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震江是那个时候的大腕，据说走在街上能让交通堵塞，一是他那副尊容太独特了，二是他的演技太高超。那时候的孩子大多会说一句，“搜索队长王德彪”，电影《侦察兵》里安震江的经典台词。他是那个时代，带给我们快乐最多的一个人。
我喜欢安震江就是从《侦察兵》开始，许多人也一样，新片上映（其实是老片复映）不知道好坏，一听说里面有“王德彪”，一定去看。真正懂得欣赏他的精采，是从《红旗谱》开始，那个穿着抿裆裤的狗腿子。一遍一遍地看《粮食》，我一次次地被他逗得笑倒在沙发上，直到字幕出现，于夜深人静之时，心底泛起一丝酸楚。
这是一个一辈子演小人物，也演了一辈子小人物的演员。在《粮食》的海报上，甚至没有他的名字。但你看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那么恰到好处，总能通过形体表演细致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既有他自己的表演风格，又绝对合乎电影人物身份和性格特点。
我敬重他，并不只因为他曾经给了我许多的快乐，也不只因为他一句“汉奸也得吃饭啊”突然给我的启示。
他和他那样的人，值得我们尊敬，也值得我们用一点文字去怀念。
安震江（1928年――1977年），昌平区百善镇上东廓村人。祖父安其武在村中以教授私塾为业，父亲安殿恒是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庆仁堂药店的店员。安震江自幼在村中小学读书，13岁后到北京城里上学。1951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转入表演艺术研究所和北京电影学校学习，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1955年至1957年间曾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此后，又调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先后在《沙家店粮站》、《虎穴追踪》、《红孩子》、《地下尖兵》、《暴风雨中的雄鹰》、《平原游击队》、《红旗谱》、《矿灯》、《粮食》、《五彩路》、《暴风骤雨》、《侦察兵》、《烽火少年》、《沸腾的群山》和《战地黄花》等十几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创造了栩栩如生的银幕艺术形象，是中国影坛反派演员的佼佼者。
安震江毕生热爱电影艺术，在他的心目中，演戏是高于一切的。1951年北京电影学校成立的时候，安震江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为了能够投身到喜爱的电影艺术工作中去，他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和比较安逸的工作，毅然转学改行。参加工作后，分配给他的角色无论大小，戏多戏少，他都不争不抢，认真做好案头工作，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形体表演都刻画入微，达到内外一致，协调统一。为了演好影片中的人物，剧组经常组织演员深入社会，体验生活，每次深入生活他都非常投入，从各行各业的人们身上积累素材，汲取营养。在筹拍《巨澜》之前，他为了演好影片中戏曲教师的生活形态、表演姿态和课徒神态，专门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庆春先生请到家中，虚心求教，认真体察，以便把握角色的表演分寸。
安震江从影24年间，扮演的几乎全是反面角色，故事情节发展到最后，大多又难逃覆灭的下场。为了避免千人一面，他饰演的人物既有他的表演风格，又合乎人物身份的性格特点。他为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设计了一个绝不雷同的死法，即要符合剧情发展的需要，又要让观众觉得'解气'，还要合乎剧中人的身份和阅历；不但让细心的观众由衷折服，演艺界的领导和同行也情不自禁的交口称赞。
安震江同志生活严谨，待人诚恳，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和同志们评价他：'能与所有的人合作'，就是对他一生从艺、作人的充分肯定。安震江同志多才多艺，除了演电影，他还能写、能说相声，表演幽默、滑稽小品。在外景地拍片是很枯燥的事情，为了调剂演员们的精神生活，安震江总是放弃休息的机会，利用拍摄间隙给大家表演一、两个相声小段，而且很多都是'现挂（即兴表演）'的节目，使大家的心态都得到了较好放松和调整，继续拍摄时都能很快进入角色，所以安震江的相声小段受到了导演、演员、剧务们的一致欢迎。他创作的一些相声小段，例如《打呼噜》，发挥了他观察生活细、表演幽默、夸张的特点，将打呼噜分为惊醒呼、断气呼、梦话呼、吃喝呼等8种之多，表演之后，令在场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一些青年演员从大家的笑声中，学到了老演员厚积薄发的艺术修养。
安震江同志戏缘好，人缘好。他长期心脏不好，心跳每分钟达120次左右；他出名后，经常有人来访，往往应接不暇。但是，不管是首都、还是外地的记者，大报、还是小报的采访，他都尽快安排时间，认真接待。1966年春天，他在河北省邢台地区搞四清时，正赶上地震，他奋不顾身地冲在前面，解救出一个个压在倒塌房屋下面的农民兄弟。
1977年秋天，安震江同志在黄山拍摄电影《巨澜》时，因突发心脏病，于9月12日下午2时病逝，终年49岁。安震江同志的英年早逝，是中国电影艺术事业的一大损失。2002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流金岁月》栏目为他制作了专题节目。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安震江塑造的《粮食》里的四和尚、《侦察兵》里的王德彪、《平原游击队》里的老地主等一个个丰满的艺术形象，给人们带来了良好的艺术享受，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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