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对茶的印象来自我爸。他大汗淋漓地从山里拉回一车松柴,松柴还没卸下,他就嚷着要泡茶。小小的白瓷茶壶里,塞进一大把茶叶,倒上热水,等他卸完了松柴,那茶叶早泡开了。他坐到桌子边,倒出茶水来,颜色深红甚至暗褐,几杯喝下去,一大壶便见了底。再要往壶里续热水,打开壶盖来,只见泡开了的茶叶,占住了大半个茶壶。出于好奇,我也曾几次倒出茶水尝尝,苦,涩,恍若迎面挨了一记闷拳。这怎么能喝呢?而且还是用来解渴,而且还会上瘾!——这和我初次喝到白酒的所思所想是一样的。人类为什么偏偏就对这些从不轻易取悦自己的事物上瘾呢?
小时候不喜欢喝茶,上山摘茶叶却是我喜欢的。
我常常和奶奶上山,挖药,找柴火,找菌子,找野果子。离家不到百米的背后山就有茶树。一圈一圈的梯地边沿,种了一圈一圈的茶树。这些茶树大概是有主人的吧?所以奶奶对它们视而不见。要采野茶,须到更高的山上。爬过背后山,跨过一条水沟,径直往东,沿山路走半个多小时,来到一处山坡头。那儿好几个水塘,那片地方便得了个名字“大泥汪塘”。大泥汪塘边松林阴郁,松林边上有座梨园。小时候,我感兴趣的,排第一的要数那片梨园,被满树的梨子惹得眼馋,只消从地上捡起一颗坏了掉下来的梨,高高地冲树枝间砸上去,听着吧,噼噼啪啪,总要掉下几个新鲜透熟的梨来;排第二的,要数那片水塘,有腾跃纷飞的绿蚂蚱红蜻蜓,据说还有鱼;排第三的是松林,那看不见的暗影里,有菌子有野果子。和奶奶到大泥汪塘去,她带我去的却是茶园。我最初是不乐意的。哪个小孩子会对茶园感兴趣呢?如果不是奶奶,我怕是永远也不会进到茶园里去的吧。
不记得第一次随奶奶进茶园是几岁了,也不记得去过多少次,印象中的茶园恒久地保持着一个样子:荒僻荒凉又生机盎然。茶园是分为两片的,一片靠西,一垄一垄种着规整伏顺的茶树,稳稳地立在天底下,如一颗一颗蓬松懵懂的大脑袋。茶树下的土常常是新翻的,难得见到杂草。很明显,这样的茶园也是有主人的,自然不能由着我和奶奶去采。我们能去的茶园,是靠东那边的。钻进一片低矮的小松林,荡开一张又一张迎面而来的蜘蛛网,眼前忽地开阔了,展现在眼前的,便是我和奶奶要去的茶园了。
回想起来,大概也不过几十上百株茶树。高的高低的低,有的羸弱,有的丰赡,有的旁逸斜出,有的张牙舞爪。总之,是没有一株体态丰满珠圆玉润的。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它们被种茶的人遗忘了,或者说是放弃了。它们也就此得了大自在,自在生长,也自在死去。确实有些已经死去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枯枝,兀自挺立着,任由四围的野花野草野蛮生长,将它的死亡装点得恣肆快意。又何止这一角,放眼望去,整片茶园都被葳蕤的野草灌木挤满了。它们挤挤挨挨,在耀眼的春日阳光下,发出嗡嗡嗡的墨绿声音。而那几十上百株茶树,默然,肃立。——这一切,不过是现在的我翻检记忆时的想象罢了。小时候是不会去揣想植物有没有各自的精神的。只要一进入那片茶园,我便胡乱跑开了——偶尔,也帮着奶奶摘些茶叶,不过摘得两捧,就撂挑子不干了。如今想来,那便是我的百草园啊,我可以尽情去搅扰那杂草,去攀折那灌木,去看一朵一朵的野花,有不起眼的鼠曲草,也有夺目的茶花。
那时还不知道茶花和茶树的异同,只是盯了茶花看,纳闷着怎么这么大的花呢,怎么这么厚实的叶子呢?想从上面摘下嫩茶叶来,却遍寻不着。再去茶树上找花,也能找到,可远没这么扎眼,细弱的枝条上一个一个小小的绿蒂花苞,那绽开来了的,是小朵小朵白萼黄蕊,蜜蜂嗡嗡嘤嘤地悬浮在花蕊之上,欲停不停,欲飞不飞。凑近了,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是那艳丽的茶花所没有的,摘了放到嘴里咀嚼,涩中回甜,清新悠远。
奶奶摘够了茶叶,或者把这一片茶园都摘秃了,我们才重新钻出小树林。回到家后还有很多活要干。奶奶先是找出一个大的簸箕,把背篓里的茶叶倒出来,翻晒一下,清理掉不小心混进里面的杂物;然后把茶叶下到大铁锅里,那铁锅直径将近一米,茶叶绿蓬蓬地堆了大半锅;接着,烧上火,烘焙。这是个慢活儿,急不来的。也不记得需要多久,那小山似的茶叶才软塌了下去,烟气袅袅,茶香四溢。烘焙好的茶叶再次回到簸箕上,奶奶蹲下身,将滚热的茶叶一遍一遍在手下揉搓。我摸过,那时的茶叶又湿又烫,不知道奶奶怎么能禁得住;这一切工序完了,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奶奶把揉搓好的茶叶匀匀地散开在簸箕上,端到太阳底下晾晒。奶奶有一双“解放脚”,走起路来并不是很方便的,人又很矮小,两手伸展开端了那直径远超一米的铺满新茶的簸箕,她便踮着脚,身子吃力地朝后拗着。
过不了多少日子,新茶晒干了,留下一部分给家里,剩余的,都由奶奶背到街市上去卖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竟从未和奶奶到过街上。奶奶到街上卖过茶叶,卖过麻绳,大概还卖过些别的什么小零碎。可我一次都没跟她去过。她会在街市的哪个角落放下她的背篓呢?又会怎样招徕生意呢?我全然不知道。
黄昏里,奶奶回来了,背篓里多少会有些吃的,有时是几个橘子,有时是几根香蕉。
考上复旦那年,家里为我上学的费用东拼西凑,谁也没想过要和奶奶说说这事。一天下午,奶奶把我叫到跟前,翻开一层一层衣襟,翻出一个敝旧的装洗衣粉的塑料袋子,袋子用细麻绳绑缚得严严实实的。奶奶耐心地解开细麻绳,打开袋子,掏出叠得齐齐整整的一叠钱,有角票,有块票,还有两张百元大钞。奶奶把那两张百元大钞捏出来,递给我。
“奶奶钱不多,只能给你两百块。”
我怎么能要呢?我推脱着,说家里的钱够了。
“那不一样,这是奶奶的心意。你不要嫌少,奶奶卖茶叶和麻绳攒下的。你拿着!”
可是,我怎么能要呢?
终究,我没要奶奶的钱,奶奶脸上显出失落的神情来了,她仰起头,一双遮了厚厚阴翳的眼睛注视着我,我低垂了头,一再跟她说,家里的钱够用的,够用的。
十多年过去了,九十多岁的奶奶是再也不能上山摘茶了。
渐渐的,老家的朋友到上海来,会带些老家的茶叶给我,有红茶绿茶也有普洱茶。几个月前,我的小学启蒙老师一家到上海,背来大大小小十好几饼施甸产的茶;过后不久,另一位刚认识的老乡到上海来,送我几袋茶,说是我们当地的“里畿茶”,明朝邓子龙将军曾经喝过的;再是几天前,保山日报社的朋友寄来几饼普洱茶,是保山滇兰茶厂生产的,看那说明,“本品特选云南省优质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传统工艺压制而成,具有滋味纯厚、回甘生津、经久耐泡的特点……”把这一种一种茶叶排开来,一种一种喝过去,确实好喝,不是当年奶奶的“大叶子茶”可比拟的,可它们竟让我愈加思念起奶奶的“大叶子茶”来了。
奶奶没喝过我喝过的这些茶——我忽然意识到,奶奶似乎根本就是不喝茶的啊。而我呢,也再喝不到奶奶做的茶了。
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奶奶,大概全然忘记深山里那片茶园了吧?更不会记得,她曾经在那片茶园的其中一株茶树下的奇遇——
那是暮春时节,奶奶看见一株高大蓬勃的茶树,走近了去,摘那满树鲜嫩的芽儿。似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再听,又什么声息都没有。三五分钟后,忽然,茶树根下呼隆几声,窜出个东西来,咯咯几声,扑棱翅膀,逆着阳光飞远了。“是一只老野鸡啊,尾巴那么长——”奶奶朝我比划。讲述这些时,奶奶已经回到家里了,她没能带回野鸡,却带回了九颗蛋。浅蓝色的九颗,攥在手里,似乎可以感知到蛋壳里跳动着生命。我的失落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失落的是,没抓住那只野鸡;兴奋的是有这九颗蛋,不也等于有了野鸡么?吊诡的是,二十多年后,我竟然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是怎么处理那九颗蛋的了。是给炖了,还是交由家里的老母鸡孵了?我既想不起野鸡蛋的味道,也想不起孵出的小野鸡。
记忆在无可挽回地远离,正如故乡在无可挽回地远离。那储存于一片茶叶上的味觉依恋,竟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怎能不叫人嗟之叹之。
本文刊于2017年2月8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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