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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托瓦内特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一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法国大革命前夕，她在政治上没有建树，但生活中奢侈无度。她在1778年一年内服饰支出超过四百万锂，而当时一个普通法国贵族服装总价值大约在两千到五千锂。王后曾经风光无限地引领法国贵族社会的奢靡之风，被其带坏的社会风气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诱因之一。
关于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对政治局势的影响究竟如何，依旧存在很多争论。然而，倘若是在旧制度最后几十年的时尚领域里，她俨然是一位无可争辩的女王。她的每款新装或者是新式发型都受到热烈追捧，有的款式甚至是以“王后裙”（robe à la reine）来命名。在她身上，时尚、性别与政治的联系密不可分。初到法国，服饰便是她不可或缺的道具。她的妆奁中服装的价值高达四十万锂，而当时一个普通贵族所拥有的服装价值大约在两千到五千锂。这是她的母亲奥地利的特丽莎女王给她置办的，为的就是给她足够的底气去面对法国王室。服饰能带来权威，就像特丽莎女王在写给安托瓦内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它们）有助于你在凡尔赛掷地有声。”
服装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用以树立自身权威的武器，表明她并不是任人摆布的小姑娘，而是可以以自己的喜好来穿着、花费以及做她想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何在她的服饰上，有很多独特创意的原因。正如口红和红色高跟鞋是贵族身份的标志一样，王后也需要用自己的风格建立她的权威。
不过，王后创造出来的时尚潮流中，有两种截然对立的风格。前者是奢华精致、雍容华贵，后者是简洁清爽、舒适自然。这两种风格恰好呼应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王后形象，一个是为人所熟知的奢靡浮夸的王后，而另一个，则是不太为人所了解的反叛繁缛，崇尚自然简洁的王后。为何这迥然对立的形象会出现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作为一个旧制度末年遭受最多非议的王室女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说明了什么？
首先，是长期以来安托瓦内特引导的奢靡浮夸的风格。虽然，从路易十四开始，法国王室便以极度奢华而著称，路易十五的两个著名情妇在服饰上也是花钱如流水。但是，安托瓦内特与上述人物并不能等而视之。因为她既不是国王，需要用昂贵的服饰将自己的威严诏告天下；也不是国王的宠妃，因为蓬巴杜夫人或杜白丽夫人从来没有被看作是正式的王室成员，不代表王家的形象。一贯以来，法国人民习惯的王后应该如同路易十五默默无闻的妻子那样，从不抛头露面，也不过问丈夫的大小事务，是内廷传统习俗的守护者。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形象显然与她的前任相去甚远。她抛弃了长期不变的宫廷风格，标新立异；她好出风头，抢占了丈夫路易十六的光芒。
初到凡尔赛的王后很快发现，她可以通过在服饰上引领潮流，从而让凡尔赛以及巴黎的上流社会追随在她身后。不过，对于服饰的风格，王后与她母亲的意见显然并不一致。女王看到王后的画像后批评她穿戴得像一个女演员，而不是一个端庄美丽的法国王后。但王后依然我行我素。从路易十六继承王位的第二年，也就是1775年开始，王后在凡尔赛举办各种盛装舞会。舞会上贵族们打扮得流光溢彩，纵情玩乐。这些舞会几乎吸引了所有显赫贵族，阿托瓦公爵和波旁公爵等人也常常留连往返。如果有人的名字从邀请名单上被除名，那就意味着来自王后的严厉处罚。年轻的王后此时显然已经学会用路易十四的方式，也就是在宫廷中用一种光彩夺目（éclat）的外在形象以及由旁人随之追风而引起的连锁效应来树立权威的形象。
她每周见她的设计师两次，商量设计下周的衣着。而所有时髦女性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王后的最新衣饰的款式，以免自己的打扮落伍。以至于她的设计师贝尔丹小姐的时装店顾客盈门，拥挤不堪。贝尔丹深知自己的重要性，对顶着各种头衔的贵妇们几乎一视同仁。即便是男爵夫人，为了能穿上贝尔丹缝制的衣服也要轮候很长时间。她们希望和王后一样头戴美丽羽毛，光彩照人，其结果就是，这些年轻女士家里的账单纷沓而至，甚至有家庭为此闹得鸡犬不宁。于是，人们便指责王后带坏了法国的女性。
最鲜明的例子便是王后那标志性的高耸入云的发型。这种发型的特点便是在头发中加入大量假发，由此可以将发髻梳得极高，夸张到有时候面孔正好处在整个人的中间位置。每一款发型都有自己的名字。在巴黎时髦女性的生活中，发型的重要性原本就占有突出的地位。人们将出色的发型师的名字和居所整理出长长的名录，在他们之中，又以手艺的高下有严格的区分。王后新发明的这种奇特之极的发型很快令巴黎女性趋之若鹜，即便它们的价格贵得离谱。结果便是女人们找不到合适的马车来运载她们，也无法直立着出入房间的门。所以，有人不无讽刺地说，这几乎要导致一场建筑史上的大变革，因为人们不得不为此加高门廊拱顶。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时装版画可以看到，这些奇高无比的发型上不仅装饰着真假花朵，绫罗绸缎，甚至还有精致的帆船模型、亭台楼阁、乡村场景、瓜果蔬菜！“人们在女人的脑袋上看到风车、小灌木丛、溪流、羊群、放羊娃、矮林中猎人，然而，因为人们梳着这样的发型便无法进入小会客室，于是，便有一种可以将这种发型放倒或者重新立起来的弹簧被发明出来了”。梅西耶不无讽刺的说：“这是最新的创造与品味的杰作！”
正如当时的一位观察者看到的，巴黎女性倘若发现自己赴晚宴的发型是别人白天已经梳过的，就会非常失望。她们不仅希望凭借昂贵的头饰将自身与其他女性相区别，同时，更盼望发型师能给自己做一个最时髦最新颖的独一无二的发型。如果有人到了夏天还梳着春季流行的发式，就要被看成是外省人或外国人。
表面上看，这种奇特的发型折射出时尚随意到了荒唐的程度，可事实上，“这些东西（服饰）表面看来毫无意义，实际代表了某种观念或利益。我们总能看到，某项社会进步、某个倒退的体制或某场激烈的斗争，借助服饰的随便哪个部分——要么是鞋，要么是衣服，要么帽子——表现出来。今天鞋子宣告一种特权，明天风帽、软帽或礼帽表示一场革命”。在18世纪晚期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发型归根结底是处于社会顶层的群体希望用一种看似匪夷所思的方式将日渐模糊的社会区隔再次清晰标界，昂贵又夸张的发型其实不过是权势与财富的符号。另一方面，夸张的头饰也成为旧制度末年腐朽特权的最佳象征：优雅、豪华、悠闲，还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冒险。这些由外表所透露出来的是贵族的傲慢与居高临下的心态——“梳着高贵发型的女人总不忘对那些没有好好打理头发的人投去极具优越感的一瞥”。
此外，奢侈的服装，除了不断推陈出新的款式以外，昂贵的面料更是它高贵身份的直接体现。早在17世纪，最便宜的镶金面料，就要20金路易一码，天鹅绒和丝缎的价格略微便宜，但每码的价格也相当于今天的1000美元。而贵族妇女们却对这些昂贵的面料趋之若鹜，因为这些极其昂贵的面料惟有富裕的贵族才能获得，因为她们既有足够的财力也有享用这些镶金带银的衣料的特权，权力和财富通过昂贵面料制成的衣饰直截了当地大肆炫耀。
王后在服饰上的奢华，仅用她的账单就可以清楚呈现。她一年在服装上开销非常惊人，1771年，服饰支出是一百万锂，1778年超过四百万锂。即便是因为项链事件稍微克制的1785年，这一项的支出也超过了25万锂。
王后对时尚的热爱激起了很多非议。布瓦涅夫人就认为她“为了引领风尚，不惜欠债；不论是玩乐还是悉心打扮都是为了显得很时髦，她竭力使自己成为最时髦的美丽女人”。
——本文选自汤晓燕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详细精彩内容请读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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