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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战争中，大概没有比内战更让人扼腕叹息备感空虚的了。有争端有分歧，为什么不能在会场相商却偏要战场相残？打来打去，一方战胜了一方，纷争虽然表面上解决了，由此留下的创伤却久久无法平复，也许永远都无法平复。
几年前冯小刚的电影《集结号》提出的问题是，每一个生命都有尊严，每一个名字都应记住，当时觉得他对战争的反思只是浅尝辄止，或者说过于超越了——为什么不进一步去探究战争本身的残酷和荒谬？
后来想想这未免强人所难。待到读了美国历史学家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译林2015年2月版）一书，发现其也没有探讨美国内战的前因后果是非曲直，而是着眼于美国人对死亡、杀戮、埋葬、寻名的态度，虽也讲了美国人如何去接受和反思那场内战，但都比较“抽象”，几乎不谈政治和史事，如果冯小刚看了此书不知会否心有戚戚？
有个大人物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这话似乎意在宽慰，又像是在辩白。可是当要真正面对战场上的大规模死亡，人们终究无法那样坦然自若。
就美国1861年至1865年的内战而言，“罹难士兵的数字估计为62万，这大致相当于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殉难士兵人数的总和”，死亡率为2%，为二战的6倍，“南部邦联的死亡率是他们的对手北方佬的3倍；在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南部白人男子中，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于难”。
士兵之外还有平民。“战斗在农场与田野间肆虐，流行病在部队营地中蔓延，游击队员对妇女甚至儿童施加暴力、进行报复，征兵骚乱中的暴徒将无辜平民当作靶子，南方部分地区的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据估计有5万平民为此丧命。
死亡对美国人心灵的震撼不仅来自于空前绝后的数字（“死亡的丰收”），还在于因战争而死亡“有悖于关于生命正常终结的普遍预设”，即“处于人生之黎明者所遭受的打击似乎最为沉重”。
事后来看自然不言而喻，“它结束了奴隶制，并帮助我们诠释自由、公民身份与平等之意义”，“它使美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并将它推入经济扩张与影响世界的轨道”，但对于那些曾在内战中煎熬过并得以幸存的人们来说，当时的美国完全是个“受难的国度”.
战后“这一共同的苦难将超越长期以来人们在种族、公民身份和国家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使牺牲以及对牺牲的纪念成为南北最终统一的基础”。
当然，受难的人们不是没有怀疑：“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上帝在哪里？一个仁慈的神，怎能允许这样的残忍与这样的苦难存在？”这种怀疑甚至快要压倒了信仰，正如悲伤快要压倒了存活，麻木快要压倒了人性。
事实上，不分南北共同受难的意识也是逐渐形成的。战争初起时，双方士兵都不乏这样的信念，“我的死亡将会帮助正义事业取得胜利”，只不过“一个正义，各自表述”。
战争进行中间，双方都不尊重对方阵亡士兵的尸体，甚至破坏敌方士兵的坟墓，即便战争结束后依然有人坚持决不会忘记“那些为自由而战者与那些为奴隶制而战者的差别”，但这样的执念已然受到挑战。
诗人比尔斯在诗歌中斥责了“激烈反对装饰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人”，“请您记住，岁月的洪水是怎样席卷了死去的罪人；也请您记住，那洗去罪过的大雨正是遗孀们与孤儿们的眼泪。”
诗人惠特曼也吟唱道：“死难者、死难者、死难者——我们的死难者——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我们全部人的死难者（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最终都是我亲爱的人）。”
相应地，战后建立的国家公墓中起初是排斥南部邦联人的，大量南部士兵长眠在北方土地上无人理睬，也没有标记，任由破坏，使得后者只能借助南部州和民间的力量来重葬死者。
在重葬仪式上，维护州权主义和反对种族混杂的南部人试图为自己士兵的死亡寻回意义。
后来，随着死难士兵公墓和档案的建立，“‘死难者’成为了一个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之焦点，成为了一个所有人都愿意为之服务的群体”，一如1898年时任美国总统麦金利在演说中向南部宣告的那样，“本着兄弟情谊，我们应当同你们一道照料南部邦联士兵的坟墓。在上帝旨意的指引下，思想与感情的变化使时机已经成熟”。
战争，特别是内战，对于美国人而言，是非之分远不及受难之感来得真实厚重，这在有些国家看来未免丧失了立场，但正是这种“混淆敌我”的信念才能真正抚平战争的创伤，使得整个国家得以共享统一的价值观。否则，即便能够在渡尽劫波之后相逢一笑，内心深处的恩仇依旧无法泯灭，因为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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