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的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在隋唐史研究上，最早继承并发扬了内藤史学的是冈崎文夫。

冈崎文夫1888年生于富山县。字焕卿、号樱洲。1908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191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支那史学科，师从内藤湖南。1917年，他博士研究生课程毕业，继续留在大学院做研究。1919年开始，他来到中国留学。同时来华留学的还有武内义雄等人。在华期间，为了研究佛学和理学，他多次拜访马一浮先生，虚心求教隋唐至两宋时代佛学和理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并写下了著名的留学文章《兖豫纪行》。1921年他结束留学回到日本，成为佛教大学教授。1924年，他成为新成立的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的副教授。1926年，东北帝国大学文学部开设东洋史学讲座，他成为该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由此形成了东北帝国大学支那学第一讲座武内、支那学第二讲座青木、东洋史讲座冈崎三教授的局面。他以论文《魏晋南北朝通史》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49年，他正式退休。1950年，他因病逝世。死后获得日本政府追赠的正四位勋二等瑞宝勋章。

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通史》、《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南北朝に于ける社会经济制度》、《支那史概说》、《新制东洋历史教科书教授资料》、《古代支那史要》、《司马迁》。合著有：《江南文化开发史：その地理的基础研究》、《支那の政治と民族の历史》等。还有学生们依据他的讲义整理而成的《隋唐帝国五代史》一书。

其中，《魏晋南北朝通史》至今仍是日本汉学界的学术经典。在该书中，他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中古史分期学说。他主张从南北朝时代到隋唐时代，国家法制有了极大的变化。继承了北朝国家体制、又包含了南朝文化的隋唐帝国由此开始走向历史舞台。因此之故，他成为日本汉学界专业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第一人。

在该书中，冈崎文夫主张汉代的“里”既是行政聚落（行政村），也是自然聚落（自然村），在“里”以外基本不存在聚落。关于孙皓迁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他主张孙皓之徙都，可能是出于筹画北伐的缘故。冈崎文夫的《魏晋南北朝通史》和《支那史概说》、《南北朝に于ける社会经济制度》三部专著，成了以贵族制度为核心、贯彻和论证“内藤假说”的杰出代表作。在该书中，冈崎文夫继承了内藤湖南所主张的贵族势力和军事势力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权力中枢的观点。中央皇权和地方豪族·贵族之间的对立，尽管他们同属于统治集团，但是他们的矛盾比一般民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地域特征上，北方的皇权集中和南方的贵族势力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但是，他把贵族制度的存在推进到贵族制度国家化的程度，并且经过考证认为隋唐贵族制度起源于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度，这使得他得到了他的老师的格外赞许，内藤湖南甚至认为他自己对中世贵族制度的研究，到了《魏晋南北朝通史》一书中已经接近完成。不难看出，“内藤假说”在宫崎市定和冈崎文夫二人手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确立。

《九品中正考》一文成了《南北朝に于ける社会经济制度》一书中的名作之一。

冈崎文夫本人对王国维也十分尊崇，他甚至预想只有王国维的研究方法才是中国正确的学术研究之路的观点。并且还批评说“当然中国学界的现状违背了这一预想。不过与其说我的预想是不对的，勿宁说混乱的中国现状使学问的大潮流不能朝正常的方向发展。”他还十分欣赏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艺术，曾经撰文对梅兰芳进行过高度评价。

冈崎文夫的《支那史概说》、《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三部专著，成了以贵族制度为核心、贯彻和论证“内藤假说”的杰出代表作。冈崎文夫在该书中继承了内藤湖南所主张的贵族势力和军事势力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权力中枢的观点。中央皇权和地方豪族·贵族之间的对立，尽管他们同属于统治集团，但是他们的矛盾比一般民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地域特征上，北方的皇权集中和南方的贵族势力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但是，他把贵族制度的存在推进到贵族制度国家化的程度，并且经过考证认为隋唐贵族制度起源于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度，这使得他得到了他的老师的格外赞许，内藤湖南甚至认为他自己对中世贵族制度的研究，到了《魏晋南北朝通史》一书中已经接近完成。不难看出，“内藤假说”在宫崎市定和冈崎文夫二人手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确立。

宫川尚志对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首先是宗教学的研究，其次是历史学的研究。在《六朝时代の村にっぃて》一文中，宫川尚志对汉代乡里制度起源问题的研究，就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定论了。他主张六朝时代“村”级社会组织的出现，和西欧中世纪的“村”具有相同的性质。他考证后认为“村”的最早概念出现在《三国志·郑浑传》。汉帝国的战乱和城市居民的逃避，导致了乡野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这就是“村”的雏形。

而他对内藤湖南学说的大力阐述，谷川道雄曾给予了很精辟的评价：

“继承内藤史学一派的宫川尚志、宫崎市定等人，为探索中世的形态作出了一再的努力，并在实证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他们的研究，虽说从内藤史学的文化史的性质上、对时代特征、历史形象的认识是极为敏感的，并由此直观地认识到与欧洲中世相比定的试点性质，但毕竟未能从中国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意把握上创出新的历史范畴来”。

宇都宫清吉1905年10月2日生于爱知县。192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27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内藤湖南，专业研究中古史。1932年，他修满博士课程学分后，就任台北帝国大学预科教授。1945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48年，他转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教授。1955年，他以论文《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56年，他从名古屋大学退休后，转任橘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1973年，他从橘女子大学退休。1998年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后汉末の社会秩序形成について》、《后汉末の社会秩序形成について》、《汉代における家族と乡里》、《西汉の首都长安について》、《管子·弟子职篇によせて——古代专制体制と社会诸集団との关系に就いての考察》、《北齐书·文苑传中颜之推传の一节について》、《汉代における家と豪族》、《世说新语の时代》等。

打着对内藤史学进行全面修正的名古屋大学东洋史教授宇都宫清吉，以“宇都宫学派”而称著于日本史学界，他是研究先秦、秦汉、六朝史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只是提出了所谓“时代格”这一概念，来修正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法缺乏终结意义和临界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内藤史学中所谓过渡期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一书中，他特别强调了六朝贵族制的自律性质，并以此对秦汉、魏晋、隋唐各个时代贵族制的历史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

川胜义雄1922年11月8日生于京都市。他的亲戚中有著名哲学家下村寅太郎。194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45年，大学毕业后，他到法国留学，专门学习法国汉学。从那时开始，他一边学习法语一边翻译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博士的汉学著作。1950年，他从法国归国后就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两年后晋升为副教授。十几年后终于晋升为教授。 1984年4月4日，他在任上不幸突然逝世。

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の历史意识》、《六朝贵族制社会の研究》。翻译著作有《史学论集》、《史记列传》、シリーズの《司马迁》、马伯乐的《道教》等。主要论文有：《东晋贵族制の确立过程——军事力との关连のもとに》、《刘宋政权の成立と寒门武人——贵族制との关连において》、《贵族制社会と孙吴政权下の江南》等。

川胜义雄一生以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为研究方向。他虽然大力支持内藤湖南的中世说，并且公开承认：“对我的研究思路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由内藤湖南开创,在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等诸位先生的继承下发展起來的所谓京都学派”。但是，作为京都学派的一员，他通过对贵族制的研究和宫崎市定的学说有了一些差异。他和另一位学者谷川道雄一起，提出了贵族制中的“豪族共同体”说，这一学说明显遭到了矢野主税、越智重明等人的反对。于是，在宫崎和前川论争之后，川胜和矢野的论争又成了中世说新的焦点。

谷川道雄1925年12月2日生于熊本市。他兄弟四人皆日本国内著名的人物；长兄谷川健一是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次兄谷川雁是日本著名的诗人。小弟谷川公彦，成为吉田家族的婿养子后改名为吉田公彦，是日本著名的学校“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的创始人。1944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史学科。1949年，他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东洋史学研究生。1954年，他成为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助手。在宇都宫清吉的影响下，开始了对隋唐史的研究。他选定北魏史作为专业突破口。十年后，他的论文《北魏末の内乱と城民》成为这一领域的名作。1956年，他晋升为副教授。宇都宫清吉教授退休后，谷川道雄接替了他的职位成为教授。1973年，他以论文《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78年，他调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1989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唐の太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国中世社会と共同体》、《世界帝国の形成：后汉—隋・唐》、《中国中世の探求》等。合著有：《中国民众叛乱史 1－4》、《内藤湖南の世界》、《日本と中国》等。主要论文有：《中国史における世界性と固有性——六朝时代を实例として》、《六朝贵族における人格と身体》、《六朝贵族制社会の史的性格と律令体制への展开》、《中国における中世——六朝·隋唐社会と共同体》、《府兵国家と府兵制》、《西魏‧北周‧隋‧唐政权と府兵制》、《战后の內藤湖南批判について——增渊龙夫の场合》、《五胡十六国史における上苻坚位置》等。对他的研究在中国、在日本全是热点话题。日本青山院大学教授奥崎裕司甚至专门撰写了一部专著《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谷川道雄论》一书来系统地研究谷川史学。

因为谷川道雄学生时代受教于宫崎市定，而后来工作后又长期受益于宇都宫清吉。所以，他在学理上继承了内藤湖南、宮崎市定、宇都宮清吉三人的贵族制学说，他和川胜一起丰富了对“豪族共同体”说的理解和建设。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他目光敏锐地发现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层：一个是豪族，一个是游牧民族。而这两者的出现又直接可以上溯到秦汉帝国中央集权制的崩溃。北魏孝文帝施行的汉化政策，豪族和门阀成为隋唐帝国统一后社会中坚力量。在他的《中国中世と共同体》一书中，他就提出了“豪族共同体”说。也在动荡的汉魏六朝时代，以地方名望家族为核心而结成的相互共存的社会体制，谷川称之为“豪族共同体”。最典型的就是当时的军队主要是由“豪族共同体”结成的军事力量。在《中国中世社会と共同体》一书中，谷川道雄主张：

“以往的六朝研究，虽然也注重贵族（家族）的地方社会势力，但是那只是将其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即从统一与分裂的力学角度所作出的理解。我虽然也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更加注重的是使贵族阶级得以形成的那种内部结构。这是一种既存在着贵族与民众相隔离的阶级关系，又建立了共存体制的共同体社会。虽然这种共同体社会主要是以农村为场所而成立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所谓的村落共同体。……当时将农村中各家族结合为一体的力量，来自于那种特定的有实力家族的领导性，以及民众各家对于这种领导性的信赖之心。在这里与其说是精神关系，不如说是精神关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结合的更加强有力的纽带”。

谷川道雄叙述了胡族的“豪族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改变性质并终于超越汉族社会的门阀主义而流入隋唐帝国的过程。为此，他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的中译本自序中说：

“宇都宫先生是研究先秦、秦汉、六朝史的大家，他的学问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他受到学术界极大尊敬的原因。先生的学德对整个东洋史研究室的影响极大，而对我来说，在先生身边亲聆雅教的十七年，所受到的薰陶亦可以说巨大无比。如果没有先生的教导，我的学问可能比现在更为浅陋，更加缺乏人情的味道。良师以外，我还有一位良友，这也是我深感幸运之处。这位良友便是京都大学的同窗川胜义雄（1922—1984）。大学毕业后，川胜致力于魏晋南朝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主要著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在国内外受到极高的评价。川胜一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我们两人从1960年开始便进行一项共同研究，也就是计划通过他的魏晋南朝史与我的五胡北朝史研究，分别从两个方面来诠释同一时代。后来成立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便是以我们两人的这项共同研究作为基础的。可以说，川胜与我两人的上述两部著作，大部分都是这项共同研究的产物。对于我的研究，宇都宫先生与川胜氏还是最大的理解者。”

此说一出，自然遭到了京都学派以外的反对和论争。因为汉魏六朝的大土地所有制制约了他所说的“豪族共同体”势力的发展。而且，过分看重豪族的名望与势力还表现在抹杀阶级的对立，有宣扬唯道德论的弱点。

吉川忠夫的研究专业也是中国中世史，他先后写有：《刘裕——江南の英雄宋の武帝》、《王羲之——六朝贵族の世界》、《侯景の乱始末记——南朝贵族社会の命运》、《六朝精神史研究》等。编著有：《唐代の宗教》、《中国古道教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岛夷と索虏のあいだ——典籍の流傳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裴休传——唐代の一士大夫と佛教》、《北魏孝文帝借书考》、《六朝隋唐时代にぉける宗教の风景》、《六朝时代における<孝经>の受容》、《脇は席に至らず——全真教と禅をめぐって》、《唐代巴蜀における佛教と道教》等。他还组织并领导了对《高僧传》和《真诰》的翻译和注解。

在《六朝精神史研究》一书中，吉川忠夫指出，在这个时代曾发生了把域外的印度当作中土，而把中国当作边土的意识变化的情况，那种传统的认为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到魏晋南北朝已逐渐相对汉化了。他的研究围绕着三教的交涉为核心。在《裴休传——唐代の一士大夫と佛教》一文中，吉川忠夫主张：裴休《圭峰禅师碑》中所说“大和二年庆成节，徵入内殿”之说有误。因为根据他的考证“庆成节”设置于大和七年。他的《师受考》和《静室考》等著名考证论文对于中古时代历史和早期道教仪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刘裕——江南の英雄宋の武帝》和《侯景の乱始末记——南朝贵族社会の命运》以历史学家的笔法，描述了在佛教背景下，贵族制的宋和梁的兴亡过程。

在2006年12月12日日本学士院召开的第1004届总会上，他高票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日本学士院对他当选的说明如下：

吉川忠夫氏は、中国の社会と思想の关系について深い考察を行ってきた中国史学の专门家です。吉川氏は、中国中世史（秦汉と隋唐の二つの大统一时代にはさまれた小国分立の六朝时代とその前后）に焦点をあて、この不安定で过渡的な时代においてこそ、かえって独自に思索し行动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知识人たちの自由な发想の展开を、个人の行动を示す传记类を通して总合的に分析しました。これによって、儒教・道教・佛教が、この时期の知识人たちの自由な感受性と思索によって相互に关连付けられ、思想的に深められ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また、中国人が宗教意识の希薄な民族であるという通说を批判し、この时期に“罪の意识”という深刻な宗教的自己反省が生まれたことを论証したことは、研究史上、大きな贡献です。さらに、近年完成した《后汉书训注》は、唐代以来の传统的な注释を踏まえながら、独自の校订、注釈を加えたものとして、高く评价されています。

砺波护1937年9月生于大阪府东大阪市。1956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1960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研究生院，专业研究中国中世史。1965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71年12月，他成为神戸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副教授。1975年4月，他又调回京都大学，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84年11月，他晋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93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教授。1996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历史文化学专业东洋史学讲座教授。2000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长兼文学部长。2001年3 月，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成为大谷大学文学部东洋史教授。2003年4月，他又成为大谷大学文学部特別任用教授。

主要著作有：《冯道——乱世の宰相》、《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中国 上・下》、《隋唐の佛教と国家》、《唐の行政机构と官僚》、《京洛の学风》、《隋唐佛教文化》等。合著有：《隋唐帝国と古代朝鮮》、《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中国历史研究入门》、《日本にとって中国とは何か》、《中国中世の文物》等。翻译著作有：《中国の科学と文明第1巻》等。主要论文有：《唐の行政机构と官僚》、《隋唐时代の太仓と含嘉仓》、《唐代社会における金银》、《三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宋の变革と使职》、《唐宋时代における苏州》、《唐の律令体制と宇文融の括户》、《中世贵族制の崩坏と辟召制——牛李の党争を手がかりに》等。

作为隋唐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的著作出版后在日本也有不少书评。如，高瀬奈津子就曾写有《书评砺波护著<隋唐の佛教と国家>》一文，韩升、刘建英曾将《隋唐佛教文化》一书译成中文出版。

在《三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宋の变革と使职》一文中，他试图解决唐宋时代国家、官僚、贵族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在《中世贵族制の崩坏と辟召制——牛李の党争を手がかりに》一文中，他又从各自党徒的出身统计入手，以统计的数字否认了陈寅恪先生主张的牛李党争实为科举与门第之争——即“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的传统说法，认为两党成员之间没有特殊差异，区别还是政治观点上在对待藩镇或对外问题上的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不同。在《隋唐佛教文化》一书中，他以四章的篇幅很系统地研究并考证了隋唐时代佛教和国家政策之关系，并对少林寺和玄秘塔的具体来历及其佛教价值进行了考证。

砺波护的《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一书由四部分构成：第Ⅰ部《唐宋末の变革と使职》，第Ⅱ部《行政机构と官僚社会》，第Ⅲ部《隋唐の社会と财政政策》，第Ⅳ部《佛教と国家》。该书从对唐代官制的研究入手，然后展开对唐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最后以对唐代宗教的研究为归结。并批判和订正了一些同行的错误观点。特别是大量使用了唐代墓志史料。池田温特别肯定了他的此书，并称他是日本真正的唐代史专家，打破了以往的隋唐史、汉魏六朝隋唐史、唐宋史一体化的研究模式。

气贺泽保规生于1943年10月27日。1964年，他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8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隋唐史。1975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出任佛教大学文学部讲师。1980年，他转任富山大学教养部副教授。1995年，他晋升为教授。1996年，他以论文《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他从富山大学退休后转任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会》、《中国石刻资料とその社会―北朝隋唐期を中心に》、《中国佛教石经の研究——房山云居寺石经を中心に》、《绚烂たる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等。主要论文有：《隋末弥勒教の乱をめぐる一考察》、《唐代府兵制における府兵の位置——中国中世的兵士の形态として》、《北朝隋の“军人”について》、《窦建徳集団と河北——隋唐帝国の性格をめぐって》、《隋代乡里制に关する一考察》、《隋代における江南の动向について》、《驍果制考——隋煬帝期兵制の一侧面》、《丁兵制の性格とその展开——西魏大統十三年文书の负担体系の再检讨》、《前期府兵制研究序说——その成果と论点をめぐって》等。

气贺泽保规在研究唐代府兵制度时，也很重视西州府兵的情况。他还特别考察了隋唐时代佛教和儒教的交涉史。他还注意到唐代经济政策的改变出现妇女贞节观念的变化。晚年，他的研究方向已经以石刻为主，重点在于研究和考证唐代石刻，作为唐史研究的新的切入点。在这方面，他已经整理出版了几部相关资料集。

大泽正昭是专业研究唐史的学者。大泽正昭生于1948年4月4日。1967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1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隋唐社会经济史。1975年，他成为京都大学研究员。1997年以论文《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77年，他出任奈良大学文学部讲师。1979年，他转任埼玉大学教养部讲师。1980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他转任上智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唐宋时代の家族·婚姻·女性》、《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陈旉农书の研究》等。编著有：《主张する〈愚民〉たち——传统中国の纷争と解决法》。主要论文有：《唐律における“部曲”について》、《唐宋时代社会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唐宋变革时期的婚姻与家族》、《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唐代华北の主谷生产と经营》、《唐代后半期の农民诸阶层と土地所有》等。

他在《唐宋时代の家族·婚姻·女性》一书中真实地揭示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通过对当时妇女在财产继承权、夫妻关系及家族规模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得出了当时妇女地位很强大的结论。在《唐代华北の主谷生产と经营》一文中，他又涉及到当时菜市场的出现等问题，从而提出了当时蔬菜生产的商品性行为的存在。但他否认学术界所认可的宋代江南存在所谓的“江南农业革命”的问题，认为那只是个虚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