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新诸子论坛 于 2013-10-13 20:05 编辑 如在西方天象学中,猎户座星座的主体即是由参宿四和参宿七等4颗亮星组成一个大四边形,在四边形中央则有3颗排成一直线的亮星,并被解释为系在猎人腰上的腰带,亦即参宿一,二,三(猎户delta,epsilon,zeta)。
我们看到,在西方天象学中,曾将排成直线的参宿一、二、三这3颗亮星,单独的解释为系在猎人腰上的腰带,亦即认可它们拥有独立的识别单位。
同样,在中国天文学及民间习俗中,也对参宿一、二、三,直称为“三星”。而在汉语中,“三”及通“参”,所谓“参宿”,其实也可被解释为由“参宿三星”为核心的“参宿”。也就是说,“参宿七星”可被理解为“参宿三星”的扩充,在星官的指称上,也是彼此可以相互替代的。
3:B73可被解释为天狼
“参宿”下方稍微偏左处的“73”,其刻符形貌为加深的三角形,连在一个带光芒的小圆圈上,揆诸星空,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天狼星”。
4:B70可被解释为弧矢
刻符B70的形貌,很像是射出去的箭矢,透过四个被射开的黑点,着落在二个空心圆上,按图索形,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弧矢”。
5:B65可被解释为玉井
“参宿”下方B65的的“土”字形符,揆其地望,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玉井”。
6:B74可被解释为军市
“天狼”下方的B74,其形符表征为在一根横线上,竖了一只高杆,高杆顶端散布6个黑点,揆其地望,按图索形,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军市”。
7:缺乏明显解释依据的其余散星
“弧矢”周围还有如B66、B67、B78、B79、B80、B81之类的散星,揆其地望,可被解读为天狗、天记、天社诸星;
位于“天狼”与“军市”右方及下方的B75、B76、B77、B82、B83、B84、B85诸星,它们各具独特的识别特征,但却面临其附近星官甚少,无星可对的窘境,考虑到B83有着类乎二只眼睛的意象,或许可将其解释为“老人星”。
但又该如何安置B82呢?天鸽座里的孙、子、丈人诸星倒是有被中国天文图所接纳,但就其意象与位置关系来看,用来对应安置识别特征鲜明的B77、B82、B84、B85诸星,颇觉勉强。这还不算B75、B76的难以安置问题。原因是,虽说这里总算有些星官可以对应,但毕竟要考虑到在久远的上古年代,这些缺乏必要文化意涵的星官,所面临的是否能被天文秩序所接纳的问题。
至若位于“弧矢”右上方、“天狼”与“军市”左方的B69、B69、B71、B72诸星,因其附近的星官甚少,就难以着落其解释了。
藉由对B35到B49、B61到B85这部分刻符的星官对位,我们算是完成了对将军崖岩画下面部分的构型对位工作,基本可以说,这部分刻符对相关天文形貌的刻画,还是能够符合其大致格局的,难以逐一有效对应的部分,可以说只是少数几个星官,不甚影响大局。
四:岩画第二部分:基于春分点历史轨迹的天文构型
如果说第三部分的的解释方法论,其所适用的主要是简单的形似比对的话,那么在对将军崖岩画B组第二部分的解释中,我们就要代入由岁差所导致的春分点位移现象,而对岩画刻符形似及位置关系所带来的影响问题了。在进入技术性解读之前,先让我们简单澄清一下相关的知识背景。
1:中国文化中的春与春分点
纯就天文现象的角度而论,“春分点”是由地球围绕太阳运转时,所发生的几个位置关系的变动过程所反映出来的,一般来说,远日点为“冬至点”,近日点为“夏至点”,轨道升降的交汇点分别被命名为“春分点”与“秋分点”。
在中国文化中,“春”的文化意义主要被概述为下述基本特征:
《周礼·春官宗伯疏》曰:春者,出生万物。
《汉书·律历志》: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
《尔雅·释天》曰: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
《释名》曰:春,蠢也,动而生也;夏,假也,宽假万物使生长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时成也;冬,终也,物终成也。●
《春秋繁露·威德所生》曰:春者,天之和也。又春,喜气也,故生。
《尚书大传》曰。东方为春。盖春乃生物之方。斗柄指东。则天下皆春。
在这些汉代以前主要典籍的描述及定义式解释中,其解释维度堪称一致,悉皆基于“春天”对万物生长的影响情况,也就是立足於对植物的生长约束而立论的。可以说,这是先秦时代对春天及四季,所进行的文化理解中,最为基本的核心立足点。
在此解释维度下,人们对“春分日”所进行的特征解读,也是较为别致的,《礼记·月令》的总结是:“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春分之日,玄鸟至,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
不难看出,《礼记·月令》对“春分”的关注维度,既非是对太阳在黄道升降点,这个特定位置特征的物理学描述,亦非对其所产生的基于西方/现代气象学意义的影响特征的描述,其所关注的显然是由此所产生的对人类生活适应,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切实影响力的强调,是时人能够观察并总结出的可能将会对农业生活,产生切实影响的各种影响力的整体之和。
由于“春天”关乎万物的生存养长,决定了万物的生命规律和生命周期,人们对昭示了阴阳消长的“春分点”与“秋分点”的重要性,也就获得几乎无以复加的重视,乃至尊崇。
同时,随着人们对星空格局,以及天文规律的更多了解,人们还将星空中的恒星,理解为日月五行诸星的运行背景,并对足以覆盖日月五行诸星的轨迹范围,进行了多个休憩区,亦即28宿的区分,籍以标记日月五行诸星的行止差异。
与此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正是太阳行道的规律化运作,才导致了生存环境的稳定与顺畅,譬如《管子·形势解》所总结的“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基本上就是中国文化自然形成的“万物生长环境”的标准理论模型。
在此视角下,如果阴阳气数,滞而不行,“过”或“不及”,就会导致节令紊乱,从而对世间万物的生存环境,及生长运势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譬如太阳在“春分”与“秋分”后,所出现的“日行南道”或“日行北道”的行道变化,就会被认为构成从“春生夏长”,到“秋收冬藏”这一“阴阳气数”发生“性质转换”的重要关键点,并与阴阳运行到了极致阶段的冬至与夏至,一起被尊奉为一年的四大节令之一。
当此理论引导之下,人们将对太阳所行的黄道、月亮所行的白道,以及五大行星各自行道的观察,放到了极其重要的天文观察地位。希望通过对日月五行诸星异常运行的观察,而总结出其对人间事务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为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提供准备与指导。
在此情况下,按照这一特定目的而被设定的28宿,也就拥有了与此任务功能相适应的各种性质特征。基此思想而得以确立的中国星占学的相关史料,主要保存在唐代集大成的星占大全——《开元占经》、以及历朝的《天文志》与《五行志》中。而指导该思想的理论成分,则促成了所谓天道思想的肇兴、成型、发展与兴盛,并对中国式的政治理论,有着极为根本的决定性影响。
2:春分点与天门、天关
先看“天门”这个词,《老子》所说的“天门开阖,能无雌?”《庄子·天运》所说的“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以及《楚辞·九歌·大司命》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淮南·子原道训》曰:“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经纪山川,蹈腾昆命,排阊阖,沦天门。”都曾在表述者皆未加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使用过该概念。这种使用现象或可被理解为,这应该是一种无需特别解释的常识性概念吧。
下面再来看看汉唐学人的相关注疏:
成玄英注《庄子》曰:“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机之门拥而弗开。天门,心也。”
河上公注《老子》曰:“天门,谓北极紫微宫……治身,天门,谓鼻孔。”
高诱注《淮南子》曰:“天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
我们发现,《庄子·天运》、《老子》、《楚辞·九歌·大司命》、《淮南子·原道训》、成玄英、河上公、高诱等人对“天门”的使用意涵表明:他们都同意“天门”之“天”,所指的应该是世间主导力量之“天”。
在汉语的日常语言里,“门”意指必经的出入口,而在险要之处设立的负责通行开启职能的守卫处所,称之为“关”。就其共性来说,它们都具有必经的出入口之含义,而“关”则多出了通行开启职能的制度性色彩。
1:《史记·天官书》称:“角、天门”,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角间天门。谓月行入角与天门”。
2:《史记·天官书》称:“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谓王者行春令,布德泽,被天下,应灵威仰之帝,而天门为之开,以发德化也。天门,即左右角间也。”而张守节《史记正义》则解释说:“苍帝,东方灵威仰之帝也。春,万物开发,东作起,则天发其德化,天门为之开也。”
3:《史记·天官书》称:“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说:“黑帝,北方叶光纪之帝也。冬万物闭藏,为之动,为之开闭也。天关一星,在五车南,毕西北,为天门,日、月、五星所道,主边事,亦为限隔内外,障绝往来,禁道之作违者。”
4:同时,张守节在《史记正义》疏解“杓携龙角”时,曾说:“角星为天关,其间天门,其内天庭,黄道所经,七耀所行。左角为理,主刑,其南为太阳道;右角为将,主兵,其北为太阴 道也。盖天之三门。”
这里,显然完全将“天门”与“天关”视为同一个,而并不仅仅是同一类概念来使用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他们根据什么理由,将“角”解释为“天门”或“天关”?
先来解释一下图例:图中的东西,为站在将军崖岩画所处之地,所能看到星空的东西方视界;绿线是所处位置的子午线,蓝线是赤道,红线是黄道,赤道与黄道的交汇点,便是当时的秋分点。
如图可见,唐代的黄道,必须穿过由上下二星构成的角宿,由此可以将角宿理解为构成了太阳黄道的必由之路——天门。这时的天门在当时秋分点的左边不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