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传媒副教授、博士、专栏作家）
北上广等城市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却还在推行不人道的排外政策
“春运”即春节前后的运输，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难题。春运问题不是一直都有的，改革开放前就不存在。那时候人们的活动受限于家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轻易离乡，因此彼时没有春运是政治原因。
现在春运难题长期存在，并且越演越烈。如果说刚开始是和人口多、运力少有关，那么最近几年人口总量增长缓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且中国的运输能力大幅增加，铁路、公路、航空乃至私家车的发展举世瞩目，春运问题却依然突出，为什么？
考虑到过去这些年，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在变化，但春运难题长期存在，不能有效缓解和根本解决，恐怕只能从不变的政治方面找原因。
首先是政策原因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春运出现。春运是个结构性、阶段性的问题，而不是全局性、全年性的问题。每年的春节前，人口从东部向西部移动，即所谓的农民工返乡潮，使得单向运力紧张，一票难求。而相反的方向，却运力空闲过剩，飞机票大幅打折。每年的春节后，人口从西部向东部移动，即所谓的农民工反工潮，再次出现单向运力紧张，另一向却过剩的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其他国家或许是个市场选择的过程，在中国这个政治与经济关系更为紧密的国家，却是个政治问题。过去出于战略平衡、国防战备的原因，搞三线建设，投资、交通、制造、研发、教育对西部多有照顾，出现了西安、兰州、重庆、成都等西部综合性发展的大城市，东西部的差距并没有现在这么大。
后来要经济高速增长、要投资快速回报、要地方出政绩，从最初的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到后来的浦东——长三角、广深——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带，成为中国投资和战略发展的重点。虽然也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主要还在开发西部的能源和原材料，缺乏长期和平衡的战略，没有教育、就业和造血机制的系统建设。从所谓的“211工程”一百多所重点大学几乎都在东部就可见一斑。东西部由于政策导向和官员政绩观的驱动，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越富强，就业和回报越多，西部越贫弱，自然就出现人口由东向西的涌动。
人口流向东部，如果能长期留在那里，也不会出现春节前的大规模回流。但是由于政治的干预，户籍和国民待遇的差异，流动人口在东部只能打工、服务、纳税，难以购房安家、教育、养老。他们的老人不能过来，孩子难以随父母上学，有的只是栖居的租住房，而不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家。在城市只有工作和赚钱，没有心理归属和家庭团聚。一年一度，只能选择回家过年。
城市化发展是必然，中国也在不可逆转的城市化，可政策导向却一直在干预这一趋势。80年代提出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即他们可以外出打工，但只是暂住，不能就地落户，妻子的计划生育查验、孩子的上学、自己的养老，还得回到家乡解决。现在北上广等城市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却还在推行不人道的排外政策，说白了就是要他们的建设、服务和艰辛，不给他们归属、家庭和未来。每逢佳节倍思亲，因为不能安家过节，他们只有加入周期性的春运大潮。
即使要回家团聚，倘若能错开春节，也不会如此艰辛。但是除了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部分规范的用工单位，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平日没有带薪休假，一旦离开，生计就没有着落。很多人周末和一般的节假日也不敢休息外出，因为工资太低，必须要靠加班和长时间的劳作，才能维持生计，年底有点结余。因此他们要么没假不敢走，要么有假也不愿走，只有在春节全民放假时来去匆匆。
这还是政治、政策的原因，如果劳动保护措施能落实，每个劳动者都有可选择的带薪休假的时间、有切实的最低工资保障、有节假日加班的强制补偿，大家何必都要赶在春节回家？
迄今，为了解决春运难题，试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办法，不灵；试过计划生育，到处修路、提速、扩大运力的办法，不灵；试过就地过年、增开农民工专列的办法，也不灵。其他办法都试了，为什么不试试政治政策的办法？比如，减小东西部差距、城市给外来就业者归属感、切实保护劳动者权利，等等。
如果人们在西部就业、教育很好，为什么要一窝蜂地跑出来？如果他们在城市不光工作，还能安顿一家老小，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过年？如果他们平时有假期，或者不需要天天劳作也能维持生计，何苦要都赶在春节时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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