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严杰夫（财经专栏作者，中国证券网资深编辑）
此次裁决对高通来说，很可能只是一场全球诉讼的“中场休息”
北京时间2月10日早间消息，高通宣布已经收到中国国家发改委的裁决，根据裁决，因为违反中国反垄断法，高通将被罚款9.75亿美元（折合60.88亿人民币）。
尽管高通此次被处罚的金额刷新了中国反垄断案的纪录，但在高通公司眼中似乎成为了某种利好。高通CEO史蒂夫·莫伦科在宣布收到裁决的同时，语气异常轻松地表示感到高兴，“这清扫了我们在中国业务的不确定性，我们现在可以将全部精力和资源放在支持我们的中国客户及合作伙伴等方面了。我们的前面充满了机遇。”不仅是高通自己对此次裁决表示“高兴”，股票市场也表现出了“欣喜”。在当日盘后交易中，高通的股票上涨3.1%。
旁观者或许很难理解高通和市场的这种反常心态。不过，当我们回顾高通一案的前情后果以后，就能够理解史蒂夫·莫伦科和投资者的复杂心情。2013年11月底，高通宣布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其启动反垄断调查。事实上，国家发改委当时的调查，针对的是两家海外科技公司：高通和IDC公司，IDC是美国通讯设备行业的龙头。不同的是，在调查启动不久之后，IDC就向中国国家发改委提交了道歉及整改承诺书，随后发改委决定对IDC中止调查。
高通的遭遇与IDC截然相反。2014年2月，高通模仿IDC向发改委提交整改承诺，并请求中止调查。不过，高通的承诺显然没有达到发改委的要求，因此未能成功申请调查中止。随即展开的，就是这场长达14个月的反垄断调查。2014年4月3日，高通总裁德里克·阿伯利率领6位副总裁和1名中国律师，首次“拜访”发改委。此后，根据发改委披露的信息显示，5月—12月之间，高通总裁和他的团队几乎以1个月1次的节奏，共“拜访”发改委7次，以求寻求和解方案。
但是，以一纸罚单为这场反垄断“战争”收尾，似乎早已初露端倪。在2014年7月，国家发改委表示，已经确定高通的垄断事实，并开始调查高通在中国的销售数据。很显然，这是在为确定对高通最终的处罚金额做准备。更有趣的是，在2014年8月，又曝出张昕竹事件。张昕竹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反垄断专家，参与了中国第一部反垄断法的起草。但他因为在反垄断一案中为高通辩护，而遭到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解聘。这一突发的“插曲”，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发改委在高通一案中的强硬态度。
曲折而漫长的博弈过程，势必让高通的高管团队疲惫不堪，投资者也在肯定会在发改委最终裁决落地前惴惴不安。因此，到最后，高通最期待的结果似乎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免除调查部门的处罚，而是如何尽快在和解方案上达成一致，以结束这场漫长的调查、沟通和辩论。
事实上，尽管在与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沟通过程中有些狼狈，但从最终的裁决结果来看，高通并非一无所获。对于高通来说，10亿美元的罚款，不到其全年营收的1/26。据高通自己预测，其在2015会计年度的应收将达到263—28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发改委要求高通实施的整改措施，并没有破坏其赖以生存的盈利模式，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它的“报价”。
发改委在官网上公布的高通五大整改措施，通俗点来说大致包括：降低4G专利费和整体专利授权费，取消高通专利捆绑，取消高通对中国手机企业专利的免费反向许可等内容。从这些措施来看，高通未来在中国的收入降低是肯定的，但其依靠专利授权收取费用的盈利模式，并不会受到根本上的冲击。从通讯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包括WCDMA、CDMA、TD-CDMA、LTE等在内的主流3G、4G模式，都无法绕开高通的专利，中国手机厂商依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高通的技术和专利。这样的市场格局也决定，高通在未来很难保证不会制造出其他变相的方式，来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
不过，中国国家发改委此次让高通在中国市场“打折销售”的措施，或许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所仿效。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上周，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调整了政策，认定专利合理费率应该以“最小可售单位”收取，按照这一政策，此前高通按照手机批发价为基础计算费用的方式，应当调整为按照芯片价格为基础计费。毫无疑问，这可能会比中国国家发改委要求高通在中国市场实施的降价，幅度来的更大。
这样来看，此次裁决对于在14个月的漫长“斗争”中抽身而出的高通，很可能只是一场全球诉讼的“中场休息”。对于中国市场来说，中国国内正在加速的信息产业国产化进程，信息安全政策愈发受到高层关注等背景，都让高通随时有可能再次陷入调查的“漩涡”。在海外市场，在苹果、三星这些下游手机巨头的压力下，各国也可能跟随中国国家发改委的脚步，再度掀起一场针对高通的“反垄断浪潮”。所以，莫伦科和投资市场的“轻松”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只能说是暂时的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