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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数据之巅：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
作者：涂子沛
197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根据这个法案，美国国会授权国家环保局每5年就对空气质量的标准进行一次审核，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以保证空气质量的标准能够不断提高，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
空气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两个指标:一是臭氧的水平；二是空气中各种颗粒物的含量，我们常常提到的是 PM10(可吸入颗粒物，即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和PM2.5(细颗粒物，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2.5 微米的颗粒物)。1996 年，美国环保局在做了详尽的成本收益分析之后，提出要将臭氧标准设定为 0.08ppm(ppm 为百万分之一)、将 PM10 的标准定为每立方米空气中要少于65微克，而且全年的平均值不得超过 15 微克。
为了确定这两个标准的具体大小，国家环保局做了几百页的成本收益分析报告。环保局认为，新标准主要有三方面的收益:一是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将大幅下降，这将挽救部分人的生命、节省医疗开支；二是空气质量提高后，地表的各种谷物、水果、植被将增产增收；三是改善城市的能见度，减少交通事故，提高生产效率。但在计算过程中，环保局却发现，他们难以确定空气标准提高之后各种疾病下降的准确数量，尤其是颗粒物的标准，因为是第一次制定，完全没有历史数据可供参照。但环保局又认为，就是因为没有数据，所以更需要制定一个颗粒物的标准，因为只有先设定一个标准，才有利于后续数据的收集和研究的开展。结果就是，不少数据都来源于环保局的估计。对于城市的能见度提高带来的好处，环保局采用了谢林教授在1966年提出的“价值意愿法”，即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城市每户家庭愿为提高一个能见度平均支付14美元。
环保局最后得出的分析结果是，由于这两项空气指标的提高，全社会的收益至少为194亿美元，最高可达到1061亿美元。而同时，全国的企业需要支出97亿美元来改善生产设施、控制排放，这97亿美元也就是这个项目的成本。
环保局缺“数”少“据”的分析，自然遭到了美国工业界诸多行业的反对， 交通运输、炼钢炼油、发电煤矿、化工造纸、建筑材料等各个行业无不受到新标准的影响，甚至生产除汗剂、发胶之类日用品的小企业，也要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它们群起而攻之，指责这个标准“不科学”、整个决策过程“不理性”。不仅企业，西弗吉尼亚州、密歇根州的州政府也表示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汽车工厂和矿区，要提高空气质量，就要承担更高的成本。
于是，美国货车运输协会联合了很多个公司、商会以及西弗吉尼亚等几个州的州政府，把美国环保局告上了法庭。其诉讼理由是：国会在授权环保局制定空气质量标准的时候，缺乏科学的指导，环保局夸大了新标准的收益，低估了相关行业和区域的成本，新标准根本不是理性决策的结果。这起官司之所以充满“喜感”，是因为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DC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的法官们认为，环保局可以用量化的方法来制定新的空气标准，但这个过程需要统一的、明确的标准，而国会在授权环保局制定新标准的过程中，确实缺乏明确的、智慧的原则和指引，也就是说，环保局没有原则指导，其实是“乱来”。但法官们又认为，作为政府机构，环保局有权制定一个更好的空气标准，即使推行这个标准的成本大于收益，也是合理的。换句话说，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环保局不用考虑成本，乱来有理!
巡回上诉法院虽然捍卫了新的空气标准，却也打了环保局的脸。环保局原本是被告，但其局长怀特曼先生感觉很受伤，于是主动提请巡回上诉法院重审，但该院12个法官里只有5个赞成重审，没有构成多数，要求被驳回，但怀特曼还是不服气，2000 年，他上诉到最高法院。
2001年2月，最高法院宣判，他们认为保护公众健康是环保局的唯一标准和不二法则，因此推行更高的空气标准可以不用考虑成本，至于在这个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环保局是不是缺乏“智慧的”原则指导，最高法院命令巡回上诉法院进行重审。
根据《清洁空气法》的规定，在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公示后的60天内，无论个人还是团体，如有不同意见，都可以向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
巡回上诉法院重审的结果，还是维护了环保局的权威。法官们最后认为，新的空气标准，是环保局在有限条件下理性决策的结果，不是乱来的，环保局最终完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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