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童年
崔永元
小时候看《闪闪的红星》，最震撼的就是它的颜色，鲜艳无比。个中秘密，无从知晓，直到有一天，一个小伙伴悄声告诉我，这部电影之所以色彩好，是因为“采用八度钢材拍摄的，”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
童年爱做梦，看完电影，考试都被梦见是在一大片映山红中。
童年爱效仿，从家里偷把盐，用水化了倒衣服上，没事儿就舔。
童年记性好，看三遍歌就会唱了，甚至会唱二声部。
童年爱较劲，非说有下集，潘冬子当了骑兵，他妈其实没死。
今天翻开往昔岁月仔细端详，才发现童年最是色彩绚丽，那是身体与思想比翼齐飞地当口，蒙昧、单调、专制都使不上劲，政治为童年盖上一块灰布，我们从漏洞里感受光影。
对童年而言，电影是为它增光着色的，随着年龄增大，色彩渐渐褪去，人生变成了黑白的。人到中年，尚有色彩，被称为童心未泯。
你一定想知道何为“八度钢材”吧？
下面是我组织出版的电影连环画《闪闪的红星》的内页选图。所有图片都是由标准拷贝翻拍制作，整本书图像清晰，色彩鲜艳，纤毫毕现，无与伦比。
红星升起的岁月
翟建农
1973年初，停滞已达7年多的故事片创作全面展开。八一厂摄影师张冬凉，一日无意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续广播节目《闪闪的红星》感觉不错，忙找了小说细看，觉得很有改编成电影的基础。他即刻向厂革委会作了汇报：“这部小说基础很好，能不能上？”《闪闪的红星》出版于“文革”中，政治上可以打保票；又是儿童题材，何乐不为？只是在业务上尚需专家考定雕琢。厂里透了底：“总政交待，电影的事，以后可以找找陈亚丁。”
陈亚丁，五十年代末调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在部队里颇有名气。“文革”中被打倒，当时刚刚平反获得解放，闲居家中。张冬凉住在京郊六里桥的八一厂宿舍，陈亚丁住在市中心景山后街的总政住宅，几个来回跑下来，俩人的意见取得一致。随即，八一厂向总政和文化组申报了选题。1973年下旬，国务院文化组正式向八一厂下交“为儿童拍摄电影”的任务。八一厂迅速组建了《闪闪的红星》创作组，确定由陆柱国、王愿坚、张冬凉、王苹、曹欣、陈亚丁负责小说改编，并从南京军区借调了小说作者李心田来厂共同写作。剧本经过反复讨论，大改过两次，到7月底定稿。
在此期间，摄制组也成立起来，确定由张冬凉任组长，李俊、李昂任导演，张冬凉、蔡继渭任摄影。摄制组一成立，张冬凉就带领着导演、摄影去江西雾源山区体验生活、选择外景地。下生活一个多月，摄制组满载而归，确定了青山翠谷、溪流潺潺、离景德镇20多公里的鹅湖做外景。谁知回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张冬凉被上面指名担任样板戏《平原作战》摄制组组长兼摄影，拍摄《闪闪的红星》的重担，全压在了李俊的身上。厂里把李俊找去交待任务：“在组里由你任第一导演、组长、党支部书记，行政、思想、业务一把抓。摄制组马上出发，到外景改写分镜头本子。”
李俊虽是“三位一体”，却懂得超脱的窍门，只抓“主要矛盾”，拿大主意。他将权力尽量下放，党务交给副手去做，副导演师玮等人则专职负责挑选、指导小演员的工作。
按照剧中人八、九岁的年龄，师玮等人在北京市内一些小学跑断了腿，百余个孩子看下来，一无所获。碰巧，“五·一”节各学校举行了庆祝活动，年仅9岁的三年级学生祝新运的演出，被北京电视台录像播出，小家伙浓眉大眼、双颊浑圆，现得格外精神活泼。李俊看了当即拍板，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
小演员进组，由师玮负责调教。拍儿童影片，最难的是引导小演员进入规定情景中，假做真来以真乱假，让孩子们相信剧中的故事是真实的，他才能投入进去。开头的几场戏进展极不顺利，师玮平日给孩子们读剧本、讲故事、拉戏，言传身教花尽了心血，可是一进入拍摄现场，祝新运总入不了戏。在拍冬子妈为掩护群众撤退，被胡汉三带领的白狗子还乡团烧死在草房中的一场重头戏时，要求冬子眼望熊熊烈火，强忍悲痛，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回去救妈妈的老乡们。这天到了现场，一片肃穆庄严的气氛，师玮苦口婆心，拉着小新运慢慢启发他：“爹走了，妈死了，你剩下一个人可怎么办啊？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说到伤心处，师玮自己入了景，哽咽着哭了。这时，小新运却觉得挺好玩，“扑哧”一笑，全场顿时哗然，一下子就把这天的计划全砸了。散了场，李俊正式找小新运“谈话”，他皱着眉，黑着脸，狠狠地剋了小家伙一顿；话到恶处时，干瘦的面颊上竟泛起了青光。小新运害怕了，自那以后，再说戏就不走神儿了。
小新运小大人一个，颇得大家的疼爱，在组里很有人缘，常常有人热心地为他支招儿，教他怎样演戏。每遇这样的热心人，小家伙总是一扭头，硬邦邦地说：“你和李伯伯说去”，显得很有主见。戏演得多了，小新运越发自信，影片中有一场戏，冬子母子俩夜半聊天，思念随红军长征而离家的父亲潘行义。冬子妈坐在床头一边打草鞋，一边给趴在床上的冬子唱《映山红》。剧情要求冬子在静听妈妈的歌声中，漫漫流出热泪，以表现对远征的亲人的思念。开拍前，考虑到这场戏时间长感情不易保持，化装师问：“冬子，要不要点眼泪？”小家伙大声说：“不用！”果然一到点儿，自己就哭了，且不温不火，恰倒好处。
样片拍了大半，回到厂里却受到批判“右倾回潮”运动的影响，被枪毙了，主创人员遭到强烈的冲击。八一厂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陈亚丁当了一把手。运动了一阵子，《闪闪的红星》有幸得以继续拍摄。不过，摄制组作了微调，李俊仍然负全责，剧本创作组的王苹调进导演组，以加强艺术创作。
1974年2月底，再次修改后的剧本定搞。4月初，摄制组大队人马二下江西，到了鹅湖外景地，正是油菜花黄遍地金，青山绿水交相映的大好时节。大自然的美丽景色，净化了刚刚从“阶级斗争”火线上撤离出来的创作人员的心灵，陶冶了人们的情感，大家群策群力，一门心思搞创作，一帧帧清澈脱俗的画面随着摄影机的流转诞生了。
《闪闪的红星》摄制于“文革”中后期，“三突出”僵硬死板的理论，不能不对影片的创作产生影响，然而，导演们却能够在自然的山水间寻得一分浪漫、一点抒情。影片的华彩段落，是宋大爹送冬子乘竹筏顺江而下去镇里米店当侦察员的一场戏，剧本只有一句话：“一只竹排顺江而下”，只是个过场戏。陈亚丁说：“笔墨不要太多，可否设计一个像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样的场面？”于是，摄制组在这里大作文章，从各个角度、各种景别，拍摄了冬子蹲坐船头，宋大爹持长竿稳站在船尾的镜头；清澈的江水，时而急进时而缓行的竹排，两岸慢走的巍巍青山，翱翔高空的雄鹰，组成了天人合一的生动画面，再配之以抒情男高音李双江演唱的《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优美旋律，形成了人情、诗情浑然一体的音画意境，是中国电影史上难得一见的经典段落。这首歌的歌词，李俊在导演本中曾写了一段：“小小竹排顺江游，两岸青山身后留，今日悄悄去，明日满江红。”但是，大家看了，觉得冬子年龄小“不配满江红”，太过了，就改成了今天观众熟悉的词儿了：““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
初夏时节，摄制组完成了外景拍摄，再次拉回北京拍内景。党委审看了样片，评价不错，确定将其作为向建国25周年献礼的影片。相对而言，内景戏难度比外景拍摄更大，人财物要有绝对保证。陈亚丁拍胸脯打了包票，只要李俊专心拍戏，有什么要求尽管提，要什么给什么。他是厂里一把手，权重位高，拍片有困难一句话全解决了。为了保障影片拍摄质量，他干脆到摄影棚现场办公；攻关阶段，五天五夜陪在棚中，寸步不离。当时人们累得做下就打盹，不过有领导做榜样，上下一心，《闪闪的红星》按计划完成，八一厂终于迎来了“文革”时期的第一部故事片。
1974年10月1日，《闪闪的红星》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公映，立马火暴走红。与当时以受教育为主的各类文艺节目有所不同，影片中的人物虽然也是生活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激烈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然而主体内容却是以一种舒缓轻快的调子来展现的，大量的风景镜头，带出了满山青竹、遍野映山红，小小竹排游江上，声声鸟鸣乱山林的优美景色，清新之气迎面扑来，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的《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闪闪的红星》（主题曲）等插曲，曲调通俗，旋律明快，人们更是竞相传唱，还成了中小学音乐教学曲目。更抓人的是祝新运出演的潘冬子，虽说人物设计上受“三突出”理论的影响，言语举止超出了实际年龄，可是演员胖乎乎的稚嫩脸蛋和一双清澈照人的大眼睛，在表演上得了分，基本扣住了这个年龄段的心理状态，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与总是吹胡子瞪眼睛做革命状的各个英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人耳目一新。
《闪闪的红星》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不是靠舆论吹出来的，影片在八一厂“五·七”干校大农场上放映时，银幕的两侧都坐满了人；在北京市菜市口电影院首映时，闻讯赶来的观众一拥而进，人与人之间胸臂相连，脚下面竟没有一块立足之地，致使影院不得不宣布改期放映……轰动效应带来了极丰厚的经济收入，钱赚得狠了！当时拍彩色故事片，成本一概70万元，《闪闪的红星》的盈利远超过此数，仅北京一地，拷贝就售出八、九十个，全国加起来，虽然每张电影票价仅五分钱，票房也创了历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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