到人们对于事件的因果关系知觉的基本因素。
当然，除了物理时间，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心理事件，雾霾来了，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它到底是来自于何种因素，是汽车尾气，是建筑粉尘，是做饭油烟，是焚烧秸秆，还是工厂排烟？看到一起杀人事件的报道，我们开始探寻杀人者背后的动机，是源于杀人者本身变态冷酷的人格，还是受到邪教的蛊惑，亦或是社会风气中某种不可知的危险因素？这些都会令我们不时的引发对外部世界和自身的反省，形成社会共同的亦或是自身独有的认识论。
特维斯基和卡尼曼研究了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中因果模式的角色。他们认为，在一些证据或数据D的基础上，研究对目标时间X的条件概率P（X/D）的判断时，如果D被认为是X发生或不发生的原因，我们就称D为原因资料，如果X被视为D的一个可能原因，我们就称D为诊断资料。例如，对A人格的描述，通常被认为提供了预测他行为的原因资料，而对A行为的描述，则为其人格提供了诊断信息。
如果我们了解条件概率的一般处理法则，就不难发现D与X之间的因果角色并不影响P（X/D）发生的概率，而一旦我们纳入信息的心理影响，它们在因果模式中的角色便会发挥作用。特维斯基认为，相对于具有同等信息的诊断资料而言，人们赋予原因资料以更大的影响力。譬如说，如果请你以直觉估计下面哪个事件更具有可能性,或是具有同等的可能性：
如果母亲是蓝眼睛，那么她女儿也是蓝眼睛
如果女儿是蓝眼睛，那么她母亲也是蓝眼睛
尽管在连续的代际中，身高或者眼睛颜色的分布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俄勒冈大学的大学生中，有69人选择了第一个事件，只有21人选择了第二个事件。特维斯基就此认为，人们倾向于判断“结果”发生的概率比“原因”发生的概率更大，尽管这一判断可能是非理性的。
又如，在这样的一个例子中，你对那个推测更有信心：
由一个男人的体重推测他的身高
由一个男人的身高推测他的体重
绝大多数被试对由身高推测体重给予了比由体重推测身高更大的信心，但是这个不对称性却无法得到统计意义上的解释，用身高解释体重在人们的日常经验中比用体重解释身高有更好的解释力，这反映了人们的判断中对于原因资料的影响力的放大。
至此，特维斯基和卡尼曼还发现，基于原因资料的预测性推论的强势地位还体现在人们在面对与原有的信念不相容的证据的时候，人们只愿意花一些精力来解释这个证据所证明的东西与自身信念的区别，很少有人会觉得有需要对原有的观念、印象、概念或模型做出彻底的修改。在一个研究中，他们给114名心理学专业的学生看了一段对研究生汤姆的描述，并声称描述是在他念中学时由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在投射测验基础上写的。这段描述如下：
汤姆有很高的智商，尽管他缺乏真正的创造力。他有着对秩序、清楚、整洁和所有部分各司其职的整齐系统的渴望。他的文章相当的枯燥和机械。他有强大的动力去胜任工作。他看起来对他人毫不在意，缺乏同情心，也不愿与人交流。尽管以自我为中心，但他有很强的道德感。
他们首先要求被试推测的汤姆的研究生专业，结果被试中绝大部分人认为汤姆最有可能学得是计算机科学或工程技术，最不可能是社会科学和社会工作以及人文科学等。随后，被试被要求回答下面的问题：
实际上，汤姆是一个教育学院的研究生，他已经加入了一个为残疾人的教育而开设的专门培训计划。请你简要描述你认为最能解释汤姆的人格和职业选择之间关系的理论。
这个时候，被试面临一个明显的冲突，一个确定的事实和一个详细但不一定可靠的人格描述之间的冲突。绝大多数被试为了解决冲突，要么选择汤姆人格描述中合适的片段进行推论（如他有很强的道德观念），要么重新解释他的职业选择的心理意义（如这是他渴望支配权的表现），而没有修改他们对汤姆的印象。
高度发展的解释技巧恰好同样体现了人们对于预测性判断过程相比诊断性判断过程的更高信任。对于这点，特维斯基认为，无论模型多么不确定，人们都不愿意修改一个内容丰富且内在连贯的模型，而是非常舒适自然的用这样一个模型区解释新的事实，而不管这个事实有多么的出人意料，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极其流畅自然和轻而易举。
（来源：清华心理测试狂）
点击赢iPhone6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