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柳堡的故事》(1957)海报
电影《柳堡的故事》(1957)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王苹倾情演绎革命爱情的影片，二妹子陶玉玲则上位50、60年代中国观众的“红色恋人”！
影片是石言、黄宗江根据石言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现役军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可谓打破了当时的禁区。影片的新颖之处在于，在描写战争时期的军人生活的影片中不着重大规模战斗的描写、而着重写军队的休整和军人的个人情感生活；写年轻人儿女情长而又不失其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在战争叙事中融入温馨的爱情场景，是影片至今魅力不衰的“奥秘”。
影片的女主演陶玉玲虽是第一次登上电影银幕，但却把二妹子这一角色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表现得十分细腻动人、清新可感。陶玉玲的东方式的秀媚，或者说是东方式的柔婉，最能打动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心弦。影片映出后，陶玉玲顿成闪亮明星，成为一个时代的美丽与情感的不能言宣的象征和许多中国男观众的审美典范和梦中情人。
【现实的“残酷”突破引来争论】
电影《柳堡的故事》(1957)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原作者石言1942年从上海弃学从军，随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小说《柳堡的故事》就取材于他的亲身经历。
那是1945年4月的一天，石言所在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驻扎在江南天目山区，担任团内油印报纸《战斗报》主编的他，下连队了解工作返回，年轻的副班长徐金成送至山腰的凉亭旁，俩人坐了下来。面对着红透竹林的晚霞，小徐谈了一会儿战士们的思想，忽然换了声调说：“我也有个‘军事秘密’呢！”
原来，部队此前在苏北宝应休整时，这位18岁的副班长在帮助群众劳动中，认识了一个长辫子姑娘。用他自己的话，“我们手也不曾拉过一拉，可是很要好”。后来部队要南下过江了，他知道可能从此永别很难过，甚至想到脱离部队去地方上工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下决心随部队南下，等抗战胜利再考虑个人的事。
这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一直萦绕在心，石言始终清楚地记得，年轻的副班长虽因事过境迁，说得似乎很平淡，但看得出来，提起姑娘爱他，还是有些得意，暴露自己有过落后思想，不免显得害羞讲到终究站稳立场，又感到自豪。特别是当他说到“啊，抗战真的快要胜利啦……”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只是圆脸映着夕阳，眼睛光闪闪地望着竹林深处，这时晚点名的哨音也响了起来。
就在这年9月日寇投降前的大反攻中，这位副班长在苏南宜兴丁蜀山战斗中不幸牺牲了。此后石言曾托人到宝应寻找那位“长辫子姑娘”，可惜因掌握情况太少，一直未能找到。
到了1949年秋天，因病住在医院的石言，从前来探望的老战友口中得知，苏北宝应地区解放了，这使他受到了触动：幸福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宝应的姑娘一定分得了土地，也许都结了婚抱上娃娃了。年轻的副班长徐金成如果健在，也会感到欣慰。继而他又想：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者牺牲生命，却不知道许多革命者还曾牺牲过爱情，而后者有时比前者还更困难，如果把这一点写出来，岂不更有教育意义?
基于在革命战争中经受锻炼的体验，加之对新四军战士和苏北人民的熟悉和喜爱，石言激情汹涌，生活印象纷至沓来，人物情节水到渠成，马上伏在枕上挥起笔来，伴随着年轻四班长李进的侠骨柔情、“二妹子”的善良伶俐、贫苦白姓的相依为命、汉奸恶霸的为非作歹……他时而欣喜、时而含泪，完全回到故事发生的情境之中。
就这样，几乎在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的回响之中，小说《柳堡的故事》呱呱落地了。它鲜明而集中地体现了石言的创作个性：战斗的，也是抒情的，深思的，也是乐观的。最为典型的是作品结尾，他起初写成1949年大军南回，指导员去柳堡见到二妹子，李进却已牺牲了。这固然接近事实，但石言感情上不能接受，觉得反而不真实，因为确有许多忠勇的战士光荣献身了，但还是有更多的战个，和人民一起得到胜利、光荣和幸福，因而小说发表时，李进和二妹子还是胜利重逢了。就连故事发生地柳堡，它的真实名字原来叫留宝头，石言当年随部队驻扎在这里时改名为刘坝头，沿河尽是大柳树。
创作小说时为体现既是战争的又是抒情的风格，他将“刘”改“柳”，因“柳”字多情，但“坝”字没有兵味，又改写成“柳堡”。后来电影拍摄时，导演王苹特意询问柳堡是否真有其地，石言告知就是宝应的刘坝头，摄制组专门前往拍了两个月的外景，当地由此正式以柳堡命名，开了因一部电影而有永久地名之先河。
然而石言的这篇小说多少偏离了主流，因触及到当时革命军事题材创作不表现爱情的禁区，刚发表不久就引起了争论，焦点是这样的生活内容能不能写？应当怎样写？小说宣传了什么思想？当时一种意见是军队在战斗生活中，军民之间不允许谈恋爱，这是集体利益所要求的。像有的批评者所说，因为恋爱在当时是违反纪律的行为，惟一的办法应该是禁止、处分、批评、斗争，而不能是其它，任何对这种行为的姑息，都会造成危害，因而写这种题材的作品，即使掌握得好，也难免生副作用，主张最好不要接触这种题材，要写就必须否定它的合理性，把它作为违反纪律的行为来加以批判。有的甚至认为，《柳堡的故事》实际上是歌颂了不合法的爱情，因而作品是应当被否定的。
另一种意见是：战士和农村姑娘发生爱情，既然是生活小的现实，它就可以被作为创作的题材，问题是作家用什么立场观点来对待这类事件，用什么态度对待生活，如何把它和：革命利益的内在联系发掘山来。
多年以后，石言提及这场批评争论，曾颇有感慨地说：“脑子里灌进不少教条。此后六年，我没有写成一个短篇”，《柳堡的故事》改编电影也因之受到了影响。
【改编曾走弯路 折腾了近七年】
电影《柳堡的故事》虽然拍摄完成于1957年，其实它的改编工作早在小说问世的同时就着手进行厂。时为南京军管会文艺处长的赖少其看了小说原稿后，便认为可以发表且可改为电影，于是很快在南京一家刊物公开刊出，改编电影的任务则交给了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文艺科，科长沈西蒙又布置给该科创作组里惟一过去写过电影剧本的黄宗江。
当黄宗江在苏南郊外一个野战医院找到了正卧床治病的石言，两人一见相投。石言很敬重这位比自己年长而又卓有建树的行家。黄宗江则从接触中了解到石言既有战斗体验，又有写作经验，特别是当过连队的指导员，接触过作品里所写的李进那样的人物，那样的故事，执意拉住石言共同担任编剧，得到了上级批准。
就在两人联手进行改编之际，关于小说的批评、争论相继出现，这使他们对这一题材的认识与把握陷于矛盾与困惑之中，反映在人物设计上左右摇摆、互为抵触，曾想把男主角写成一个贪图亨乐的战士，思想品质不好，和二妹子的爱情掺杂着极为不纯的个人动机，是一个受到严格批判而未能如愿以偿的人物：又曾设计男主角思想意识非常正确，政治上比较成熟，他之倾心于二妹子，完全出于一时的杂念，经过教育认清了在严酷的战争时期不应有一丝一毫的个人想法，因而断然拒绝了二妹子的爱恋，毅然全身心投人革命战争……改编工作一度陷入难以为继的状态。
幸而相关领导给予关心和帮助，坚定了两位改编者写成它的信心。不仅总政文化邵的陈沂、宋之的等直接主抓，不厌其烦地看提纲，读剧本、写信、座谈，而且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周扬也很重视，亲自过问创作方向所涉的爱情问题的处理，他曾专门作出书面提示：“最关键的一点是部队的纪律，特别是军民关系方面的纪律问题，如果这恋爱是发生在部队和驻地居民之间的话！同时又是在紧张的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像恋爱这类属于个人情感个人幸福的事，就不能不退到生活的极不重要的地位中去。因此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要只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的、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上。如果这个位置没有摆上，那就要成为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了。”
几经磨合，黄宗江与石言终于为作品确立了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但归根结底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是互相结合的构想。他们让二妹子的命运与新四军的来去、对敌斗争和胜败，始终紧密相连，使之与李进的爱情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李进也被塑造成一个在党的帮助下，用集体主义一步步克服个人主义，在对敌斗争和自我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
电影《柳堡的故事》(1957)电影版小人书封面
尽管如此，由于受到接踵而来的批判电影《武训传》(1950)等政治思想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影片《关连长》(1951)《我们夫妇之间》(1951)等因为描写干部，军人的男女纠葛而遭到挞伐，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思想”等帽子，导致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日趋严重，《柳堡的故事》的具体改编工作，也不可避免地走了弯路。譬如在曾经有过的稿本中，为了渲染革命的坚定性和斗争的尖锐性，李进被完全写成“言沦小生”， 二妹子被抢时让敌人绑在桅杆上，为了“反映时代”大写斗争，曾把故事背景改至1946年，敌人变成了蒋军，大规模运动战、大撤退、还乡团、大反攻……打得不亦乐乎，二妹子也在敌后成长，为了避免与战争平起平坐，爱情线索一再淡化，隐蔽，就连指导员初见二妹子时的一句极其符合生活真实的内心独自“我虽然是指导员，看到好看的女人也会注意一下的”，也被生硬删去……
就这样，置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审查、讨论、修改之中，两位作者为《柳堡的故事》的电影改编整整折腾了将近七年时间。直到1956年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题材和风格多样化，这年底剧本才正式获得通过，下到八一厂投拍。
回首这颇多周折的创作历程，今日黄宗江在慨叹“苦不堪言”之际，也坦陈“其乐无穷”。这“乐”不仅在于通过共同完成这部后来蜚声影坛之作，与石言结下保持终身的诚挚友谊，而且由于这位在生活，也是多情的“指导员”的成功“顾问”，黄宗江在此期间收获了爱情的果实，他的万言求婚书，就是先拿给石言审阅，并促使他作出勇敢直呈举动的。正是在这一“重火力”进攻下，阮若珊接受了黄宗江的爱。
【导演力主抒情 人物有血有肉】
执导影片《柳堡的故事》的王苹，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在影片中对如何以抒情风胳表现革命战争作了大胆而成功地探索，显示了非凡的艺术胆识和创新精神。
王苹介人该片创作较早，参加了剧本最后定稿，她坚定支持了它所具有的抒情风格。剧本中李进在指导员问有没有和二妹子讲定时，回答的台词足：“没有，讲了也作不来数的，万一我吃颗‘花生米’报销了呢!害她?”作者原已删去了，就是王苹坚持保留才恢复的，她说：“这种话，会使许多女同志感动，这正说明李进的爱情是高尚无私的嘛！”在她的建议下，作者还增添了一些小说中没有的情节，如二妹子扯断围腰的带子、小牛拉李进看姐姐绣的信物等，使剧本比以前更为丰满充实。后来传唱久远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也是这时王苹硬让作者“挤”出来的。
进入实拍阶段，为追求和体现影片特有的浓郁而又委婉的抒情基调，王苹花力气、下功夫，采取外景实地拍摄与棚内搭建布景相结合的方法，发挥电影作为综合艺术的特性，营造与之相适应的环境空间。她精心选取潺潺的流水，悠悠的风车、轻拂的杨柳、飘荡的小船、错落的板桥等极具苏北水乡地区特征的景物，通过构图、角度、节奏等富于变化而又相得益彰的镜头运动，再配以由民歌小调演绎而成的清新优美插曲的反复咏唱，以及问或传来的布谷声声等音响映衬，为所描写的既定战争背景下的男女主人公所经历的情感波折，构置诗情画意般的浪漫氛围。
在人物的性格刻画，感情揭示与心灵开掘上，王苹更是倾注了热情与心血，表现了女性导演特有的深沉与细腻。她在影片中紧紧抓住充斥李进（廖有梁饰）内心的革命需要与个人感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层次地展示了他以革命利益为重克服个人感情欲求的过程：因听到二妹子悲惨的遭遇，而产生极大同情，经过领导帮助，认识到只有解放全中国才能彻底地解救像二妹子这样穷苦的百姓，毫不犹豫地跟着部队前进；二妹子被刘胡子的狗腿子抓走，又奋不顾身地参与营救：当部队决定要离开柳堡参加大反攻，内心再一次漾起留恋之情，但还是义无反顾服从命令……通过这步步推进的深入而细致的情节铺陈与场面描写，人物真诚而丰富的心灵世界得到逼真准确地呈示，使银幕上的李进形象有血有肉，既不乏儿女情长而义不失革命本色，令人信服地表现了革命战士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崇高胸怀。
对于二妹子，王苹则着力突出她作为农村少女固有的淳朴、深情、大胆的特点，力求在影片中予以舒婉自如地表现，从其身上体现出老百姓对子弟兵的热爱与信赖，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当两位作者推荐时任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演员的陶玉玲，外形与角色接近，演技也不错，王苹立即一路追赴南京、杭州、舟山，直至与之见面。因日夜下部队基层巡演过度疲劳，右眼感染肿大，远看就像“独眼龙”，连陶玉玲自己都觉得形象特别差劲，周围的人也不很满意。但王苹独具慧眼认定她气质适宜，大胆决定起用。陶玉玲初涉电影表演缺乏经验，王苹一方面严格要求，安排她在外景地深人生活，和当地女社员一起种菜、割麦、光着脚板车水，从日常劳动小进入角包另一方面精心指导，帮助她把握人物基调，掌握性格脉络，甚至亲自为之设计动作细节，在拍摄时总是反复强调要把银幕形象拍得清纯一些、好看一点，“二妹子，给加点糖”成了王苹现场启发和诱导演员的“口头禅”。许多经王苹呕心沥血指挥拍出的淳朴、精美的神情、笑靥、动作，如二妹子树下眺望、镜前戴花、打小牛一拳、送水给副班长等，把一个情窦初开少女的纯真、羞涩、腼腆，娇柔表达得维妙维肖。
毕竟王苹所在八一厂姓“军”，作为军事电影生产基地，需以正面表现我军的历史和传统为已任，对这个战争和爱情故事的演绎，所抒之情无疑必须是健康而美好的，因而她没有将李进与二妹子的爱情仅仅局限在个人情感生活的狭小天地，而是同他们各自的人生追求、历史使命紧密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地把握住这种情感的度。影片中李进与二妹子虽有单独会面的机会，双方却并没有吐过一个“爱”字，也没有拉过一次手，但观众却能随处体会到他们之间那种纯洁深沉的爱情。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脉脉含情却又显而不露的审美效果，在于导演善于借助生动的细节与人物的眼神，作了生动而巧妙地表现。
难能可贵的是，王苹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曾任总政文化部文艺处长兼《解放军文艺》杂志上编的丈夫宋之的因病刚刚去世，她怀着失去生死与共战友和亲人的悲痛，只身带着四个孩子，仍然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把这个充满阳光与欢笑的战争与爱情故事拍摄得异样精细与优美，这种执着态度与敬业精神令参与该片的摄制人 员至今感佩不已。
【插曲毁誉交加 作曲家遭迫害】
1958年初影片《柳堡的故事》正式公映，看惯了充满烟火和枪炮声场面的广大观众，第一次在战争影片中见到这么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顿感耳目一新，因而倍加欢迎，尤其是插曲《九九艳阳天》不胫而走，很快在各地传唱开来，甚至出现了比影片更加出名、更加流行的现象。
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在影片中四次出现的《九九艳阳人》，与画面紧密结合，始终贯穿全剧，每当主人公的情感产生波动时，就通过不同的对象唱出，起到抒发人物内心情感、推进情节向前发展的作用，其意义已经超越一般的插曲，而成为纯朴，真挚、缠绵爱情的象征。而且歌曲通俗上口，结构简单，电影放映过程犹如起了教唱作用，观众看完电影差不多就可以背了下来。这不能不归功于作曲高如星的杰出创造，他是西北人，14岁参加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剧社”，虽然首次参与电影音乐创作，却能成功吸收并采用扛南民歌曲调，在此基础上一举写出脍炙人口的《九九艳阳天》，显示了他的音乐天赋。
随着影片上映引发的《九九艳阳天》广为传唱，很快在社会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肯定者认为，这首插曲“始终没有离开故事的主题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主题的发挥，通过歌声，把那些在对话中难以表达的思想感情，传达给了观众”，“描写了一个农村姑娘对革命战士的真心爱慕，以及她对革命的祟敬，从而歌颂了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伟大，赞扬了他们朴实
而又纯真的爱情”。否定者则表示，这首插曲“表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粉红色的爱情幻想”，“迎合了很多青年的不健康情绪”。在歌里“感受到的是一种软绵绵的不够健康的情绪”，“好像是又听到了解放前扬州姑娘卖唱时的那种扭扭捏捏的音乐格调，也想到了周璇唱的《天涯歌女》，二者在旋律的装饰上很相似”。
围绕对《九九艳阳天》的评价，《北京口报》《人民音乐》《大众电影》等报刊纷纷开展讨论，从刊发来稿的题目《“九九艳阳天”是一首很健康的歌曲》《“九九艳阳天’的创作方向值得研究》《战士喜爱“九九艳阳天”》《不应该过份推崇“九九艳阳天”》《这不是一首好的爱情歌曲》《“九九艳阳天”唱起来不对劲》等等，可窥争论激烈之一斑。李焕之、瞿希贤、李凌、谭冰若等著名音乐家也予以关注，分别撰文发表看法，认为“这是一首比较成功的爱情歌曲，其情调是委婉动听的，旋律比较优美，并且有令人感到亲切的南方民歌的特色”，同时也提出它存在的弱点和缺点，如有些乐句、旋律“带有缠绵、阴晦的情调，唱得不恰当，就容易变成忧悒，轻佻”。
电影《柳堡的故事》(1957)海报
一部电影的插曲，引起如此巨大而热烈的反响，这是前所未有的。
争论持续了颇长时间，后来罗瑞卿总参谋长曾当众表态：这是一首最好的抒情歌曲，才一锤定音得以平息。然而到了“文革”爆发，罗瑞卿被打倒，这又成为一条罪状，被横加在作曲高如星头上。此前他因曾随总政歌舞团出访过苏联和东欧各国，平时表现出过于喜爱苏联音乐，而在1961年中苏文恶时受到怀疑与处理，已从八一厂放逐到武汉军区文工团摘创作，“文革”中又因《九九艳阳天》“靡靡之音”再遭迫害，昼夜严刑审讯导致肺部严重创伤，发生癌变而去世，年仅42岁。据说，他最终还是唱着自己所写的这首心爱之歌离开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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