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新诸子论坛 于 2013-10-13 20:05 编辑 如在西方天象学中，猎户座星座的主体即是由参宿四和参宿七等4颗亮星组成一个大四边形，在四边形中央则有3颗排成一直线的亮星，并被解释为系在猎人腰上的腰带，亦即参宿一，二，三（猎户delta，epsilon，zeta）。
我们看到，在西方天象学中，曾将排成直线的参宿一、二、三这3颗亮星，单独的解释为系在猎人腰上的腰带，亦即认可它们拥有独立的识别单位。
同样，在中国天文学及民间习俗中，也对参宿一、二、三，直称为“三星”。而在汉语中，“三”及通“参”，所谓“参宿”，其实也可被解释为由“参宿三星”为核心的“参宿”。也就是说，“参宿七星”可被理解为“参宿三星”的扩充，在星官的指称上，也是彼此可以相互替代的。
3：B73可被解释为天狼
“参宿”下方稍微偏左处的“73”，其刻符形貌为加深的三角形，连在一个带光芒的小圆圈上，揆诸星空，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天狼星”。
4：B70可被解释为弧矢
刻符B70的形貌，很像是射出去的箭矢，透过四个被射开的黑点，着落在二个空心圆上，按图索形，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弧矢”。
5：B65可被解释为玉井
“参宿”下方B65的的“土”字形符，揆其地望，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玉井”。
6：B74可被解释为军市
“天狼”下方的B74，其形符表征为在一根横线上，竖了一只高杆，高杆顶端散布6个黑点，揆其地望，按图索形，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军市”。
7：缺乏明显解释依据的其余散星
“弧矢”周围还有如B66、B67、B78、B79、B80、B81之类的散星，揆其地望，可被解读为天狗、天记、天社诸星；
位于“天狼”与“军市”右方及下方的B75、B76、B77、B82、B83、B84、B85诸星，它们各具独特的识别特征，但却面临其附近星官甚少，无星可对的窘境，考虑到B83有着类乎二只眼睛的意象，或许可将其解释为“老人星”。
但又该如何安置B82呢？天鸽座里的孙、子、丈人诸星倒是有被中国天文图所接纳，但就其意象与位置关系来看，用来对应安置识别特征鲜明的B77、B82、B84、B85诸星，颇觉勉强。这还不算B75、B76的难以安置问题。原因是，虽说这里总算有些星官可以对应，但毕竟要考虑到在久远的上古年代，这些缺乏必要文化意涵的星官，所面临的是否能被天文秩序所接纳的问题。
至若位于“弧矢”右上方、“天狼”与“军市”左方的B69、B69、B71、B72诸星，因其附近的星官甚少，就难以着落其解释了。
藉由对B35到B49、B61到B85这部分刻符的星官对位，我们算是完成了对将军崖岩画下面部分的构型对位工作，基本可以说，这部分刻符对相关天文形貌的刻画，还是能够符合其大致格局的，难以逐一有效对应的部分，可以说只是少数几个星官，不甚影响大局。
四：岩画第二部分：基于春分点历史轨迹的天文构型
如果说第三部分的的解释方法论，其所适用的主要是简单的形似比对的话，那么在对将军崖岩画B组第二部分的解释中，我们就要代入由岁差所导致的春分点位移现象，而对岩画刻符形似及位置关系所带来的影响问题了。在进入技术性解读之前，先让我们简单澄清一下相关的知识背景。
1：中国文化中的春与春分点
纯就天文现象的角度而论，“春分点”是由地球围绕太阳运转时，所发生的几个位置关系的变动过程所反映出来的，一般来说，远日点为“冬至点”，近日点为“夏至点”，轨道升降的交汇点分别被命名为“春分点”与“秋分点”。
在中国文化中，“春”的文化意义主要被概述为下述基本特征：
《周礼·春官宗伯疏》曰：春者，出生万物。
《汉书·律历志》：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
《尔雅·释天》曰：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
《释名》曰：春，蠢也，动而生也；夏，假也，宽假万物使生长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时成也；冬，终也，物终成也。●
《春秋繁露·威德所生》曰：春者，天之和也。又春，喜气也，故生。
《尚书大传》曰。东方为春。盖春乃生物之方。斗柄指东。则天下皆春。
在这些汉代以前主要典籍的描述及定义式解释中，其解释维度堪称一致，悉皆基于“春天”对万物生长的影响情况，也就是立足於对植物的生长约束而立论的。可以说，这是先秦时代对春天及四季，所进行的文化理解中，最为基本的核心立足点。
在此解释维度下，人们对“春分日”所进行的特征解读，也是较为别致的，《礼记·月令》的总结是：“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春分之日，玄鸟至，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
不难看出，《礼记·月令》对“春分”的关注维度，既非是对太阳在黄道升降点，这个特定位置特征的物理学描述，亦非对其所产生的基于西方/现代气象学意义的影响特征的描述，其所关注的显然是由此所产生的对人类生活适应，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切实影响力的强调，是时人能够观察并总结出的可能将会对农业生活，产生切实影响的各种影响力的整体之和。
由于“春天”关乎万物的生存养长，决定了万物的生命规律和生命周期，人们对昭示了阴阳消长的“春分点”与“秋分点”的重要性，也就获得几乎无以复加的重视，乃至尊崇。
同时，随着人们对星空格局，以及天文规律的更多了解，人们还将星空中的恒星，理解为日月五行诸星的运行背景，并对足以覆盖日月五行诸星的轨迹范围，进行了多个休憩区，亦即28宿的区分，籍以标记日月五行诸星的行止差异。
与此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正是太阳行道的规律化运作，才导致了生存环境的稳定与顺畅，譬如《管子·形势解》所总结的“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基本上就是中国文化自然形成的“万物生长环境”的标准理论模型。
在此视角下，如果阴阳气数，滞而不行，“过”或“不及”，就会导致节令紊乱，从而对世间万物的生存环境，及生长运势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譬如太阳在“春分”与“秋分”后，所出现的“日行南道”或“日行北道”的行道变化，就会被认为构成从“春生夏长”，到“秋收冬藏”这一“阴阳气数”发生“性质转换”的重要关键点，并与阴阳运行到了极致阶段的冬至与夏至，一起被尊奉为一年的四大节令之一。
当此理论引导之下，人们将对太阳所行的黄道、月亮所行的白道，以及五大行星各自行道的观察，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天文观察地位。希望通过对日月五行诸星异常运行的观察，而总结出其对人间事务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为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提供准备与指导。
在此情况下，按照这一特定目的而被设定的28宿，也就拥有了与此任务功能相适应的各种性质特征。基此思想而得以确立的中国星占学的相关史料，主要保存在唐代集大成的星占大全——《开元占经》、以及历朝的《天文志》与《五行志》中。而指导该思想的理论成分，则促成了所谓天道思想的肇兴、成型、发展与兴盛，并对中国式的政治理论，有着极为根本的决定性影响。
2：春分点与天门、天关
先看“天门”这个词，《老子》所说的“天门开阖，能无雌？”《庄子·天运》所说的“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以及《楚辞·九歌·大司命》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淮南·子原道训》曰：“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经纪山川，蹈腾昆命，排阊阖，沦天门。”都曾在表述者皆未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使用过该概念。这种使用现象或可被理解为，这应该是一种无需特别解释的常识性概念吧。
下面再来看看汉唐学人的相关注疏：
成玄英注《庄子》曰：“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机之门拥而弗开。天门，心也。”
河上公注《老子》曰：“天门，谓北极紫微宫……治身，天门，谓鼻孔。”
高诱注《淮南子》曰：“天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
我们发现，《庄子·天运》、《老子》、《楚辞·九歌·大司命》、《淮南子·原道训》、成玄英、河上公、高诱等人对“天门”的使用意涵表明：他们都同意“天门”之“天”，所指的应该是世间主导力量之“天”。
在汉语的日常语言里，“门”意指必经的出入口，而在险要之处设立的负责通行开启职能的守卫处所，称之为“关”。就其共性来说，它们都具有必经的出入口之含义，而“关”则多出了通行开启职能的制度性色彩。
1：《史记·天官书》称：“角、天门”，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角间天门。谓月行入角与天门”。
2：《史记·天官书》称：“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谓王者行春令，布德泽，被天下，应灵威仰之帝，而天门为之开，以发德化也。天门，即左右角间也。”而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解释说：“苍帝，东方灵威仰之帝也。春，万物开发，东作起，则天发其德化，天门为之开也。”
3：《史记·天官书》称：“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说：“黑帝，北方叶光纪之帝也。冬万物闭藏，为之动，为之开闭也。天关一星，在五车南，毕西北，为天门，日、月、五星所道，主边事，亦为限隔内外，障绝往来，禁道之作违者。”
4：同时，张守节在《史记正义》疏解“杓携龙角”时，曾说：“角星为天关，其间天门，其内天庭，黄道所经，七耀所行。左角为理，主刑，其南为太阳道；右角为将，主兵，其北为太阴 道也。盖天之三门。”
这里，显然完全将“天门”与“天关”视为同一个，而并不仅仅是同一类概念来使用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根据什么理由，将“角”解释为“天门”或“天关”？
先来解释一下图例：图中的东西，为站在将军崖岩画所处之地，所能看到星空的东西方视界；绿线是所处位置的子午线，蓝线是赤道，红线是黄道，赤道与黄道的交汇点，便是当时的秋分点。
如图可见，唐代的黄道，必须穿过由上下二星构成的角宿，由此可以将角宿理解为构成了太阳黄道的必由之路——天门。这时的天门在当时秋分点的左边不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