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里的牛二之所以叫牛二，大概就是因为他既“牛”又“二”。“牛”乃霸道，“二”为“楞”。这简直是市井流氓的标志性称谓。
然而，这样的标签，在梁山好汉里，从阮氏三雄到李逵，俯首可拾。但他们上了梁山后却变成了“大侠”。流氓与大侠，区别在哪里呢？
牛二欺行霸市，鱼肉百姓，谁也惹不起，官府也拿他没辙，如果他对卖刀的杨志放“尊重些”，不仅成不了侠客的刀下鬼，甚至以后经杨大哥引见，不排除上梁山、成为“第二时迁”的可能。如此看来，不是牛二的品德，而是牛二的态度令他失去了成为“大侠”的机会。
——这就是宋朝“侠精神”迷失的缩影，那是一个模糊流氓与大侠的时代。
彼时流氓与大侠的生存哲学是相通的。 以梁山为例，不仅失去了侠精神的本义——独立精神，而且还时而丧失道德底线与善恶之辨。在梁山的江湖游戏规则中，往往成了态度决定一切。
善恶勿论，你服不我，服不服梁山才是关键。
宋江带领梁山众弟兄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是为了拯救那里的百姓吗？不，那里的百姓并没有向梁山投诉，是因为他们的庄主惹了梁山，所以宋江们才来“替天行道”。
梁山头领宋江，作为侠客领袖的他，把区分“流氓”与“侠”的标准，异化为对朝廷的忠与不忠。这更使得流氓与侠客的精神本质模糊不清。历代中国，均不乏流氓皇帝与流氓化的官员，你让“侠”忠于流氓把持的朝廷，岂不是要做流氓的帮凶吗？
宋江对黄通判这样的小恶吏报复起来毫不留情，但对高太尉这样的大流氓却是毕恭毕敬。因为后者是朝廷要人，在一定程度代表朝廷。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大侠,其行事准则，不是“反贪官不反皇帝”，而是“反小吏不反大官”。大一点的贪官，他们也不敢反。把大贪官捉到家还放回去，指望大流氓为侠客谋出路，病态的心理决定了宋江所作所为都已经离开了侠的本意。
从“梁山好汉”到“七侠五义”，杀他人之身成自己之仁，不惜一切代价把自己变成朝廷的人，哪里还有一点特立独行的侠客的影子？就连那杰出的展昭展大侠，唯朝廷马首是瞻，也沦为皇帝的一只“猫”耳。
流氓与大侠模糊时代，最显著的时代特点，就是流氓与大侠都不跟朝廷作对。“我是流氓我怕谁”冲破的是市井良民的底线，不做市井良民而做市井恶民的流氓，其精神本质仍是市井小民。牛二不会反朝廷，甚至还会跟官员勾搭连环。在未遇到杨志前，牛二欺行霸市未遭法办，可谓混得不错，难道当地是无政府状态？非也，是牛二不跟官府叫板，甚至还会主动将自己送到地方官员面前当狗使唤。这就是其时大宋泼皮的普遍生存法则。
在宋朝社会的食物链中，泼皮介于百姓与官员之间，属于杂事动物中下一环。在重文轻武的大宋，其实是“惧武”时代，泼皮愈显特殊作用。在百姓面前他们以武力显耀，成为文人流氓政府的帮凶，不可或缺。
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多次涉及到这个时代，这样的武侠小说在国内很受追捧，但在国外，就基本没有市场。除了写作的功力外，大概是西方人对于这种“鹰犬式”侠客精神的排斥使然。在流氓与大侠最模糊时代，“侠客精神”被异化得面目全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行大侠始终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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