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雨 平德
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背面正视图
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正面图
青铜时代是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早在三千年前就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术，由此催生了后来的商周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歌为心声，在青铜发展的过程中，不少诗人歌以咏志，以至于历代诗词中，也散发着青铜的光芒。
唐代的崔颢在《杂诗》中写道：“可怜青铜镜，挂在白玉堂。玉堂有美女，娇弄明月光。 罗袖拂金鹊，彩屏点红妆。妆罢含情坐，春风桃李香。”所描绘出景象是，一个对镜梳妆打扮之后的美女，坐在那里，虽然浓妆艳抹并散发出桃李般的体香，但心里却是那样的孤独。中唐时期的鲍溶在《旧镜》写道：“团团铜镜似潭水，心爱玉颜私自亲。一经离别少年改，难与清光相见新。”则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爱对镜梳妆打扮的女子形象，以及对容颜易改的感叹；唐末诗僧贯休在《古意代友人投所知》一诗中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古铜镜。挂之玉堂上，如对轩辕圣。”则描绘了一个人对铜镜的顶礼膜拜。这三首唐诗的吟咏对象，就是作为青铜器之一的铜镜。最后一首唐诗有“遗我古铜镜”的句子，带给人们许多思考。所谓古，通常是指百年以上的时间。唐之前是隋，隋之前是南北朝和十六国、三国，再之前是两汉，这期间的汉朝和唐朝，都是中国铜镜制作技术的巅峰时期。
中国的铜镜产生及发展似乎，与中国人的审美发展息息相关。自人类诞生以来，妆容就是人们特别是女性关心重视的第一件事。远古人类临水而居，时常在水中观看自己的倒影。镜子出现之后，便成为人们至今都离不开的生活必需品。人们以其照容，修饰形貌，整肃精神，还用它来譬喻人品德行，映射世事人生，甚至赋予它很多象征意义。中国的铜镜始于商周时期，多为王室贵族使用。到了汉代，由于工艺的改良，铜镜发展也到达鼎盛时期。自汉代到几百年后的唐代，铜镜更加显得高贵乃至神圣，备受人们追捧。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从商周形成青铜器的源泉开始，到汉唐时代的兴盛，一直延伸到清末，浩大的铜镜队伍，宛如万里长城，蜿蜒在中国的历史上。
在诸多铜器光芒的罅隙中，我们可以看见在潇湘二水交汇处的这块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侯国的沧桑背影。虽然他们像一群鸟儿，匆匆掠过古城的窗口，一去不复还，但一座名叫鹞子岭的山岭，居然进行了倾心收藏。尽管潇湘二水不舍昼夜地流淌，依然没有流走鹞子岭黄土下的那些背影的余温；尽管那些背影在地宫里早已化成泥土，只剩下一点残骸和缕缕腐朽之气，依然可以复活当年的歌舞升平和铜镜映照的幸福时光。
一群西汉时期的古墓，如同一群历史密码，紧锁着一个侯国的秘密。一铲子一铲子的泥土，被掏了出来，如同揭开一件件历史的外衣。待到衣尽之时，也就向世人敞开了一个个惊人的发现。
鹞子岭位于永州市零陵古城的黄古山路、南津中路、菱角塘路所围成的三角地带（现为永州监狱办公区域、监舍及职工生活区）。在此区域内，由西至东曾分布着三座高大的封土堆，直径达40- 70余米不等。因城市建设连年取土而逐渐遭到破坏。1984年，在第一和第二封土堆之间发掘了一座中型竖穴土坑墓，出土墓主印章“刘疆”及封泥印文“臣敞”，被定为西汉中期零陵郡贵族墓葬。1992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当时的县级永州市文物工作队对第三座封土堆下北面的墓葬进行了发掘，编号为92YMI。据墓中出土漆器铭文确定，这一区域为汉代泉陵侯家族墓地。199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会同县级永州市文物管理所又对与92YMI处在同一封土堆下的南面墓葬进行了发掘，编号为95YM2，出土器物有铜器、漆木器、陶器、玉器、金器、料器等。其中，铜镜2件，均出自南外藏室前端，包括这件昭明连弧纹铜镜。考古人员发现，该铜镜宽素缘，半球状钮外有一圈连弧纹，其外围铸铭文“内清明以昭光夫日”八字，直径9.6厘米。
省市考古专家根据1984年以来的考古材料，对照历史文献推定，1992年发掘的92YMI墓葬的墓主为第三代泉陵侯刘庆，而1995年发掘的95YM2，与Ml连家并穴相隔仅19.2米，且墓道方向一致，棺、椁构筑方法雷同。但95YM2墓室规模小于92YMI，而从出土的陶纺轮、漆木纺锭、漆粉盒以及金器、料器串饰之类表明墓主应为女性，大体可推定95YM2的墓主为刘庆之妻。也就是说，这件昭明连弧纹铜镜是刘庆之妻生前所用之物、心爱之物。
在我看来，这件昭明连弧纹铜镜，就是西汉驿道上的一棵古树，就是西汉江河上的一个码头，就是西汉时期的一本相册，是对那个时期最有发言权的历史见证者，也是后人研究那个时代的一扇窗口。从铜镜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泉陵侯国的来龙去脉，包括汉武帝元朔五年六月壬子日设立时的风光场面、新莽时期夭折的痛苦表情，以及后来它们在地宫里所听到看到古城历经的战乱，乃至建设者们挖开高大封土时的场景。
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强盛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昌盛，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汉代铜镜铸造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所承载的人文内涵，成为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铜镜，以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
昭明镜是西汉铜镜中非常普遍的镜种，流行时间长，流行地域广。特别是在汉宣帝时期，十分流行。根据考古文献记载，全国各地出土不少。例如：据《洛阳西汉墓》载，发掘的175面汉镜中，有41面是昭明镜；《洛阳烧沟汉墓》载，发掘之118面汉镜中，有24面为昭明镜；《广州汉墓》载，发掘的29面汉镜中，有14面为昭明镜。省内的常德等地，也曾出土西汉昭明铜镜。
其实，昭明镜的制作及纹饰主要是反映天象。圆钮如日，正大居中，光辉所及，遍布内外，钮外的内连弧是天的苍穹，这就是古代人们所说的“天”。昭明镜的设计者在这里清楚地告诉人们铜镜如天，这也导致后来的研究者又把昭明镜命名为“天镜”。
在中国现有的出土昭明镜中，铭文内容五花八门，或长或短，但总离不开“内清质以昭明”字样，这是“天圆地方，天地人合一”的象征，也是它被命名为昭明镜的原因。
根据考古专家的研究发现，完整的昭明镜铭文应该是：“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多数昭明镜的铭文因位置不够而有省略，并不完整。但在制镜过程中，当铜镜尺寸较小时，一般都会删减掉铭文中的一些文字，或以“而”字和符号代替，因而出现减字、断句、缺字、简化、加而、加符号等现象。
鹞子岭出土的这件昭明连弧纹铜镜，就是属于减字的情况。
此外，从书法研究的角度来看，昭明镜的铭文书体记录了汉代书法由篆书向隶书的转变。凡书体为篆书者，大都镜体轻薄、窄边素缘，制作时间较早；凡书体带有隶意者，大都镜体厚重，宽边厚缘，两铭文之间多加进一类似“而”字形的符号，制作时间较晚。
至于该铜镜中的连弧纹，在汉代铜镜中并不少见，但多数连弧纹装饰都位于钮座边缘或镜缘部位，属于辅助纹饰，只有两类铜镜，连弧纹位于镜背内区，起主要装饰作用，分别称为连弧纹镜和连弧纹铭文镜。连弧纹铭文镜使用于西汉中期至新莽时期，西汉晚期最为流行。连弧纹镜都出现于东汉时期，东汉中晚期最为流行。鹞子岭出土的这件昭明铜镜，属于连弧纹铭文镜。镜背内区装饰一圈宽边内向连弧纹，外区铸有一圈铭文，两者共同构成铜镜的主要装饰纹饰。
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件昭明铜镜含有什么样的基因，也不知道它出自于那位工匠之手，又是怎样抵达泉陵侯国里面并辗转到第三代泉陵侯刘庆之手的。但让人感动的是，刘庆居然把它送给了自己的爱妻，似乎镜面也在散发出一缕缕那个时代的生活温情来。
江山有幸，泉陵侯国有幸，刘庆有幸，其妻更是有幸。
一件小小的昭明连弧纹铜镜，像一枚历史的螺栓，能够把国与家、夫与君、内与外联系在一起，其价值不言而喻。只是，臆测起它的经历，也让人心头涌起无限感慨。
遥想当年，在泉陵侯国王府，刘庆的妻子肯定时常用它来正衣冠、肃精神。这件铜镜，像一个无声的相机，悄悄摄下了刘妻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笑靥，每一次喜悦，乃至每一行泪水，每一次委屈，每一次痛苦。
它是刘妻的一面镜子，也是泉陵侯国的一面镜子，更是西汉的一面镜子。
它，恍若一个走散的旅行者，孤独地行走在潇湘大地下的地宫里，在昏暗的油灯下给后人留下一道斜长的背影。
而背影里，有那个时代的辉煌，也有那个时代的风雨，更有那个时代的温馨。
只是，当这件昭明连弧纹铜镜带着一丝倦怠从地宫深处走出来，在阳光下环顾四周时，它难免大吃一惊：那熟悉的泉陵侯国王府呢？那些曾经高大的墓葬封土呢？那些曾经茂盛的树林呢？那些曾经十分洪亮的鹞子鸣叫声呢？还有那些快速鼓动两翅穿过树林的鹞子身影呢？……
这世道真是变化太大了！它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信。
人生如同一次没有返程票的旅行，文物也是。这件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它好想回家，却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而当它被安置到市博物馆的展厅，供人们参观欣赏时，它感到那样的别扭，内心除了孤独，还是孤独。
或许，只有我这个孤独的文字客，能理解它的孤独。
我心里明白：这件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仿佛历史在零陵古城留下的一串美丽的足印，它与服饰、熏炉、漆具等众多精美的物件，一起演绎着泉陵侯国家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两千多年来，昭明连弧纹铜镜和其他一同出土于西汉古墓的文物，不仅留给我们如何保护城市记忆、让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的思考，更留下“以正衣冠”的是非鉴别和“照影心境”的启迪。
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背面平视图
西汉昭明连弧纹铜镜背面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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